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批評與21世紀中國史學

  史學批評是史學理論發展的動因之一，許多理論問題是在史學批評中提出來的，又是在史學批評中得到深入闡說和系統發揮以至於形成體系的。史學批評又是史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批評的展開是活躍史學、繁榮史學的重要手段。史學工作者在批評中不斷得到提高，又幫助別人得到提高。史學批評還是架設在史學家、史學成果和社會公眾之間的一座橋樑。有了這座橋樑，史學同社會得以溝通：史學從社會中得到了養料和動力，社會從史學那裡得到了經驗和智慧。史學批評是不可缺少的，史學批評應當有更多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從而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起來。

  這裡，我就史學批評問題講幾點認識，和同行一道探討。

  首先是關於史學批評的對象。史學批評所考察的對象，廣義說來，凡一切史學活動及其成果，都在史學批評考察的範圍之內。具體說來，凡史家、史書、史學現象、史學思潮、史學發展趨勢、史學與社會的關係等，都是史學批評考察的對象。這方面的工作有廣闊的天地，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當前在人們的史學觀念中關於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就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一是史學要關注社會，二是史學要超越社會，三是史學同社會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等。這些說法，在深層次上是否有某種共同點？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會產生這種不同？其中，哪種觀念更能反映出史學與社會之關係的本質？又如，對過去的史學如何看？對當今的史學如何看？也是有種種不同看法的。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史學受到空前的踐踏，是史學的劫難；有人說，「那時的史學著實風光一時」。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史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認為，「史學幾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學科」，仍處在「危機」之中。再如，對史學家和史學家的工作如何看待？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史學有豐富的遺產，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東西，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至於司馬遷、劉知幾、司馬光、王夫之、章學誠、龔自珍、梁啓超、李大釗、郭沫若等這些先賢的名著名篇、真知灼見，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近來我們也見到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學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歷史證明空無一物外，只是給歷史增添了如許之多的不必要的廢物」。甚至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魏收《魏書》被人稱為「穢史」以後，「中國歷史上還曾有一部乾淨的史書？而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又有幾部乾淨的史書」等。我們究竟應當怎樣來看待史學家和他們「所做的一切」呢？像這樣一些問題以及還有其他許多類似或相近的問題，是不是都值得展開批評和討論呢？我以為是很必要的，很值得的。

  其次是關於怎樣開展健康的史學批評。我想以下幾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是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這裡說的正確的指導思想，主要是指對史學批評的目的和意義的正確把握。史學批評的最終目的是推動史學發展，為了這個總的宗旨而開展史學批評是我們的出發點，是致力於史學批評者的「心術」所在；而在史學批評過程中出現的一切消極因素，都應在這個總的宗旨之下得以化解。二是對史學批評的功能或作用應有全面的認識。大致說來，它有傳播信息的作用、評價成果的作用，切磋學術的作用、揭露不良學風的作用和活躍學術氣氛的作用等。這些作用可以共存，而不必也不應互相排斥，因為它們都是史學發展所需要的，也都是社會所需要的，因而都有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必要。三是要有一個平和的、健康的心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拿書評來說，如白壽彝教授所指出的，既不捧場，也不挑眼，說這書的好處，要確切指出它的優點，而不是一般的捧場。說它的缺點，要確切指出它的不足之處，最好能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而不是挑眼。[12]不捧場，也不挑眼，嚴謹而不失寬容，寬容而不失原則，這樣的書評可能會走向平實、中肯。四是堅持知人論世的方法論。我們常常講的歷史主義原則，用以評論一個史家、一部著作，拿中國的傳統語言來說，就叫作「知人論世」。關於這一點，章學誠說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評論前人真正做到了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處，那麼評論這個史家和他的著作，一般說來可以得其大體。近年來，史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很時興重評學術史上的一些人物及其著作，其中有些是注重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處的，有些就脫離了知人論世的原則而強調所謂「純學術」精神，這後一種做法所得到的結論，恐怕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了。史學批評的健康開展，是不應當離開歷史主義原則的。當然，史學批評的發展，主要還是要有更多的同行的參與，要有這種自覺意識和積極行動，真正認識到這是促進和推動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希望21世紀的中國史學，在這一方面會有更大的作為。

  最後是關於史學批評的遺產及其批判繼承問題。中國古代史學有豐富的史學批評遺產。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從很早的時候起，史學批評就同史學發展結伴而行，並成為史學整體中一個充滿活力的組成部分。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聯繫到孔子對董狐的評論，《左傳》和孟子對《春秋》的評論，以及這些評論對後世史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就不難理解了。自兩漢以下，有劉向《別錄》、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隋書·經籍志》史部諸序、劉知幾《史通》、吳縝《新唐書糾謬》、葉適《習學記言序目》《朱子語類》、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卜大有《史學要義》等，直到清乾嘉時期的章學誠、邵晉涵、紀昀、錢大昕、趙翼、王鳴盛，史學批評的遺產極為豐富。今天，我們對於這些遺產的認識、總結、繼承是很不夠的，這也影響到當前史學批評的發展。我希望21世紀的中國史學，能夠在運用古代史學批評的果實來滋養當今史學批評的成長方面，有更顯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