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瞿林東教授訪談錄

  探索史學的歷史、理論及其社會意義

  ——瞿林東教授訪談錄[1]

  史文薛義

  問：請您談談您的學生時代，您為什麼要選擇歷史學專業？

  答：1937年12月，我出生在安徽肥東巢湖之濱的農村。幼時因顛沛流離、家境貧寒，未能讀書。十歲時，在鄉村念了幾個月私塾，並學習寫大楷、小楷。這幾個月的私塾對我是很寶貴的，我開始接觸了書本，也感受到讀書是多麼重要。不久，我又輟學了。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年初，我離開家鄉到南京求學。在南京，我寄居在叔父家裡。因得到鄰居家一個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學生的熱心幫助，經過一個夏天的努力，這年秋天，我插班考入了白下區游府西街小學四年級，從而開始了我的正規的讀書生活。這時我已經13歲了。三年小學時期，我讀了不少小說，中國古典小說和蘇聯小說讀得最多，曾經夢想將來當一個作家。

  1953年9月，我考入南京市第一中學，並於1956年7月初中畢業時被保送進入本校高中，這樣，我在南京一中度過了六年中學時代。在中學，我依然酷愛文學，參加古典文學課外小組活動，希望將來從事文學工作。高中時的文學課老師朱希平老先生，講課很認真、很投入，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題：《孔雀東南飛》讀後。後來，他在我的作文上寫了這樣的批語：分析深刻，語言流暢，可另紙抄寫，向報刊投稿。我沒有膽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卻從中受到了很大的鼓勵，似乎將來自己真的可以去做一個文學工作者了。高中畢業前一年，同學們偏科的現象非常嚴重，文科的課程越來越不受重視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有兩次在歷史課的小測驗中得了「5」分，引起了老師和同學們的注意。於是在高三畢業填報高考志願時，我寫上了歷史專業，而把新聞專業反倒填到歷史專業的後面去了。

  本書首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1959年9月，我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從我們這一屆起，歷史專業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五年中除學習了必修的基礎課外，還學習了一些選修課課程。在基礎課中，我偏好中國古代史、中國史學史。在選修課中，我選了先秦史和《三國志》研讀。這對我後來的教學和治學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偏好中國古代史課程，這同我小學、初中階段讀了一些古典小說，高中時又讀了一些其他古典文學作品有關。中國史學史課程是白壽彝先生講授，這是一門新課程，白先生又講得有理論色彩，對我很有吸引力。趙光賢先生開設的先秦史、何茲全先生開設的《三國志》研讀兩門課，都同中國古代史相關聯，我自然不願意錯過學習的機會。在五年的本科學習中，我從許多老師那裡得到教益，有些教益可以說是終身相伴的。

  經過大學本科五年的學習，我已經不再想著去做一個文學工作者了，而是一心一意準備做一個史學工作者。1963年10月，國家計委下達文件鼓勵應屆大學畢業生報考研究生。我經過反覆考慮，報考了白壽彝先生為導師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那時報考研究生，要考六門課程。其中一門是作文，記得我的作文題目是《展望我國的科學——談中國史學史學科的興起》。主題是統一命題，副題是我自己貿然加上去的。這篇作文得了高分，白先生很高興。

  1964年9月，我開始了攻讀研究生的學習階段。在白先生的指導下，第一門課程是毛澤東關於批判繼承歷史遺產的理論。在反覆研讀的基礎上展開討論，然後寫出小結。這一門課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這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擁有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要有足夠的認識，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二是要注意區分精華和糟粕，不能兼收並蓄，更不能全盤否定；三是批判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對於當前的歷史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30多年來我始終恪守這些原則和信念，它們成為我的歷史觀點和治學準則的重要根據之一。這個時期，我還就《史記》和《漢書》的評價標準進行探索，撰寫了《史記》與《漢書》比較研究的方法論的文章，文中涉及歷史觀的比較及評價與編纂學的比較及評價。我把這篇習作送交白先生指正，旋即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表，但我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在理論上是有收穫的，因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從小學四年級到研究生畢業，我度過了17年的學生時代。我慶幸自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老師們的辛勤教誨給我鋪墊了走向未來的道路。

  1967年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內蒙古通遼師範學院（現為內蒙古民族大學），在那裡工作了13年。1980年，白先生創辦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第二年，我被調回母校，在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至今。

  問：20世紀80年代以來，您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有許多論著問世，受到史學界的關注，您能談談您的治學經歷和學術風格嗎？

  答：我真正著手研究中國史學史始於1977年，至今已有25個年頭了。回顧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史學史領域中所做的研究，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認識過程和發展階段。

