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四個問題，學習史學名著，提高治身治世的自覺能力。這個問題要進一步說明，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主要的關結或者主要的落腳點在什麼地方。這裡說的是要提高治身治世的能力，治身就是自我修養，治世是參與社會活動，要說得高一點，就是參與社會管理，參與治國安邦，提高這方面的自覺認識和能力。

  古代史學家反覆闡述，以各種各樣的道理來說明，史學對於人生修養，雖然表現各不相同，但是我們可以概括成治身治世兩個方面。這並不是我提出來的，這是王夫之提出來的。明清之際大史學家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裡面提到這個問題，他在解釋《資治通鑑》這部書的書名的時候，做了這樣一個非常概括的解釋，「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5]，充分發揮它的作用而沒有窮盡，鑒之也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只要能真正用它作為一種借鑑的話，治身治世，肆應而無窮。它所包含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是王夫之對《資治通鑑》的評價，這裡要強調的是，王夫之從治身治世的要求來看，史學對於修養可以提供用之不盡的資源。我想《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書太大了，那麼大一本書還有註解，讀起來確實很費勁，但是我們可以選讀，尤其是讀書後面的四篇緒論，古人寫書序在後面不在前面。

  史學家在這方面的認識，我們可以追溯到司馬遷對《春秋》的解釋，他說《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6]，春秋講是非，重褒貶，人們學習《春秋》，會懂得很多道理。還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是道德規範。那麼從今天來看，這些論點都是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一個原則出發的，從那個時候的倫理標準、倫理原則出發，我們能夠理解，這在今天當然不可取。但是，它的內核是闡述了史學與人生修養的關係，任何人毫不例外，也就是說《春秋》中所蘊含的道義、禮義原則是對當時所有人都有教育意義的。司馬遷的這個認識對後世的史學發展大有影響。

  關於治身治世，中國歷代的史學家有許多解釋，這裡我們再舉元代史學家胡三省的說法為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流傳到了元朝的時候，有一位史學家叫作胡三省給《資治通鑑》作注，今天我們讀的《通鑑注》，文中那個雙行小字，就是胡三省注的。他對於人君人臣人子，講到這些關係的時候，他指出了人們在六個方面即自治、防亂、事君、治民、謀身、做事的重要。這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用來對治身、治世加以理解，這和王夫之所說的相類似。當然對於政治人物來講，更重要的還是事君和治民，對上是事君，對下是治民，作為政治人物來講，這是很重要的。那麼，事君也好，治民也好，這是一種政治修養，這種政治修養也是人生修養的表現之一。

