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要求真實之美

  中國史學講究一個傳統，追求真實的歷史。20世紀初年，梁啓超曾經對傳統史學進行無情的批判，說中國史學主要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家譜，所記載的都是帝王將相之間的矛盾、鬥爭，所以是全世界最大的相斫書。這個觀點影響非常深遠，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甚至於今天還有一些朋友在重複梁啓超的話。梁啓超當年要建立一個「新史學」，這個新史學是建立在西方近代進化論這個歷史觀的基礎上。我們應該肯定梁啓超在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對於推動中國史學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有些結論並不都是正確的，包括說「二十四史」是二十四之家譜。「二十四史」是記載我國連續不斷的文明史的記錄，說它是最大的相斫書，這個結論是不對的。其實，從主流來看，中國史學是講求信史的，是強調史學的真實之美的。中國史學講求信史，堅持真實之美，認為真實的東西才具有美感。從歷史學的屬性來講，如果寫出來的歷史書不是真實的，那還有什麼美可言呢。關於信史原則在中國史學上有多種提法，如秉筆直書，信者傳信，實事求是，實錄等。其中，實事求是，求是是核心；實錄，是說寫出來的歷史具有真實的價值，所謂實錄就是把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有的學者提出來，說中國曆朝實錄曾經不斷地修改過，連實錄都可以修改，可見中國歷史之不可信，這是缺乏對史學深入的了解。我仔細地研究過唐朝的實錄，唐朝的實錄現在流傳下來的只有一部，就是《順宗實錄》，它因為收在韓愈的集子裡面而被保存下來了。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確實有些實錄是經過修改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明中國沒有信史。實錄的修改有多種原因，一種情況是把錯誤的改成正確的，一種情況是把不該刪的刪去了。把不該刪的刪去了，為什麼呢？因為有關的記載可能對某個集團不利。中國歷史上有宦官集團、官僚集團，這些記載可能對宦官集團不利，宦官天天就在皇帝面前說，某人寫的實錄有問題，皇帝就讓修改了，把它刪去了。還有一種情況，包括正史，有的也做過修改，比如，《魏書》。《魏書》裡面所寫的一些人物傳記涉及門閥，門閥世世代代都有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家族的傳統非常深。《魏書》寫出來以後，有些門閥子弟就說我祖上沒有寫到這個事，也沒寫到那個什麼事，皇帝就叫史官改一改，改了兩三次。像這種情況都是有複雜的原因的，我們不能簡單地看待實錄和正史的修改。我研究過中國史學上「直筆」和「曲筆」的鬥爭，「曲筆」不斷被揭露，正好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史學堅持「直筆」的傳統，否則這個「曲筆」怎麼會被揭露出來，這就證明了歷史上有一個堅持「信史」原則的傳統，這個傳統是追求歷史的真實之美。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認識要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我這些年來接觸到種種說法，對傳統史學有很多誤解。我們應當看到，因為中國歷史上史官也好，史學家也好，像黑格爾講的那樣，其數量之多是全世界各個民族所不能比擬的。這樣多的史官和史學家寫的史書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是不能因此就懷疑我們歷朝歷代傳下來的歷史著作的真實性。我這裡想舉一個例子：顧頡剛先生是疑古派代表人物，他從疑古走向了考信。他在1935年為《二十五史補編》這部書寫了一個前言，這樣講：二十五史記載了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之事實。二十五史的價值在什麼地方？它記載了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之事實，這句話就已經有足夠的分量了。