  （1）從研究斷代史學入手，以取得一個研究上的立足點。

  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內容非常豐富的專史，需要接觸許多原始文獻，而一個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為了避免淺嘗輒止、游離無根的弊端，我經過大約一年時間的思考和準備，下決心把研究唐代史學作為我的研究工作的起點。我做出這種選擇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我對唐代歷史有濃厚的興趣；二是唐代史學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轉折，如設館修史、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的出現、典制體通史著作的問世、各種體裁通史著作的復興和創造、歷史筆記的興起等；三是以往關於唐代史學的研究成果甚少，許多地方還是有待填補的空白。當然，因以往的研究成果少，可資參考者不多，會給研究工作帶來不少困難，但這種困難比起那種希望能夠去開拓的激情，就是第二位的了。因此，當時我是抱著「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的決心，開始對唐代史學進行研究的。經過十年的積累，我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學論稿》一書。這部論集，反映了我在兩個方面的收穫。第一，對於唐代史家群體的思想、活動、成果，以及對於唐代許多歷史著作、史學評論的產生、內容、觀點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初步把握了其中發展的脈絡及其得失，以及它在承上啟下中的作用。第二，對於唐代歷史發展同唐代史學發展的相互關係形成了比較具體的、深刻的認識，如唐代的政治統一局面、唐代的門閥制度、唐代中後期的藩鎮割據等，如何影響到唐代史學的發展；又如唐初八史的修撰、關於封建的討論對於在思想觀念上維護國家統一所起的積極作用，《貞觀政要》《通典》等政治史、制度史的問世對於當時政治生活的積極影響，民族史和域外記載的增多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加深了人們對國家和世界的認識，而譜系之學的發展則延續著人們的門閥意識，影響著當時的社會風氣等。我認為，有了這兩個方面的收穫，才談得上對唐代史學有了初步的認識，才算得上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裡有了一個立足點，當然也是繼續前進的出發點。

  （2）著意於「通」的追求，以便對中國史學史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這是向研究工作的深度、廣度發展的前提。

  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專史，而對於專史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某一個斷代的認識上是遠遠不夠的。這是因為：不「通」，便不能縱觀全局，看清脈絡，揭示規律，從根本的意義上去認識中國史學史；不「通」，便不能對局部做出準確的認識、定位和恰當的評價，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甚至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誤區，此乃學術研究之大忌；不「通」，難以深入理論層面，而缺乏理論上的綜合，便難以揭示事物的內在本質；不「通」，也不符合中國史學之會通的傳統。基於這些認識，我是有幾分自覺而著意於「通」的追求和努力的。不論我事實上達到何種程度，以為這種追求和努力是必要的。

  在「通」的追求和努力方面，我時時感到力不從心。一是中國史書汗牛充棟，一生當中讀不了多少，這裡就有選擇上的難度。二是自己的功力不足，對不少歷史著作理解不深，難以揭示其要義。儘管如此，只要方向對頭就應堅持去做。1992年，我出版了《中國史學散論》，這也是一本論集，其時限上起先秦，下迄當代，其內容則有史學史方面的專論，也有從宏觀上對一些理論問題的闡述。這本書的出版，使我在兩個方面增強了信心：一是對有些理論的闡述（如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傳統史學的現代價值等）受到史學界不少朋友的關注，再就是「通」的追求和努力不斷提高自己對中國史學史的認識。在這種心情驅動下的攀登，雖然很艱苦，但總是很有興味的。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參與《中華文明史》的撰寫。1994年，十卷本的《中華文明史》出版，其中起於先秦、迄於清末的史學史各章，是我在「通」的追求方面的又一嘗試。在撰寫中，我力圖把史學同時代的關係和史學自身發展的特點結合起來，既反映出史學史發展的總的脈絡，又顯示出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獨特面貌。比如，我從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特點和史學特點中，概括出「史學的多途發展」；從明代社會特點和史學特點中，概括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等認識。這似乎多少有一點自得之學的意境，但如前所述，在我做這種努力的過程中，甚感自己的功力不足。我時時在想，對於中國史學史的「通」的追求，應當是終生努力的目標。學無止境，這是真理。

  （3）向理論方面提高，探索學科建設問題。

  中國古代史學有豐富的史籍、多樣的體裁、生動優美的表述，為世所公認。但是它有沒有理論呢？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困惑著人們。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次全國性的史學討論會上，不少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以描述見長，沒有理論。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提出了中國史學上的五次反思說。此說在《歷史教學》上發表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解放軍報》《文匯報》《新華文摘》等七八家報刊轉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在當時我卻拿不出充分的、有力的根據來證明中國古代史學確有自己的理論，我只能承認還有待於研究。這件事情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要十分關注理論問題。1992年，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首次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表較系統的認識。這篇論文的基本觀點和主要思路是：在文字被創造出來以前，人們就有了歷史意識；有了文字以後，人們的這種歷史意識通過歷史記載、歷史撰述保存下來。這一點過去人們都講到了。當歷史記載、歷史撰述有了一定的積累，人們便開始了對它們和它們的作者進行評論，於是形成了史學意識；這種史學意識的發展，啟發著人們對史學的改進、發展提出要求，這就是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史學意識、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啟發著史學批評的展開，而史學批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的問題的積累與深化，便促進了史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概括說來，就是這樣一個演變過程：歷史意識——史學意識——史學批評——史學理論。當然，這個演變過程不能脫離人們對客觀歷史的認識，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篇論文大致反映了我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認識；當然，這個認識只是粗線條的，它還有待於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並取得具體的表現形式。1994年，我出版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可以看作這種深化的一個階段和具體的表現形式之一。這是一本帶有探索性質的書，以前還沒有類似的著作。這本書涉及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一些主要範疇，如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直書、曲筆、史法、史意等，也涉及史學批評的標準、原則、方法，還涉及史學批評的主體把握和社會效果，以及史學批評對史學理論的發展，以至於對史學的發展所起的作用等問題。

