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和發展大勢

  第二個問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和發展大勢，注意這裡講的是歷史理論。中國古代史學中的歷史理論，其主要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多種存在形式。它主要有哪幾種形式呢？

  第一種存在形式是論贊。許多歷史著作在卷末或篇尾都有後論，比如，《史記》後面有「太史公曰」，《漢書》後面有「史臣曰」，《資治通鑑》在適當的地方有「臣光曰」。這個形式，往前可追溯至《左傳》的「君子曰」，「君子曰」可能就是最早的史論形式。這些在史著篇後或篇中的「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臣光曰」等，就是史官和史家發表的意見。這些意見中，有的只是一個具體評論，有的就帶有理論的性質。

  第二種存在形式就是史論專篇、專文。賈誼的《過秦論》，就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史論。它不僅僅講了秦朝為什麼滅亡、漢朝為什麼興起，還講到歷史發展的形勢和變化，講「攻守異勢」，賈誼總結得非常深刻。還有一篇著名的史論，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分析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也就是分封制與郡縣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秦朝就有辯論，秦以後還不斷有所爭論。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封建制是周代宗法制度下的要求，秦朝統一後，歷史形勢發生了變化，實行郡縣制才是進步的。他以漢唐為例，指出漢代發動叛亂的勢力，主要就是封國。而唐代的藩鎮實際上相當於封國，結果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所以他說，有叛國而無叛郡。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史論。這種專篇形式的史論代有其人，有豐富的積累。這些史論都涉及歷史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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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存在形式就是史論專書。比如，唐初虞世南寫的《帝王略論》，「略」是「事略」，簡述每個帝王的事跡，然後就是評論。評論使用「公子曰」和「先生曰」問對的形式。據我考訂，這個「公子」就是李世民，當時他是秦王。公子提出問題，虞世南作為先生進行回答。全書都是在評論唐以前的歷代君主，還採用了比較的方法，所以比較的方法在中國史學上很早就用了。再如，宋人范祖禹寫的《唐鑒》也是很著名的一本史論。范祖禹在世時就被人稱為「唐鑒公」，主要是因為他的《唐鑒》有廣泛的影響。同時代還有孫甫的《唐史論斷》。此書本來是《唐春秋》裡面的「論」，《唐春秋》所記唐史的原文已經丟失了，但是「論」保留了下來，這說明它的「論」很重要。朱熹很重視這兩本書，他曾經評論說，范祖禹《唐鑒》的史論比較好懂，但沒有孫甫《唐史論斷》的史論那樣深刻。以專書形式存在的史論，最有名的是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我認為，《讀通鑑論》實際上評論了王夫之以前甚至包括他所在明朝的全部歷史，並不限於《資治通鑑》所記史事的範圍。最近，我讓一個博士生以《讀通鑑論》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我說，雖然這是一部書，但是很難做，為什麼呢？因為王夫之評論了他那個時代以前的全部中國歷史，要研究這部書就必須了解整個中國歷史。如果把這本書讀通、讀透，那麼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理論問題會有很大的進展。我曾經設想，《讀通鑑論》大約有九百條，如果有心人能把這九百條按照問題加以分類，分成十二類、二十類，每一類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對中國古代的歷史理論有更加明確的認識了。

  20世紀80年代，曾經有人用西方近代的歷史著作去評論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說西方歷史理論這麼發達，中國古代哪兒有啊？這樣比較是不對的，怎麼能用西方近代的思想和著作去要求、衡量中國古代的思想和著作呢？我曾經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歷史地看待歷史》，批評這種非歷史主義的觀點，我們討論問題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去加以討論，這才是合理的方法，否則怎麼能討論呢？

