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講的第三個問題是人在社會中的不同角色。人在社會中有哪些不同角色，我想從這個問題來說明歷史對於人生修養的具體意義，要闡明這個問題，首先還是要從學理上來認識，然後再從情感上來進一步體察這樣的認識。社會歷史進程是通過人的社會活動來實現的，離開了人和人的社會活動，也就談不上任何社會的進步、歷史的發展。因此，廣義地說，就像馬克思、恩格斯說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神聖家族》）人的活動是不同的，歷史不過就是這種活動的反應，從根本上說，史學家撰寫歷史著作不能不寫人，人們不能生產一部沒有人的著作。那麼寫人的思想、品質，寫人的行為活動，寫人的價值，進而要寫到對人的評價，而人又都是具體的人，是同他人、同社會相聯繫的具體的人，不是一個抽象的人，這就是為什麼在歷史學家的筆下，總是涌動著芸芸眾生：這樣的人，那樣的人，總是有說不盡的千古風流人物。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史學有非常明顯的特點，而這在世界史學上獨放異彩。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中國擁有多種多樣的史書，其中最重要的史書是紀傳體史書，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我們想，《史記》這部著作，一百三十卷，本紀是寫帝王，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世家寫各諸侯國國君，也寫了一些著名的將相，也是人；七十列傳，更是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物，都是人。我們考察一下全世界的史書，在哪個年代，有像司馬遷寫過的那樣的書，魯迅講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種紀傳體一直影響到我國後來歷朝歷代正史的編撰，以人物為主。我們先不說《清史稿》，就說「二十四史」到底寫了多少人，我多次提到這個問題，不知道我們現在的數位化手段能不能統計出來。這很困難，為什麼很困難呢，因為一篇傳裡面不只是傳主一個人，這個傳里還有相關的許多人，有的人可能就一兩句話，但是他是有名有姓的，那麼到底有多少人，很難說清楚，也許將來我們能夠說清楚。這就是，我們中國史書一直非常重視人在社會、在歷史運動中的主體作用，所以我說它在世界史學上獨放異彩。

  那麼，我們看史學家是如何來認識這樣一個問題的。我們還是先說司馬遷，他父親司馬談臨死的時候跟他說了這麼幾句話：「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4]你要記住這個事情啊。後來《史記》裡面記載，司馬遷痛哭流涕，跟他父親說，我一定要繼承您的遺志，把您要做的事情做好，後來他寫出了《史記》。那麼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都是從政治上著眼的，也都是以人的修養為前提的：明主賢君，有一定的價值判斷在裡面，也反映人的修養；忠臣死義之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我願意在這裡重複我多次引用的司馬遷做七十列傳的三句話，他說，扶義倜儻，扶義就是扶持正義，倜儻我們可以理解成風流瀟灑，不令己失時，就是不讓自己錯過恰當的時機，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不讓自己錯過歷史的選擇，不要讓自己錯過歷史機遇，不要讓自己失掉好的時機，立功名於天下。這三句話，我是這樣理解的：第一句話是道德標準，第二句話是見識，不令己失時，還有踐行，抓住機會；立功名於天下是事功標準。「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司馬遷用這樣一個標準，用這樣一個尺度來寫人物。當然，《史記》裡面的七十列傳，並非都是司馬遷所說的這些人，他也寫一些不好的人，但是他總的標準是寫這樣的一些人。這就反映了，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在考察人的時候，在寫芸芸眾生的時候不是很隨便的。所寫的這個人在社會上、在社會活動中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在歷史活動中究竟產生了什麼影響，史學家是有一個尺度的，而這個尺度就反映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先秦儒學中以人學為核心的精神，在司馬遷的歷史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所以我說，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不僅認識到人在歷史運動中的主體地位，而且寫出了這樣的史書，做了這樣的表述，把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反映出來。他不僅僅是認識到了，而且還反映出來了，所以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若干年前我跟蘇聯的東方研究院的一位教授通過信，他在信中說，他非常敬佩司馬遷，他說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在一個外國的歷史學家眼中司馬遷是這樣的人，他的書房裡掛著司馬遷的像，這樣熱愛司馬遷。他把《史記》翻譯成俄文，可見《史記》的影響力有多麼得大。

  這裡我要強調的是，中國古代史學家寫出來的芸芸眾生，萬千人物，不是無序的堆積，不是雜亂無章的拼湊，而是一種有序的排列，有序的組合，這反映了史學家對構成社會各階層不同人的透視和評價。這裡我想插一句，北齊有一個皇帝，他對史官魏收說：「魏收，你要好好寫國史啊，你的權力比我大，我只能管活人，你還能管死人啊！」當然這可能是皇帝跟大臣說笑話，但也說明了史官的重要性，因為史學家筆下的評價，有時候代表一種確定性的價值判斷。我們以「二十四史」為例，「二十四史」的傳記部分包含雜傳和類傳，雜傳一般是一個傳寫一個人，有時候會連帶著寫和傳主相關的人物，有時一個傳里寫幾個行事相近的人，這是雜傳；還有一種是類傳，就是說人的身份是相同的，把這些人寫在一起叫類傳。中國的史書類傳很多，比如，儒林列傳、遊俠列傳、循吏傳、酷吏傳等，這是同類性質、同樣活動的一個群體，叫作類傳。《史記》開創了類傳的形式，《漢書》以下，類傳就很多了，並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

  我們首先講雜傳。雜傳大致是三個序列，一是角色，在社會中他是什麼角色；二是事功序列，就是他對歷史的發展、對社會的進步有什麼貢獻，要把他寫出來，這就是司馬遷講的立功名於天下；三是道德序列，主要以道德標準來衡量歷史人物，比如，講循吏列傳，循吏就是一些比較好的官員，還有酷吏列傳，酷吏有兩面性，要做具體分析，奸臣列傳所記奸臣的行為都很不好，等等，這就是用道德判斷來看待歷史人物。史學家在寫歷史人物的時候，按照一定的序列將他們各自歸類，對他們採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即使是帝王也不例外。我們讀「二十四史」，讀本紀，有的帝王表現很好，有的帝王劣跡斑斑，史學家都把他們寫出來。同時，史學家也往往對他所寫的歷史人物傾注自己的感情，哪怕是手工業者，是商人，是雞鳴狗盜之徒，都給予感情的傾注。司馬遷寫這些平凡的人物，也傾注了自己的感情，所以有人說，讀了司馬遷的列傳，如戰國四公子，就想養士，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這很有感染力，傾注了史家的感情。但凡出色的史學家都是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把歷史人物寫得栩栩如生，再現在讀者面前，可讀其言，可觀其行，以致產生誡世示後的作用。誡就是告誡，世就是社會，誡世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作用，示後就是對後人也有一種示範的作用，這就是歷史學對於人生、對於修養的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們說，要從學理上去考察，史學著作怎麼會影響到人生修養。一方面，我們要懂得《論語》怎麼說，《孟子》怎麼說，朱熹怎麼說，用道德修養的理論來說明問題；另一方面，我們要知道歷史著作是用各種各樣的人物的行為和言論所反映出來的他們的道德，潛移默化地起到誡世和示後的作用。對當時的人們產生影響，對後人產生影響。像《史記》距今2000多年了，仍然產生影響，我想它對人生修養的生命力是無窮無盡的，這就是為什麼史學對人生修養有極其重要的啟示作用，它是以一種形象的、感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給予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