  （4）注重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的結合，史學史研究與關注現實歷史運動的結合。

  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對這兩個結合是逐步認識和明確起來的。我認為，只有自覺地意識到這種結合的重要性，才可能通過長期的努力而獲得些許的積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最終應以此為歸宿。1998年4月，我的另一本論集《史學與史學評論》出版。此書以樸素的方式表明了作者對現實的歷史運動的關注，其中也包括對當前史學發展的關注。在這裡，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更能反映作者的旨趣和追求。學術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不應當局限於個人的範圍，它是同社會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基於這一認識，我把探索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神本質和對當前史學工作發表評論性意見，看得同樣重要，並孜孜不倦地去從事這些工作。展讀此書之時，我唯一感到慶幸的是，我所從事的研究沒有脫離社會，沒有脫離他人，而是同社會聯繫在一起，同他人聯繫在一起。

  上面說的這些，或許多少可以反映出我的治學歷程和學術風格吧。

  問：您能否對您的著作多做一點介紹？從這些著作的問世來看，您是否有一個長遠的計劃？

  答：剛才講到，我研究中國史學史，已有25年了。前10年是蹣跚而行，現在也還是在摸索之中。中國史學豐富厚重，博大精深，我所能認識到的，距離它的實際存在，還有很遠的路程。我的研究，只不過是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做一些拾遺補闕的工作。這20多年來，我的研究路徑是：首先致力於一個斷代史學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一方面朝著貫通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朝著理論的方向努力。因為史學史研究要以對歷史的認識為基礎，以縱通和橫通為不斷追求的目標，以具有理論性和現實感為最終的歸宿。我的幾本小書和一些文章，留下了這一路徑的軌跡，它們是：《唐代史學論稿》（1989年）、《中國史學散論》（1992年）、《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1994年）、《史學的沉思》（1994年）、《史學與史學評論》（1998年）、《史學志》（1998年）、《中國史學史綱》（1999年）。其中，《史學志》也可以說是上述兩個方面結合的心得。這些書，有的前面已經講到了，這裡再補充說幾句。

  《唐代史學論稿》是我的第一部論集，前面我已經講到了。從斷代史學史角度講，這部書是開創性的。有些海外學者對我說，最初就是通過這部書認識我的。

  《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是一部探索性的書，在我所寫的幾本書中是比較受歡迎的。如果說《唐代史學論稿》是作為對斷代史學史的研究的話，那麼，《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則是作為理論研究的一個嘗試。雖然這個研究僅僅是開始，但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這本書出版後，在史學界有較大的反響，許多報刊相繼發表評論，認為它開拓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領域，提出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一種新的模式和新的視角，對促進史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當代史學批評理論的建設，以及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建設，都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這是大家對我的鼓勵，我深深感到，在史學界同行中蘊藏著很大的理論熱情，以至於像我所做的這一點工作也受到這種熱情的關注。

  我的另一部著作《史學志》（《中華文化通志》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以中國傳統志書的形式來概括和反映中國史學的歷史、理論之諸多方面的成就的嘗試，其核心部分是「史」的演進與「論」的展開相結合，既有縱的梳理，又有橫的論述。這本書包含的內容是：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史官制度和修史機構、史書的內容和形式、歷史文獻整理和歷史研究方法、歷史觀念、史學理論、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優良的傳統。全書有史有論，史論結合。書中明確地提出了「歷史觀念」和「史學理論」兩大範疇，在理論上的特點顯得更突出一些。全書首敘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概述其產生與成「家」、發展與轉折、繁榮與嬗變、近代化趨勢與科學化道路之總的脈絡，上起先秦，下迄20世紀40年代。其後各部分內容即對中國史學之若干重要領域做歷史的與邏輯的論述：從史官、史家而及於修史機構，從史學成果的內容與形式而及於歷史文獻的利用與歷史研究的方法，進而及於歷史觀念的發展、史學理論的形成，最後以論述中國史學發展規律與優良傳統為底調。這本書在關於中國史學發展的總體及其階段性特徵方面，在關於歷史觀念與史學理論的發掘、清理和闡述方面，在中國史學的發展規律與優良傳統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見解，反映了這些年來我在中國史學研究方面的思考和積累所得。從一定的意義上講，它或許可以看作關於中國史學的一部通論。