  這裡我要講的，對於歷史的真相的追求，是我們史學上的一個傳統，其中包含兩層意思，一層就是史學家寫歷史，心術要純正，一個學者要出於對歷史負責的心態，古人把它叫作「心術」，心術要正。清代有一位史學家章學誠，說寫歷史應當做到「盡其天不益以人」。盡其天，就是要充分地把客觀表達出來，叫盡其天；不益以人，人是主觀，不要把主觀的東西加上去。這涉及主客觀的關係問題，一個歷史學家寫歷史要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去看，不能帶有任何主觀的色彩。章學誠很了不起，他說這個要求，怎麼能做得到呢，任何一個人都是有思想的。比如，今天的演講結束後，你們當中幾位同學記瞿林東教授在這裡演講，每個人用幾百字來表達，表達得肯定不一樣，因為你們都是從自己的角度來表達的，怎麼可能一樣呢？但是基本事實不會改變。所以我們講「盡其天不益以人」是不能夠真正做到的，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有主觀的作用，這就是主體、客體關係的問題。18世紀，章學誠就提出來了，他說儘管做不到，但是有這種追求，有這種自覺的要求，我們就可以說他已經具備了純正的心術了。這個話梁啓超也說過，寫歷史應該是「鑒空衡平」，不偏不倚，非常公正，不能帶有任何主觀色彩，梁啓超分析了為什麼必須這樣，最後他說，我自己也做不到。梁啓超怎麼能做得到呢，他把「二十四史」說成是相斫書，二十四姓家譜，他怎麼能夠做到「鑒空衡平」呢？可見，這裡有一個道理，就是如何來對待主體、客體的關係。我們要儘量地尊重客觀的歷史，不要讓主觀的一些情感色彩或者是某種偏見影響我們對客觀歷史的評價，這就是所謂「心術」問題。另一層，這表明史學家要盡力反映出歷史的真相，而歷史是豐富多彩、生動不已的，它的主導方面顯示出來無窮無盡的美的源泉，我們要儘量把它表現出來。昨天我講到司馬遷《七十列傳》，「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這是他寫七十列傳的標準，他就是要把歷史中的一種主流，一種他認為美的東西表現出來。因此，信史追求真實之美，這不僅僅要求史學家個人的心術要純正，而且要求史學家把客體當中的主導方面充分地反映出來，這也是史學家追求的一個境界。關於這種理性和審美的交融，人們能夠從對歷史的再現當中，領略到審美的情趣，並得到理性的啟示。當我們寫一個歷史人物或者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這個歷史人物的行為言論，是可信的，這個歷史事件的過程、原因、結果，是可信的，史學家的評論是使人受啟發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僅增長了知識，豐富了智慧，而且有美的享受。因此歸根結底來說，歷史學之所以重要，首先在於歷史學家所寫的著作應該建立在信史的基礎上，這一點非常重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困難。我們今天也有許多困惑，歷史怎樣才能寫成一部信史，寫成一部信史非常困難。由於世界觀、價值觀的不同，我們對同一件事情的評價常常不一樣。我在到南京來之前不久看到一條消息，說是有的人提出來建議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改為和平紀念館，不知是媒體還是市政府，徵求市民的意見，80%的市民表示反對。在北京讀了這條消息以後，我說真不愧為南京人：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反映了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一個歷史事實，怎麼能改成和平紀念館呢？它不是和平的產物，它是戰爭的產物，它是侵略暴行的產物。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這條消息。這個事例也表明，還原歷史的真實是非常地不容易做到的，正是因為很難做到，所以世世代代的歷史學家們都在不懈地追求。

  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日本的教科書一再的修改，究竟這個教科書要傳給日本的後人什麼樣的歷史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侵華戰爭當中，日本軍國主義要不要負歷史的責任？可見，離開了信史原則，談不上心術純正，更談不上什麼審美。中國史學家多少年來為此而奮鬥。這裡我想引用宋朝一個史學家的話。宋朝有一個史學家吳縝，他在《新唐書糾謬》序中講了這麼一段話：一個史學家寫歷史有三個要點，第一是事實，第二是評價，第三是文采。有了這三條才可以說這是一部像樣的史書。如果一部書寫出了歷史事實，又給予恰當的評價，表述的文采又好，這就是一部很像樣的史書。這一段話非常了不起，從今天來看仍然站得住腳，「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事實放在第一位，價值判斷放在第二位，文采放在第三位，從它的重要性和它的邏輯層次來看，這句話到今天都是可以成立的。他這幾句話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

  我們講中國史學中的信史原則這個優良傳統，一是表現在史家的心術上；二是表現在史家對歷史的真相不懈的追求上，如此這樣的歷史著作便是美的。中國史學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春秋穀梁傳》桓公五年記載，「《春秋》之意，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真實的事情要把它傳下去，不能夠說清楚的事情，你就老老實實地說「不清楚」。「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也是一個古老的傳統。大家知道，清代乾嘉時期有考據學，出現了一批考史學家，考史學家的旗幟上寫了四個字：「實事求是。」從先秦一直到清代，這樣一個信史傳統是占主流地位的。我們可以說，在歷史著作所記史事真實之美的背後，蘊含著史學家心術純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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