  第二個特點，是史家對於有關歷史問題探討的連續性。

  這是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一個重要表現。比如，自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歷代史家一直都在深入地探討天人關係和古今關係的問題。中國古代的君主論也是歷代史家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們都知道義大利歷史學家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是世界名著，那麼中國古代有這麼多君主和關於君主的豐富認識，中國學者是不是也應該探討一下中國的君主論呢？其實，關於君主和為君之道，從先秦就開始討論了。唐太宗寫過《帝范》，就是回答一個帝王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虞世南的《帝王略論》就是一本關於帝王論的專書。直到明末清初，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對君主專制進行批判，中國古代的帝王論可以說達到了高峰。中國古代有很多關於這一問題的言論和理論思考，如果我們能把中國古代帝王的作為、言論、思想，及其在歷史上的功過得失進行分類，加以提煉，結合前人的評論，寫成中國古代的帝王論，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是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能夠對今天有所借鑑。但是，中國史學界太熱衷於寫帝王傳記，對於帝王的理論研究非常不夠，結果出了不少帝王傳記，卻很少有人寫帝王論，這是一個遺憾。

  對那些重要的歷史問題進行連續性的探索，是因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沒有中斷，所以史家有可能連續地探討這些問題。經過不斷的探討，中國史學的內容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

  第三個特點，是「未嘗離事而言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把事實和理論間接結合在一起。這是中華文化的特點，也是中國史學的特點。我們不能說西方學者的那種思辨式理論是理論，中國史家把理論和事實放在一起來討論就不是理論。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文字表述的特點是不一樣的，不能說人家那個是理論，我們這個就不是理論。所以章學誠總結出的這一個特點非常重要，在某種意義上，不離開事實而講道理，人們更容易理解，更切合實際。西方史學理論的優點是思辨的能力很強，這種思辨可以讓人們的思想變得很深刻。那麼，中國史學理論的優點是和社會、和歷史、和事實、和具體的事物相結合，更容易被人們所理解、所接受。這就是費孝通先生說的「美人之美，美己之美」，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應該很好地總結中國的史學遺產，看看這些遺產里到底有什麼寶貴的東西。

  下面我概括地講一講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發展大勢。按我的膚淺認識，從先秦到1840年前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它產生和形成時期，即先秦、秦漢時期。

  這個時期歷史理論發展的標誌性成果和代表性人物，就是司馬遷和他的《史記》。當然，它產生始於先秦，《左傳》《國語》《戰國策》和諸子書，都涉及歷史理論問題。《韓非子·五蠹》里還談到「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當今之世」的社會發展階段的狀況，這近乎歷史分期的思想。屈原的《天問》，受到中國文學史的重視，其實它和歷史上的問題非常密切，屈原所提出的問題太多了，其中就包括歷史是怎麼產生的，國家是怎麼產生的等問題。這些都是歷史理論產生時期所提出的一些問題。