  至於《中國史學史綱》一書，是為了闡述中國史學產生、發展的全過程及其階段性特徵和理論上的積累，並全面地說明中國史學的價值與作用。這本書和現在所見到的同類著作相比，試圖在以下這些方面提出我的見解，以表明它的特點。第一，在內容方面，力圖在闡述清楚中國史學發展之全貌的基礎上，適當突出這一發展過程中的理論成就，並儘可能兼顧到有關認識歷史的理論和有關認識史學的理論。第二，在分期方面，採用長期以來人們比較習慣並易於理解和接受的時段劃分，使更多的讀者在他所熟悉的歷史時段的框架中去認識該時段史學發展的面貌。第三，在歷史進程與史學發展方面，於橫向上力圖把握和揭示相關歷史時段的社會面貌對史學發展的影響，於縱向上力圖把握和揭示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史學自身萌生、發展的過程，及其在各相關歷史時段中所顯示出來的主要特點或發展趨勢，從而力圖歷史地和邏輯地來闡明中國史學的面貌。我希望這樣的思考與表述，能夠有助於我們在認識歷史發展中來認識史學的發展，進而體察它們之間所存在的辯證關係。這本書出版後，受到了同行們的廣泛關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中國史研究動態》先後發表評論文章，還有一些不同年齡階段的同行們給我寫來熱情鼓勵的信，這對於我來說，是教益，也是鞭策。這本書還被一些院校歷史系用作教材，這是對我的學術研究的檢驗，我更加感到肩頭責任的重大。

  從論文來看，如我寫的司馬遷如何總結秦漢之際歷史經驗這篇文章，迄今為止仍有參考價值。秦朝為什麼會滅亡？項羽為什麼會失敗？漢朝為什麼能建立？一直為後人所關注，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認識這些重要問題，都有賴於司馬遷的《史記》。如關於《隋書》史論、唐代譜學、吳兢與《貞觀政要》、杜佑與《通典》的研究，以及柳宗元的史學理論、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明代史學走向社會深層、近代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歷程、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史學的時代精神等文，都提出了比較重要的問題，多少有一點新意。還有幾篇談歷史智慧的文章，也受到了社會的關注。我所做的工作，還有一方面為社會所關注的，就是我寫的評論性文章。我曾說過，沒有評論，社會怎麼知道史學的存在和價值，評論是史學同社會溝通的重要橋樑，是推動史學社會功能發揮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們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說評論重要，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應該腳踏實地地去工作，為此我出版了《史學與史學評論》一書。史學評論是讓社會和公眾了解史學研究成果，並從中得到教益和啟發的重要途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身其中。

  總之，我的研究，是在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增添一磚一瓦。中國史學史學科大廈，要靠師友、同仁共同努力，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建設起來。中國歷來的學人對於「道」雖有廣泛的理解，但總的說，「道」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人的認識從「必然王國」通向「自由王國」的標誌。回顧自己研究中國史學史的經歷和感受，遠未達於「道」的境界。倘還有一點自知的話，那就是在學術研究中要有不斷進取的意識。我對於中國史學史，從斷代的研究走向嘗試著作貫通的研究，從當代史學理論的研究得到啟迪而回眸於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從對中國古代史學優良傳統的概括性說明進而對傳統史學的現代價值的深入思考等，都是受時代的啟迪，受當代歷史科學發展的啟迪。誠如章學誠所說：「學問以知人，知學先須知人。」我的這一自知，也只是自知之始；為了「知人」「知學」，「自知」也是要不斷提高、不斷深化的。

  接著上面的話題，我想說的是，一個人要在學術上做出一點成績，除了自身必備的素質外，不僅還要有一個長遠的計劃，而且要能夠面對客觀環境所提出的問題。我對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所做的研究及撰述就是如此。我之所以確定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方面的問題，在認識上是一個不斷積累和發展的過程。歸納起來，大致有這樣幾點認識。第一，中國古代史學批評著作如《史通》《文史通義》素有盛名，多為人們所稱引，因而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中國古代史家和學人關於史學評論方面的著作或言論，是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其真知灼見、發展歷程，並不是這兩部名著所能涵蓋的。古代的歷史撰述、史學論著、文集、筆記中，多有史學評論的閃光思想。這是一筆豐厚的史學遺產，只因為我們缺乏自覺的系統發掘、整理、闡述，故這一寶藏尚未充分顯露它的光華，這是需要我們努力去做的。第二，我在研讀古代歷史撰述、史學論著的過程中，獲得一個不斷明確起來的認識，即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除了社會的推動之外，史學批評所展開的對史學的反省，也是一個重要的動因。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中國古代史學評論或史學批評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全面地認識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第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歷史學界在史學理論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取得了不少成績。這方面研究的不斷深入，要求我們進一步從理論上去認識和總結中國古代史學，擷其理論成果，為豐富和發展當代史學理論提供借鑑，這是史學理論建設上的繼承與創新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年來，我逐漸認識到，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雖非全然是但卻往往是在史學批評中實現的，並取得了自己的表現形式。極而言之，不能脫離研究史學批評問題而探討中國古代史學理論。

