把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訪瞿林東教授[1]

  鄒兆辰

  一、師從白壽彝先生，走上研究中國史學史之路

  鄒兆辰問：大家知道，您今天能夠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是同當年白壽彝先生的引導分不開的。請問：當年是怎樣的機遇使您能夠師從白先生的呢？

  瞿林東答：這是由於我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所以才得到這個機遇。

  我1937年出生在安徽省肥東縣的農村。小時候在家幹過一點農活，也念了幾個月私塾。小學和中學時代是在南京度過的。和一般孩子不同，我是從四年級開始插班讀小學的。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學，在這裡度過了六年中學時代。從小學到中學我都酷愛文學，希望將來能夠當作家，從事文學創作。讀高中時教文學的老師也曾經這樣鼓勵我。但是到高中最後一年，我的歷史課成績比較突出，引起了老師注意。這樣，在填報高考志願時，我就把歷史專業寫在了第一志願。

  1959年9月，我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從這年開始歷史專業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這五年為後來我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打下了較好的基礎。由於我從小讀了一些古典小說，高中時又讀了各種古典文學作品，所以讀大學時就偏好中國古代史和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史是白壽彝先生開出的一門新課，他講課具有鮮明的理論色彩，所以對我很有吸引力。此外，我還選修了趙光賢先生的先秦史和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志》研讀。這幾位先生對我的教益是我終生難忘的。1963年10月，也就是在我大學五年級第一學期時，國家計委下達文件，鼓勵應屆本科畢業生報考研究生。我經過反覆考慮，最後決心報考白壽彝先生為導師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

  當時報考研究生要考六門課程，其中一門是語文，要回答語文知識問題和寫一篇作文。有兩道作文題，一道是《科學工作者為什麼必須重視語言修養》，還有一道是《展望我國的科學》，任選一題，後一道題可以結合報考的專業來寫。我選了《展望我國的科學》，並加上個副標題《談中國史學史專業的興起》。作文內容大意是說中國史學素來發達，而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則相對滯後；1961年以來關於史學史研究對象、任務等問題的討論，預示著中國史學史專業的興起，這對於我們研究、認識中國史學遺產有重要意義。後來白壽彝先生告訴我，我的這篇作文在本考區內獲得了高分。我把先生的話看成是對我的激勵，但是從那時起，我確實已經有了一個走上中國史學史研究道路的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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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從您開始跟白先生讀研究生至今已40年了，您還記得當年白先生指導您學習的情景嗎？此後您一直跟著白先生研究中國史學史嗎？

  答：從1964年9月開始讀研究生，至今確實40年了。我記得在白先生指導下，我第一門課程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批判繼承歷史遺產的理論」。這是在反覆研讀毛澤東同志有關論著的基礎上展開討論，個人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後寫出小結性論文。現在回想起來，這門課對我有很大幫助。首先，對於中國擁有優秀歷史文化遺產應有足夠認識，並且要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其次，要注意區分精華和糟粕，不能兼收並蓄；最後，理解了批判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對於當前的歷史運動具有重大意義。這三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40年來我始終恪守這些原則和信念，它們成為我的歷史觀點和治學準則的根據。

  這個時期，我還就《史記》《漢書》的評價標準問題進行了探索，著重思考兩部史著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我認為，應當把歷史觀的比較及評價與編纂學的比較及評價區別開來，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也不能相提並論。我這篇習作寫完後，送交白先生指正。白先生還沒來得及把文章發還給我，「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表，但是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在理論上有所收穫，所以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當白先生把文稿交還給我時，已經是20年後的事情了，我看著這十幾頁發黃的稿紙，回憶起當年的情景，尤其它能夠在白先生那裡被保留下來，真是感慨萬千。它是我在20世紀60年代跟白先生讀書的珍貴見證。

  1967年我研究生畢業，這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我被分配到內蒙古通遼師範學院（今內蒙古民族大學）工作，主要是擔任中國古代史的教學，一干就是13年。後來我曾經跟白先生「訴苦」說時間都被耽誤了，白先生卻不這麼認為。他認為研究中國史學史沒有相當的中國古代史基礎是不行的，並希望我還是把中國史學史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我遵照白先生的教導和期望，決心「重返」中國史學史研究，並從1978年開始陸續發表這方面的論文。

  1980年白先生創辦北師大史學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調回母校，在史學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白先生去世，我都是在白先生的直接指導下工作的。

  問：您跟白先生讀研究生，又多年在白先生指導下工作，肯定受到白先生很多教誨和影響。您能總結一下白先生對您的影響嗎？

  答：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但仔細想起來最重要的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在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方面，可以說影響最大。白先生非常重視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歷史，這是他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追求。在這個問題上白先生給了我極深刻的教育。他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首先要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同時我們也應該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新的理論創造。我覺得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很深刻的理解。這種理論上的堅定性和創新精神相結合，是對待理論指導的辯證態度，是理論上有生命力的表現。其次是重視發現新問題，說明新問題。白先生認為創新的學術才有生命力，對於讀書、治學、寫文章，他都強調發現、提出、說明新的問題。他從不固守已有的成果，一旦有了新認識，就用以補充甚至修訂過去的認識，他認為這也是發展。這種治學態度，總是催促著自己自我更新，不斷前進，永無止境。最後是重視文章表述的平實和精練。白先生不贊成刻意的煩瑣考證，認為選用最關鍵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贊成獵奇和對孤證的誇張，認為一般來說，還是要靠基本材料來說明問題。他主張寫文章要力戒浮詞，但也不贊成刻板的文風，提倡準確、凝練、明白的文風。

  總之，不論是治學還是做人，我從白先生那裡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難忘的。

  問：我們感到，您的治學風格確實受白先生影響很深，上述三個方面其實與您本人的主張也是十分一致的。您寫的《白壽彝史學的理論風格》一書，是不是對這些問題談得更深入？

  答：是的。白先生的史學在半個多世紀的積累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博學，會通，創新，有器識，深刻的歷史感和鮮明的時代感相結合。從1981年到1999年，我陸續寫了一些評介白先生的研究、著述和思想的文章，2000年先生辭世後又應報刊之約寫了幾篇文章，我把這些文章匯集起來輯為一書，2001年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這本書主要是想反映先生的治學軌跡、思想歷程和理論風格，也包括對公眾和後學的啟示；或許不能完全闡發先生學術旨趣的精義和學術領域的廣博，但可以給關心先生學術的讀者及研究者作個參考。

  問：您在這本書里對白壽彝先生史學的理論風格是如何說明的呢？

  答：我這本書里有篇文章，標題是《唯物史觀與史學創新》，原載2000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在文章中我是這樣表述的：白壽彝史學研究的理論風格，可以這樣概括：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則指導下，結合具體的研究領域或具體的研究對象，根據充分的和可靠的歷史資料，以辯證的和發展的視野綜合種種問題，提出新的認識和新的理論概括。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唯物史觀的詞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質，不脫離根本，在思想上又有廣闊的馳騁空間。唯物史觀的指導作用一定要同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結合，而豐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據，唯物史觀是作為分析這些根據的方法論。總之，就是要對唯物史觀有正確的理解和正確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