  胡三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不贊成當時一個很流行的說法，一種從南宋以來就很流行的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在經和史的關係上，經書和史書的重要性上，有一種說法，說是經以載道，經書裡面的道講大道；史以記事，史書只不過是記事而已，史書中沒有道，它只是記一些事情罷了。那胡三省就講，「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認為處處有「道」，它分散在許許多多的事情之中，人們從事情的得失成敗中，可以知道萬世無弊，事情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這裡面都包含著道理，這個法則是不會改變的，「史可少歟！」難道我們可以不要史學嗎？這是胡三省為歷史學做辯護。胡三省從理論上說明「道」與「史」的關係，所以胡三省反向說，「史可少歟！」胡三省所批評的觀點，其實是源於朱熹，由此也可看出胡三省的理論勇氣。我以前也講過，我們現在有少數的學者講什麼歷史學的任務就是要還原歷史的真相，就是要弄清歷史的真相而已，不要去討論史學和社會的關係，尤其是歷史學和政治的關係。為什麼不去討論呢，有人認為那樣一討論，歷史學就歪曲了。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也是不對的。歷史學怎麼和社會沒有關係呢？歷史學怎麼和政治沒有關係呢？只是我們要正確地來看待這個問題，來說明這個問題，來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而不是迴避這個問題。胡三省的論點的重要性在於，他說明了道和事之間是不能夠脫離的，道寓於事之中，通過許多事情，我們可以「明道」，讀史明道，龔自珍有句名言：「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那麼我們進一步講道和人生修養，我們還舉王夫之在這方面的一些闡述，他說《資治通鑑》之所謂通，其曰通者何也？什麼叫通啊，通到底是什麼啊，古人讀書還是很用心的，有時候我們讀《資治通鑑》，我們很難有時間去把它讀完，讀一些我們所需要的篇章，需要的段落，那麼多讀下來，覺得太難了。王夫之是通讀了，通讀了還解釋這個通是什麼意思，真是深刻的理解。王夫之指出：「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君道在焉，是說最高統治者，最高統治者怎麼樣做一個有作為的君王，叫君道；國是在焉，國是就是大政方針，國家的重大決策，就叫國是；第三個是民情在焉，民眾苦樂如何，有沒有災害；邊防在焉，國家安全是否有保障，社會是否穩定，然後說到臣誼在焉，臣子做的合適不合適，官場是清廉還是腐敗；臣節在焉，大臣應有節操；最後一句話，和讀書人有關係，「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就是說一個讀書人，潔身自好，不要受到屈辱；「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這說到學了，學風要守正，不要受歪風邪氣的影響，等等。最後還說，「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7]王夫之對《資治通鑑》的「通」做了這樣深刻的解讀。我們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讀讀《讀通鑑論·敘論四》。聯繫到前面講的王夫之關於治身治世的論點，那麼所謂國是、民情、邊防應當是治世，君道、臣誼、臣節、自淑、守正、誨人應當是治身。當然，從根本上講，治身和治世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互相聯繫的。

  現在我們歸納一下，先從司馬遷評《春秋》到胡三省、王夫之論《資治通鑑》，都強調了史學中蘊含的道理，比如說，《春秋》以道義，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都強調了「道」。還有就是剛才講到的，可以「知道而樂」，這三個地方都提到「道」，指出了人們通過讀史而認識「道」，現在我們很多講壇，這個講壇，那個講壇，講歷史，有的講得不錯，有的可以說信口開河，就是講一些趣聞，或者做一些翻案文章，也不提供根據。翻案，過去人們說張三好，我說張三不好，李四比他好等，沒有任何根據，就利用講壇提供的機會不負責任地「開講」。讀史，從我們的前人來看，重在明道，如「出乎史入乎道」，我們「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這也是龔自珍的話。這就是說讀了史之後，思想上進到史書里之後，還要跳出來，「出乎史，入乎道」，一定要懂得這個道，懂得這個大的道理、大的原則。這些思想是一貫的，唯有從歷史中認識「道」，才能夠對人生、社會、歷史前途有比較正確的認識，從而有積極的態度。前不久，有個文教片，說有的學校不敢蓋高樓，怕出事等。如果懂得「道」了，少一點抑鬱症，多一點激情，少一點消極因素，多一點積極因素，對歷史前途看得更清楚，更樂觀，這不很好嗎。當然我們也要有同情心，什麼壓力大，這個那個各種因素，這個壓力大也可以用樂觀的態度來對待它，這是多餘的話。歷史人物可以誡世，可以示後，世是當時，後是後人、後世，這樣的作用是從歷史事件、歷史進程中，可以認識到蘊含於其中的「道」，都證明史學對於人生修養的密切關係。概括說來，不論是蓄德還是明道，都跟治身治世分不開，都對於人生修養有直接的啟示和教育意義。我記得我的老師白壽彝先生在世的時候，反覆引用「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後緊接著說這個德不僅僅是道德，還包括見識，包括知識結構，對它做了一些比較廣義的解釋，這對後學啟發很大。「前言往行」是什麼，「前言往行」廣義地說就是過去的歷史。這裡我再次引用劉知幾所說的話，他說：「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8]這就是一種修養，所以他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9]。那麼從今天看來呢，歷史學的社會功用，如果能真正落實到提高人的修養和素質這方面來，那無疑也是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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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說了，從比較大的範圍來看，對於歷史學我們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還沒有做到這種程度：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有感於此，我寫了一些文章，後來把這些文章集結起來出了一本書，書名叫作《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這是一個史學工作者，覺得史學現在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而沒有得到重視就是因為還沒有看清史學的社會功用，沒有看清楚史學對於我們全民族的素質教育是多麼的重要。反之，我們會得到一些別的消極的東西，比如，有人寫過一本書《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大家想想，這叫什麼書啊，《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這是在玷污歷史！對歷史如此的不尊重，如此輕浮，令人不能容忍！我們對歷史要有敬意，為什麼呢，那是我們的前人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路，是他們不斷積累起來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他們的許多行為給我們做了表率，怎麼能說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呢，還有一本書，叫作《歷史老師從來沒有講過的歷史》，這位作者有多大本事啊，歷史老師沒有講過你能講出來，那只能是避重就輕，甚至是胡謅。諸如此類的，坊間這樣的東西，所謂「通俗讀物」，在毒害我們的民族，毒害我們的青少年，我十天以前見到一個大出版社的編輯，我說最近讀什麼書啊？答曰很忙，沒有時間讀書，但還是買了一些書。我說買了什麼書啊？答曰：×××的中國史。我一時語塞，心想：郭沫若那麼大名氣也沒有聽說「郭沫若中國史」啊，同樣也沒有「范文瀾中國史」「翦伯贊中國史」啊，他們都是大歷史學家。面對這樣的反差，我們應如何評價呢？