  一言以蔽之，個人的設想和現實的啟迪是分不開的。這20多年來我的研究路徑也是如此。所謂長遠計劃，就是這樣一個設想和實踐的過程。

  問：您為什麼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這樣濃厚的興趣？中國史學史研究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在您的學術生涯中，誰對您的影響最大？

  答：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報考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時，還有一些盲目性的話，那麼這20多年來，我自身的經歷是和中國史學史密不可分的，它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間，選擇中國史學史研究作為我終生為之奮鬥的事業，這個信念我從來沒有動搖過，更沒有後悔過。這不單單是對白壽彝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事業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發掘、整理、繼承中國古代史學遺產的一種責任，旨在推動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進步，同時也是為了有益於當代中國社會歷史運動的發展與進步，這是史學工作者的時代感和使命感的體現。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得到過許多師友的幫助和提攜，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的導師白壽彝先生。從讀研究生開始，特別是1981年到史學研究所工作以來，我所受到的白先生的教誨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白先生非常重視以唯物史觀指導研究歷史，這是他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追求。在這個問題上，白先生給我極深刻的教育。他提出這樣一個論點：我們首先要堅持唯物史觀指導；同時，我們也應該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新的理論創造。我想，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很深刻的理解。這種理論上的堅定信念和創造精神相結合，是對待理論指導的辯證態度，是理論上有活力的表現。第二個方面，是重視發現新問題。白先生認為，創新的學術才有生命力。對於讀書、治學、寫文章，他都強調發現、提出、說明新的問題。因此，他從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見解，一旦有了新的認識，即以其補充甚至修正過去的認識，他認為這就是發展。不囿於前人的成見，固然不容易，不囿於自身的成見，就更不容易了。這種治學態度，總是催促著自己自我更新，不斷進步，永無止境。第三個方面，是重視文章表述的平實和精練。白先生不贊成煩瑣的考證，認為選用最關鍵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贊成獵奇和對於孤證的誇張，認為一般說來，還是要靠基本材料來說明問題。他主張力戒浮詞，同時也不贊成刻板，提倡準確、凝練、明白的文風。

  此外，還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即史學工作同社會的關係。白先生始終恪守這樣一個信念：史學工作者應當出其所學為社會服務，這是史學工作者的時代使命，也是史學工作者自覺地參與當前的歷史運動的重要途徑。他的這些話，表明了史學工作的社會價值，也表達了史學工作者的時代意識和歷史責任，至今仍言猶在耳，銘刻在心。

  總之，不論是治學還是做人，我從白壽彝先生那裡所得的教益是深刻的，難忘的。雖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夠，但我始終非常珍惜這些教益，並不斷地努力去做得更好一些。

  問：您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旨趣和準則是什麼？您能否談談您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方法？

  答：我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旨趣和準則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斷明確、不斷錘鍊起來的，可以做這樣的初步概括。一是旨在發掘、總結和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的豐厚優秀遺產，用以自覺地推動當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在保持史學發展連續性的前提下，繼承和創新，是莊嚴的歷史任務。二是力圖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史學遺產結合起來，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闡釋中國史學遺產，使其獲得新的生命力、新的表現形式，也就是取得民族的形式——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從而使其達到民族性和科學性的統一。三是堅持史學同社會的密切聯繫，即史學是社會歷史運動的產物，而又反作用於社會，影響歷史的發展。因為中國史學所蘊含的豐富的經驗與智慧，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有利於當前人們的歷史創造活動。具體地說，史學可以使今天的人們把自己的視野延伸到遙遠的過去，再從遙遠的過去來審視現實，進而投向未來，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極大地豐富起來，在自覺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時代感結合的基礎上，煥發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氣，在當前的歷史運動中發揮出更大的才能和創造精神。重複地說，史學所反映出來的改革進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識、憂患意識和重視歷史智慧等優良傳統，在現實的歷史運動中都具有活力。從史學的社會功能來看，這要求我們認識到史學對於了解歷史、觀察現實、解喻人生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史學中所蘊含的智慧和激情，是現實社會中的人們最基本的素養之一。

  中國史學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學術研究一樣，不能不講究研究方法。然而，說到研究方法，我覺得很慚愧，一是不懂得新穎的方法，二是不精於傳統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補拙、自強不息的信念罷了。當然，這些年來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我想，我所遵循和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辯證的方法、歷史主義的方法，以及比較的方法和考證的方法。這裡我想講講我的一些具體做法。