  到了司馬遷的時代，司馬遷和他的《史記》標誌著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首先，司馬遷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撰述要求。「天人之際」講的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古今之變」是要探討社會歷史未來的方向，司馬遷最後用《史記》的「一家之言」回答了這兩個問題。《史記》第一次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很了不起。本紀主要記載歷代帝王，從傳說中的黃帝寫起，一直到漢武帝。世家和列傳記載的是各階層的代表人物。通觀《史記》，表明歷史就是人的活動。司馬遷寫七十列傳時有這麼兩句話：「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這是他的撰述宗旨。「扶義倜儻」是說扶持正義而又風流瀟灑。「不令己失時」是說不讓自己錯失歷史的機遇。歷史在選擇人，人也在選擇歷史機會，我們常說，機會是給那些有準備的人。然後，「立功名於天下」，這是多大的氣魄！中國史學在公元前就有這樣的著作，中國史家在公元前就有這樣的言論。司馬遷還在很多地方談到了一些理論問題。比如，他說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為了利益而忙碌，這不是下詔書和發號施令就能夠做到的，這是自然之驗。在這裡，司馬遷已經隱隱約約地有了「歷史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的思想萌芽，當然我們不能把這個觀點直接加給司馬遷。但一些古代思想家、史學家有這樣天才的猜想，有這種萌芽的認識，是完全可能的。司馬遷觀察歷史的方法是見盛觀衰。見盛觀衰就是一種辯證思想，認為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發生變化。司馬遷在理論上的成就，使他成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形成時期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個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和興盛時期，即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這個時期的代表性人物，是唐代的柳宗元和杜佑。柳宗元是一個文學家和思想家，多年來很少有人研究他和史學的關係。20世紀90年代，我寫了一篇文章，曾經想要標新立異，題目就叫《作為史學家的柳宗元》。後來我一想，還是平實一點為好，於是改題為《柳宗元史論的歷史價值》，發表在《歷史研究》1992年第5期。柳宗元的史論，包括《封建論》《天誥》《貞符》《非國語》等，還有《天對》，以回答1000年前屈原提出的《天問》。可見，不經過1000年的歷史發展，人們的認識得不到極大地提高，是寫不出《天對》的。它的形式是屈原「問」一句，柳宗元「對」一句。在這個問對中就有許多精闢的論斷，也包含著一些天才的猜想，其中也包括國家的起源問題。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思想。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柳河東集》。再一個代表人物就是杜佑，他的代表性著作是《通典》二百卷。杜佑的史論，把中國古代歷史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其重要表現就是對社會結構、國家職能、經濟與政治地位、夷夏之辨和民族關係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認識。《通典》分為九門，第一次把食貨放在九門之首。《食貨》就是經濟，將經濟置於各門之首，繼承了管子以來的「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思想，這是了不起的。他對地理環境和民族發展的關係提出了一個論點：「古之中華，猶如今之夷狄。」意思就是說，古代中華和夷狄一樣，那麼為什麼中華進步了，夷狄沒有進步呢？因為夷狄都處在邊遠地區，地理條件不好，所以就難以產生聖人。沒有聖人，就沒有人來進行改革，他們的卑風陋俗就一直維繫到今天。而中華處在中原地區，自然條件好，文化水平發展高，不斷出現聖人，不斷進行改革，所以就發展起來了、進步了。他說不應當對夷狄那麼蔑視，他的這些思想就顯得尤其可貴，在當時達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當然，這一時期還有許多這樣的著作，比如，《隋書》的史論、《後漢書》的史論等，都有很多深刻的理論見解。

  第三個階段是繁榮和嬗變時期，即五代到明清時期。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非常多，比如，司馬光、范祖禹、鄭樵、馬端臨、李贄、王夫之等。我只能舉三四個人為例簡略地說一下。在司馬遷之後，鄭樵發揮了「通古今之變」的概念，提出了「會通」的概念。會通首先要求通，既包括橫通，又包括縱通。集中反映鄭樵會通思想的是《通志·二十略》，從「通古今之變」發展到「會通」思想是一個新的飛躍。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到鄭樵由于堅持會通思想而把斷代為史貶低了，他說班固的《漢書》斷代為史，簡直是一個罪人，這個看法是不對的。中國歷史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王朝的更迭，斷代為史符合中國歷史的特點，不能因為強調會通，就否定斷代為史。作為第一部斷代皇朝史，《漢書》的成就是非常高的。再就是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也提出一個見解，認為歷史發展有相因之處。比如，歷代典章制度是相因的，前後有繼承關係。漢承秦制，唐制也有很多承自隋制，而隋朝很多制度又來自北周。這個說法是大致成立的。他還說「治亂盛衰不相因者也」，一個朝代的興亡和另一個朝代的興亡是不一樣的。因為每個朝代興亡的具體原因是不一樣的。比如，劉邦擊敗項羽建立西漢王朝，劉秀擊敗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軍建立東漢王朝。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其中的原因和具體方式都不一樣。所以，馬端臨說「治亂興衰不相因者也」。但是從唯物史觀來看，治亂興衰在「不相因」當中，有它的規律性。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是歷代王朝的治亂盛衰有何規律可循，不相因在什麼地方，相因在什麼地方，我們到底能從中總結出什麼？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作為這個時期的代表性人物和標誌性著作，還有王夫之及其《讀通鑑論》和黃宗羲及其《明夷待訪錄》。《讀通鑑論》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總結性成果，其四篇敘論更是點晴之筆。《明夷待訪錄》以犀利的筆鋒批判君主專制主義，開早期啟蒙思想之先聲，顯示出「嬗變」的性質和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