  這裡我還要講一下，著名文學家小說家王蒙，前不久寫過一篇文章，文章說他擔心中國的文學要消失。有人說王蒙這不杞人憂天嘛，文學怎麼會消失啊！王蒙的看法是，文學是要給人以思想，通過形象思維的描述來賦予人思想。王蒙說，現在不了，現在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沒有積極思想的讀物。對於王蒙的文章，我看了以後深有同感，所以我就想，王蒙不是杞人憂天，他是作為一個思想家，一個文學家，有很深刻的思想，他思考了這個問題，中國的文學怎麼樣來繁榮，希望警醒文學工作者，關注文學的發展。一個民族如果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的話，可以容忍少數人對祖國歷史胡編亂造的話，這個民族何以存在，何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歷史學，不要求它成為「顯學」，但希望人們對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恰當的定位和應有的重視，這就可以了，這樣就是民族之幸，國家之幸！

  最後，我想把李大釗在《史學要論》裡面講的一段話讀一下，作為這次演講的結尾。李大釗在《史學要論》的最後一段，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覺得對我們今天來講，還是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他說：「即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傑為國家為民族捨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亦能認識出來這一班所謂英雄所謂豪傑的人物，並非有與常人有何殊異，只是他們感覺到這社會的要求敏銳些，想要滿足這社會的要求的情緒熱烈些，所以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劇、壯劇。我們後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願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於是乎油然而起了。這是由史學的研究引出來的舜人亦人感奮興起的情緒。」最後他說：「吾信歷史中有我們的人生，有我們的世界，有我們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冊子為歷史學作宣傳，煽揚吾人對於歷史學研究的興趣，亦便是煽揚吾人向歷史中尋找人生、尋找世界、尋找自己的興趣。」[10]這是《史學要論》的最後一段話，我想我們讀到這個地方，自然對歷史學有一種崇敬之心，有一種真誠的熱愛之心。

  那麼我想通過大家的努力，使歷史學真正具有它應有的地位，為我們全民族的素質教育，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史學自覺而做出貢獻，這是我們真正的目的。我今天要講的就到此為止。

  [1] 2014年5月26日，在安徽大學文典大講堂的演講。

  [2]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全集》第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7～408頁。

  [3] 劉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0頁。

  [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5頁。

  [5]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5頁。

  [6]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7頁。

  [7] 以上均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4頁。

  [8]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頁。

  [9]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頁。

  [10] 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全集》第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9～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