  第一，對於中國史學的認識一定要建立在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基礎之上。因為，首先，一定的時代產生一定的史學，對時代特點認識不清，就不可能準確地闡說這個時代的史學特點。其次，任何關於史學的評價，歸根到底都是以歷史評價為前提。因此，要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有所創穫，就應當在認識中國歷史上多用些工夫。我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約八九年中，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我曾以此向白壽彝先生「訴苦」，說是耽誤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白先生卻認為不僅沒有耽誤時間，而且對研究中國史學史大有益處。隨著歲月的推移，我才逐漸領悟到這話的含義和分量。這些年來，我雖然不再講授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但卻仍然十分關注中國古代史領域研究的新進展，使自己隨時補充新知，使中國史學史研究與之相適應。

  第二，以研究一個時期或一個朝代的史學為立足點，進而縱向或橫向深入發展，是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路徑之一。這是因為：中國史籍浩繁，任何個人都難以在短時間內展開全面的研究，勢必要有一個立足點，然後向外拓展。我們知道，對於一個時期或一個朝代的史學做深入的研究，大致可以獲得對史學之諸多重要問題的認識。以此為出發點，可收舉一反三之功。

  第三，對於一個時期或一個朝代的史學的研究，一個有效的方法是先做編年。做編年有兩個好處：一是了解大勢，二是發現問題。我在研究唐代史學之初，先讀了有關的八九十種文獻，做了十幾萬字的唐代史學編年。於是，大致了解了唐代史學發展的脈絡，同時發現了二三十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收穫之大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應當承認，這個方法很笨，但卻是扎紮實實的。近些年來，南開大學楊翼驤教授編著了《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現已出版了第一、二、三冊，足資參考，這是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大貢獻。

  第四，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專史，它同任何專史一樣，貴在通識。因此，對於任何時期之史學的研究，對於任何史家、史著的研究，一是要根據那個時期的歷史條件去評價，二是要置於中國史學發展總體中去評價，這樣才可能避免或減少片面與誇大，不至於在評價中否定前人、無視後人，產生這樣那樣的偏頗。中國史籍的浩繁，以致任何人都難以達到真正的「通識」。因此，「通識」只是相對的，但「通識」的意識和要求，卻不可沒有。踏上走向「通識」的道路沒有捷徑，多讀書、多思考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方法。

  第五，要關注當代史學的發展。關注當代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關心當代人的著作，重視研究現實問題。當代人要讀當代書，要研究現實問題，這好像是不成問題的事情。其實，也不盡然，我們有一些研究歷史的朋友，卻未必都對當代感興趣。這實際上就等於把自己封鎖在小樓里了，不能廣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治學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忽視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是難於在學術上有大作為的。關注當代史學的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營造良好的、健康的學術氛圍，重視史學評論工作。學術上的繁榮進步，要靠評論工作來促進。怎樣開展評論呢？最重要的是要實事求是。讚揚，但不捧場；批評，但不挑眼。要造成這樣一種學風：一部著作出版了，有人關心，有人過問。我們研究史學史的人，更要關心。這樣做，不僅有利於自己的提高，而且對作者和廣大讀者都有益處。可以肯定地說，正常的史學批評的開展，健康的學術氛圍的形成，是推動史學發展的動力之一，是史學工作者關注當代史學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史學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是史學工作的重要環節，把文章寫好是史學工作者的基本功。學術論文貴在平實，切忌華麗辭藻的堆砌和各種新式語彙的排比。對材料要分清主次，不能平擺。話不要說得太滿，要以商量的口吻，平等地進行交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太史公也強調「心知其意」。在實踐中要多一點悟性，有了較深刻的感悟，再去實踐，如此反覆，就會不斷提高。

  第七，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國史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為世界各國所僅見。中國古代史學遺產中有些已經落後了，沒有繼承的必要了，但優秀的遺產十分豐富，在當代仍然有活潑的生命力和現實價值。因此，當我們還沒有認識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要輕易地去否定古代史學。因為那樣做，不僅反映出自身的淺薄，而且無益於一般讀者。中國史學是中國歷史的記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神聖的。儘管它有缺點、有局限，但這並不會改變它的神聖性和固有的價值。

  問：從全局來說，您怎樣看待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趨勢？

  答：作為近代學科史之一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是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提出來的，30、40年代是草創時期，50年代顯得寥落，60年代初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階段，「文化大革命」10年陷於沉寂。80、90年代，中國史學史有了迅速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史學史研究迎來了它的春天，進入了它的建設時期。它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是研究步伐的加快。第二是研究隊伍的擴大，這兩點我就不細說了。第三是研究領域的拓展。從時限上看，中國史學上自古代、下至近現代以至於當代，都成為研究的對象。從內容上看，研究者大都力圖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關注史學發展的脈絡及其階段性的特點，關注史學思想的演變，關注史學與社會的關係；有通敘史學之整體發展趨勢者，也有著重論述某一斷代史學面貌者，有著重爬梳史學流派而分別予以評價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寫成專著者；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還有就少數民族的史學做專門研究者。從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看，有論文，有專著，有教材，有專題論集，有綜合論集，有史家評傳集，有史著評介集，有資料編年，有史家詞典，有史學史辭典，有史著解題等。所有這些，都反映出了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有了很大發展。第四是研究成果豐碩。自1980年至2000年以「史學史」名書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有20種左右；如果把多種表現形式的著作統計在內，其數量當有百餘種之多，而論文則在千篇以上。第五是突出了理論色彩。主要表現為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提出與探索的理論問題很多，大致圍繞著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範圍、中國古代史學的求真原則與致用目的的關係、中國近代史學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傳統史學在當代史學建設中的地位等重大問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並取得了可喜的進展。

