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特點和發展大勢

  前面講歷史理論，這裡來講史學理論。

  首先，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特點，我想強調一點，它是和中國史學批評密切聯繫的，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是在史學批評的過程中不斷形成起來、發展起來、成熟起來的。我曾經沒有把握地跟研究文藝理論、文藝批評的朋友交換意見。我問他們，從文學史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有沒有直接的聯繫？我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就增加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我們討論中國古代的史學理論問題，一定要關注史學批評。

  

  什麼是史學批評呢？就是史學評論，就是人們對史學家、歷史著作、史學現象、歷史學的社會價值和功能以及史書編撰等一系列問題提出的認識和討論。比如，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也」，這就是史學批評，是評論史家。《左傳》評論《春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是對《春秋》這部史書的特點進行概括和評論。班氏父子評論《史記》以後，史學批評就更多了。在這些評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梳理出其中的理論性認識，所以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史學批評當中形成、發展、升華起來的。

  其次，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大勢。

  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我認為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它的產生時期，即先秦、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從史學意識發展到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這個概念是我提出來的。史學意識怎麼理解呢？比如，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時代變了，歷史著作也發生了變化。孟子指出了史著的產生是同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相聯繫的，這就是一種史學意識。孟子還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指出了《春秋》的社會功用。到司馬談和司馬遷的時候，就不只這樣了。他們說，從周公到孔子五百年，從孔子到現在又有五百年了，其間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湧現了很多明主賢君，作為太史令，有責任把它記述下來，司馬遷後來和壺遂有一段對話。壺遂說，你怎麼可以和孔子相比呢？司馬遷謙虛地回答說，我怎麼敢比肩孔子呢？我只是效仿孔子，整齊故事而已。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品讀《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就可以看出來，司馬遷的本意就是要「繼《春秋》」。這種「繼《春秋》」的旨趣，就是一種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它以發展史學為目的，而不像孟子那樣只是就具體的事情來討論。到了班固父子，他們也要發展司馬遷的史學，雖然有些地方不如司馬遷，可是這種史學發展的意識值得肯定。所以，司馬遷奠定的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是這一時期史學理論發展的一個標誌。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形成時期，即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提出系統的史學批評理論，代表性人物和標誌性著作就是唐朝的劉知幾和他的《史通》。《史通》全書五十二篇，傳世四十九篇，佚失三篇，基本保持了原來的面貌。《史通》是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它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了總結性的批評，改變了單就史學的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批評的局面。這部書很重要，學習歷史專業的同學，都應該好好讀一讀《史通》。讀文學專業的同學，如果不讀《文心雕龍》，那是一大遺憾。《史通》在歷史學領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研究史學的人要把《史通》置於座右。老一輩史學家如侯外廬、翦伯贊、白壽彝、楊翼驤等都寫過關於《史通》的長篇文章。20世紀80年代，我讀《史通》時做了一個筆記，叫《史通瑕疵》，意在指出《史通》中存在的問題，我本來想每篇寫一個札記，後來因為其他工作沒有做完，只寫了十幾篇。其中有幾篇經白壽彝先生審閱後，發表在《史學史研究》上。我曾要求我的兩個碩士生編一本《史通詞典》，但這個詞典後來沒有印出來，草稿還在。

  第三個階段就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時期，即五代宋元時期。兩宋時期學人理論思維發達，所以它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在史學思想領域裡的成就也高。這和理學的興起有密切關係，同時也和史學自身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也有很多，我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就是撰述《新唐書糾謬》的吳縝。《新唐書糾謬》專挑《新唐書》的毛病，他還寫過一本《五代史纂誤》。吳縝為什麼寫這兩部書呢？有人說，當初歐陽修組織編修《新唐書》的時候，吳縝曾毛遂自薦，卻被歐陽修拒絕了，吳縝心裡有怨氣。過了若干年，吳縝變得更加有學問，也做了官，這時《新唐書》修成了，於是吳縝就專門挑《新唐書》的謬誤。《新唐書糾謬》將他認為的《新唐書》謬誤之處分為二十類，每類都舉了一些例證，那是很紮實的一部書啊！後人對這部書評價不一，著名學者錢大昕批評吳縝的人品不好，說他因為當初沒能參加修纂《新唐書》就專挑別人的毛病，器量狹窄。另一名家章學誠則不然，他說吳縝很不錯，能夠這樣嚴謹、這樣有勇氣地批評一個名家的著作，值得肯定。錢大昕、章學誠都是乾嘉時期的重要史學家，兩個人對吳縝的評價差別這麼大，值得深思。吳縝在《新唐書糾謬·序》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史學批評見解，這個見解雖然文字不多，但在某種意義上比劉知幾所論「史才三長」又進了一步。他說，撰寫歷史著作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事實。撰述歷史必須要尊重事實。他對事實有一個定義：「有是事而如是書，方為事實。」大意是說，有這個事情就按照這個事情的本來面目寫下來，這才叫事實。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界曾討論什麼是歷史事實，這個討論是從外國人那裡來的，不是從吳縝那裡來的。如果我們沿著吳縝這條路來討論，探討吳縝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說的不夠，再借鑑外國人的某些看法，對這一問題加以豐富，這種做法就比較好，這是題外話。第二是褒貶。褒貶就是評價，對所記載事實的評價。褒貶這個術語在中國古代一直沿用了下來，成為史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範疇。第三是文采。歷史撰述必須要有文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2]，孔子、孟子都強調這一點。吳縝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對三者關係的認識。他說，如果有事實而無褒貶、無文采，「猶不失為史之義」，說明雖然缺少褒貶，文采又比較差，但畢竟還是在撰述歷史。如果說事實寫得不對，又憑空褒貶，雖然文采很好，也是違背歷史撰述之義。我們全面地來看吳縝的這幾句話，可以得到很大啟發，因為這幾句話到今天還適用。歷史撰述首先要尊重事實，然後是對歷史的深刻見解和評論，再加上很好的文采，就是一部很好的歷史書。如果達不到這個要求，你首先要把事實寫出來，否則就不能成為一個史學家。所以，吳縝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很值得我們繼續探討。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南宋的高似孫，他的著作有《史略》和《子略》。我們說史學批評現象早已有之，但是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出現比較晚，《史略》具有鮮明的、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值得重視。如其卷一有「諸儒史議」，列舉前人對《史記》的評論。卷二簡述前人對《漢書》以至《五代史》的評論等，都反映出這種意識。南宋還有一部私家目錄書，就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在這部目錄書里首次出現了「史評」這個分類。史評就是史學評論，這個分類很重要。《史略》具有自覺的史學批評意識，《郡齋讀書志》出現了「史評」的分類，說明這個時期的史學批評達到一個新的境界。這裡，我希望大家分清兩個概念，一個是史論，一個是史評。史論是評論歷史，史評是評論史學。我的根據就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史評》。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概念與歷史理論、史學理論的概念對應起來，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因為宋人在這方面的理論成果很多，所以我們說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發展時期。

  第四個階段就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終結時期，即明清時期。終結時期的特點是什麼呢？概括說來，就是批判、總結和嬗變。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很多，晚明的王世貞是其中一位。已故的顧誠教授曾寫過名為《王世貞的史學》的文章，南開大學孫衛國教授也寫過一本專著叫《王世貞的史學》。王世貞在史學理論方面的見解很多，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他對國史、家史、野史這三個類型的史書進行了辯證的評價。他說，國史的優點在於所掌握的資料比較全面、比較豐富，在史料保存上值得重視，但由於它代表朝廷的意志，所以那些史官在歷史評價上就有可能偏頗妄為，失之於「人恣而蔽真」。家史的缺點是記載家族歷史時對祖輩業績有所誇大虛美，失之於「人諛而溢真」，但其所記載的先人職位、獎賞等比較確實，值得參考。野史的好處是不受朝廷的約束，在史學評論思想上比較放得開，但它的缺點是作者掌握的資料有限，他可能根據有限的資料來下結論，失之於「人臆而失真」。王世貞對國史、家史、野史的是非得失，說得一清二楚，他的見解到現在還值得我們借鑑。這一時期史學理論發展的一個趨勢就是總結和嬗變。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的史學是帶有總結性的，特別是對正史撰述的得失進行了總結，顧炎武和他的《日知錄》對以往史學也有很多總結性的評論。那麼，史學理論的變化反映在什麼地方呢？主要反映在章學誠和他的《文史通義》。章學誠擅長思辨的思維形式，這種思考問題、闡述問題的方式與西方學者類似，而且他還提出了一些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看法，或者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比如，「六經皆史」，這個說法雖然不始於章學誠，但他非常明確地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這樣就把史學的範圍拓寬了，使人們用一種平常的心態去判斷六經，而不再把六經看作高不可攀的聖物。《文史通義·原道》反映了章學誠在歷史理論方面的基本見解，其中對天人關係、古今關係特別是天人關係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已經和近代以來的思想很接近了。再有，龔自珍關於史學的一些見解，也值得重視，而他正是站在近代門檻上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