  當然，在這樣一個良好的發展趨勢下，也存在不少問題。我看目前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至少還存在如下幾個問題。一是重複研究過多，創新意識不夠。二是個案研究、具體研究多，而關於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與發展的整體研究顯得不足。三是現實感比較淡薄，與現實社會的發展有些脫節。四是史學評論滯後，爭鳴、商榷文章很少。五是中國史學史還沒有資料翔實、內容豐富、結構恢廓的鴻篇巨製，這同浩如煙海的史學遺產很不相稱。

  至於中國史學史研究未來的走向，現在也只能作一個大概的估量。我認為在21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在繼承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呈現出這樣的發展前景。

  一是繼續開拓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諸如加強對斷代史學史及少數民族史學史的研究，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翔實的、有分量的斷代史學史專著，這主要源於我們對史學認識不夠深刻。而少數民族史學史研究則更為薄弱，這是因為研究史學史的不懂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而懂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卻對史學史很陌生。應當看到，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間。

  二是加強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及其理論的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主要講的是史書的體裁、體例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史書之外部形式和內部結構。在這方面中國傳統史學有豐富的遺產，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對我們認識中國史學史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還有對史注、史表的研究也很缺乏，史注、史表不僅是反映了對歷史的一種認識，而且也是文化傳承的一種媒介和積累，但是我們還沒有從史學史的角度進行整理和研究。

  三是深入研究理論，即對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研究。歷史理論研究應該向著歷史哲學方面發展，這對推進中國史學史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研究歷史理論，應該首先從研究中國歷史理論入手。研究中國歷史理論，就要弄清在中國史學史上有哪些範疇？如司馬遷《史記》中所講的「勢」「天人」「古今」「物盛而衰」，以及後來人們所講的「理」與「道」，再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還有「天時、地利、人和」等，這些概念是否可以作為穩定的範疇提出來，至今還是若明若暗。除了範疇之外，還有一些重大問題，如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人口狀況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民族融合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等，都還有待於從史學史上做更加深入的探討。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研究也是很不夠的，同樣都有很大的研究餘地。總的說來，從理論的層面上看，我們同當代西方史學比較起來，有明顯的不足和差距，無法與人家在同一水平上進行對話。這種情況應當有所改變。

  四是中外史學進一步加強聯繫，特別要加強比較研究。雖然經濟全球化並不會導致文化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必然會加強文化之間的聯繫和交流，加強比較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五是加強史學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研究的結合、中國史學研究與外國史學研究的結合。史學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研究的結合，是把史學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也使史學理論研究有更深厚的根基。中國史學研究與外國史學研究的結合，是為了讓外國同行更全面地了解和認識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成就，同時也使我們從外國史學中獲得啟迪，以推動中國歷史學的發展。

  問：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史學有什麼用？」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答：這個問題問得好。從孔子、孟子、司馬遷以來，2000多年了，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和認識有許多討論，我認為可以就這個問題寫一本專書。史學的作用有豐富的內涵，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史學同社會的結合，同人生的結合，同國家與民族命運的結合。史學究竟有什麼用？這是許多人包括一些史學工作者甚感困惑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那不僅是「史學危機」，恐怕更是民族的悲哀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外國史學著作的大量引進，人們可以讀到關於這個問題的種種解釋，同時，也伴隨著產生了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種種誤解，有些誤解至今仍然存在。比如，有人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是「資治」史學、「勸誡」史學，因而在今天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地方。中國古代史學確有資治、勸誡的功能，但它的功能絕不止於此，它在今天也還有現實的價值。1991年，我發表了《傳統史學的現代價值》一文，從進取精神、凝聚意識、歷史智慧三個方面，論述了傳統史學中的優秀部分在當代的現實意義，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1994年，我出版了《歷史·現實·人生——史學的沉思》一本小書，這是專門論述史學社會功用的著作。這本書依據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試圖通過深入淺出的敘述和闡釋，說明史學在人們思想歷程的發展上所占有的位置，說明史學同社會、文化、人生的關係，從而說明史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現實、人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對於促進社會進步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它首先論述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深刻歷史意識的偉大的民族，以及人們的歷史意識的發展同人們社會實踐的關係。其次論述了史學與認識歷史、史學與社會進步、史學與文化發展、史學與人生修養、史學與歷史教育等問題。這書在理論上的特點是：強調人們的歷史活動是人們的歷史意識產生的前提，而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則是史學的社會作用得以發揮出來的前提，人們重視歷史則不能不重視史學，其理固無疑義。這本小書在幫助人們對歷史科學與現實歷史運動之關係的認識方面，提供了理論上和歷史上的較有系統的說明，從而有助於提高人們對歷史科學與社會實踐之密切關係的認識和理解，進而對史學的社會功能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一定的社會條件創造了一定的史學。但是，史學對於社會的反映不是被動的，而是能動的。這就是說，史學既是一定的社會歷史的反映，但它同時又作用於一定的社會歷史，這就是史學的社會作用。史學的社會作用，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第一，通過史學認識歷史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徑。只有當人們真正認識了歷史，才可能繼承各種優秀的歷史遺產，為現實的歷史運動提供借鑑、經驗、智慧，開闢和創造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通過史學去認識歷史，確乎是史學的社會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第二，史學與社會進步的關係。史學與社會進步的關係在政治、文化、教育三個方面反映的最為突出，也最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決策、歷史經驗、憂患意識同史學的關係最為密切。史學家對歷史的正確認識是當政者進行政治決策的重要的歷史和理論依據。歷史上的治亂興衰、得失成敗之故，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而史學上深沉的憂患意識對社會各階層人們的思想影響，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之一。第三，史學與文化發展的關係。史學是文化的一個方面，史學的發展不僅需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也需要有相應的文化條件。但是，史學因其自身的特點，也對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的作用。史學的每一個進步，都為文化的發展增添了新的成果和積累。史學是推動大眾文化發展的重要形式。民族文化的發展在中華文化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學以其獨特的形式推動著民族文化的發展。如史書對於多民族歷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歷代正史的重要內容之一，從而對於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史書對於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的過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會、發展的過程，而史學則在這個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任務。第四，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中國先民從很早的時候起，就重視通過學習歷史來提高自己的德行、見識。「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當是對於這一傳統的總結，並以此為基礎，以修身、治世、明道為目標，以有益於社會實踐、歷史進步為歸宿。第五，史學與歷史教育的關係。優秀的史學遺產，使歷史教育可以充分發揮它的特點和優點。一是由於歷史著作的覆蓋空間恢廓，可以使歷史教育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使社會公眾都能受到這方面的教育和薰陶。二是由於歷史著作的內容、形式、層次之結合的多姿多彩，可以使歷史教育具有突出的適應性，使社會各階層人物都能從與之相適應的歷史著作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和教益。三是由於歷史著作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蘊和眾多傑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經驗和智慧，使歷史教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我想用劉知幾的一句話來概括這個問題，這就是：「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今天看來，其言誠可信矣。

  問：您今後有什麼研究計劃？您對青年史學工作者有什麼希望？

  答：在今後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我將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學理論遺產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遺產研究。前者旨在說明中國古代的人們對史學如何認識，這和今天史學理論建設有關，因為這可以從古代史學遺產中得到啟發，豐富和深化我們的研究。後者則著眼於中國古代的人們對歷史怎樣認識，這和歷史理論建設有關。這兩件工作完成之後，下一步做些什麼，還要視當時情況來決定。

  我認為中國歷史學的發展（當然也包括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希望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青年史學工作者在新的世紀裡，在這樣一個難得的歷史時代，如何提高自己的學養，更好地發展自己，更好地為社會服務？我想到幾點建議。

  第一，研究方向要明確。堅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方向，並且能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應當是明智的選擇。我想，如果不堅持這一點，中國學者在國際史壇上要有自己的地位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要有明確的目標和可行的計劃。目標，是研究領域和成果設想；計劃，是實現目標的步驟，也是學術積累的過程。有計劃的學術積累對於學術成長非常重要。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始終需要有一個計劃，在這個計劃範圍內做不懈的努力。這是因為中國史學史研究不僅需要讀許多書，而且要懂歷史，還需要有理論修養，除了奮發上進以外，還要有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這也可以看作自我鞭策的手段之一。

  第三，要明確史學史是研究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而史學的發展過程是和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始終不應該忘記緊緊把握史學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克服所謂「純學術」的傾向。我們只有明確地認清這個問題，才能有一種社會責任感，才能自覺地以專業知識去影響社會，參與社會實踐，促進社會進步。

  第四，不要趕時髦，更不要媚俗。應該敢講一點不同的意見，有獨立的見解和創新的精神，同時又能虛心地看待自己、看待他人。惟其如此，才能有利於自己在學術上的健康發展，才能在學術上做出無愧於歷史和時代的貢獻。

  近幾年，人們都在講學風，這很必要。上面說的這幾條，都是關乎學風建設的問題。我不憚其煩地說這些，就是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最後，我想說的是：歷史在繼續，史學在繼續，史學工作者的神聖使命和崇高追求與歷史同在，與史學同在。我謹以此和青年史學工作者共勉。

  [1] 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