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總結與21世紀中國史學

  這裡說的「百年」，是指剛剛過去的20世紀。我們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正確認識和正確總結，無疑是我們面向21世紀中國史學的基礎和出發點。否則，我們就無法避免盲目性。當然，20世紀過去還不到一年，我們要對20世紀中國史學做全面的、深刻的總結，目前還不可能做到。但是，對其做粗線條式的總結，或者在重大問題上做初步的判斷，還是可能做到的。近五六年來，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已經發表了許多文章，有的是從整體上予以概括的，有的是以專題進行回顧和綜述的，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0世紀中國史學，是中國史學史上極為壯麗的一段歷程，也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但終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怎樣看待這段歷程？怎樣從史學思想上估量20世紀中國史學給我們的啟示？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思考和探討的。我認為，認識20世紀的中國史學，重在把握大勢和提出問題。把握大勢，以明了其脈絡；提出問題，以權衡其得失。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大勢問題，論者已多，不再重複。這裡，就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幾個問題，講一點初步的思考。

  （一）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什麼

  從中國史學發展總的進程來看，從史學的性質來看，是否可以認為，歷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明乎此，才能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的關鍵。

  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歷史觀上的進步有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古代歷史思想的積極成果，即樸素的唯物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第二個階段是從近代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者完成於20世紀初；後者完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並在50年代廣泛傳播，八九十年代進一步深化。20世紀中國史學上出現的歷史觀，林林總總，各騁其說，觀其大勢，即在於此。

  為什麼說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歷史觀的進步呢？第一，在悠久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儘管歷史觀也在不斷進步，但如同20世紀這樣，百年左右，歷史觀出現兩次根本性變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紀的中國史家論史學的進步，十分強調歷史觀的重要。如「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啓超是強調「歷史哲學」的。他認為：「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2]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者之一李大釗，在1919—1920年先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論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對唯物史觀的重視。郭沫若、翦伯贊等對此也多有論述。如翦伯贊在《歷史哲學教程》一書的序文中指出：我所以特別提出歷史哲學的問題，因為無論何種研究，除去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還必須依從於正確的方法論，然後才能開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確性。歷史哲學的任務，便是在從一切錯綜複雜的歷史事變中去認識人類社會之各個歷史階段的發生發展與轉化的規律性，沒有正確的哲學做研究的工具，便無從下手。[3]這就是說，人們對於歷史的研究並使其達到對於歷史的科學認識，必須「依從於正確的方法論」，以「正確的哲學」為其指導。換言之，哲學的進步，歷史觀的進步，必然會推動歷史研究的進步和發展。再者，新歷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顧頡剛，在1945年論到「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的進步時寫道：「過去人認為歷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歷史的觀念。」[4]這是他對「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的評價。由此可見，這些屬於不同的史學思潮和歷史觀念的史家，都強調歷史觀的重要，絕非偶然。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即歷史觀的進步和變革，反映了史學發展中自身性質的變化。誠如李大釗所說：「實在的事實是一成不變的，而歷史事實的知識則是隨時變動的；紀錄里的歷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歷史是生動的。歷史觀是史實的知識，是史實的解喻。所以歷史觀是隨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已的，是含有進步性的。」[5]這些論述，一則說明歷史觀是不斷發展的，二則說明歷史觀決定著史學的「實質」。倘若我們以「新史學」的歷史理論及其撰述同19世紀和19世紀以前的歷史理論及其撰述相比較，不難發現史學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同樣，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理論及其撰述同「新史學」的歷史理論及其撰述相比較，也會發現史學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綜上，故謂歷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二）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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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中國史學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關於這方面的基本面貌，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輯的《1900—1980八十年史學書目》和1980年以來歷年的《中國歷史學年鑑》所提供的史學書目中，可略見其眉目。近年來出版的有關著作和雜誌上發表的專題文章，對此有概括的綜述和具體的評論，都足以說明20世紀中國史學成就是巨大的，不論是整體面貌還是局部領域都發生了令人鼓舞的深刻變化。那麼，其中是否也有需要加以強調的最突出的成就呢？依我的淺見，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認識和撰述。從1901年梁啓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提出撰寫中國通史的設想，到1999年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12卷、22冊、約1400萬字）全部出版，百年當中，中國史學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間，章太炎、夏曾佑、陳黻宸、王桐齡、呂思勉、鄧之誠、繆鳳林、錢穆、周谷城、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郭沫若、尚鉞、張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許多史家，都為此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著作，在歷史觀、方法論和表現形式上，不盡相同，甚至多有歧義，因此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上亦自有差別。但是，這些著作在探索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揭示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方面，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紀中國史家所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歷程。梁啓超認為：「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較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6]范文瀾更深感撰寫通史的艱難，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覆多次，庶幾寫出好的中國通史來。」[7]這些話，既說明了專史、斷代史同通史的關係，也說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這一特殊重要性，無疑是其性質所決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所有專史、斷代史、通史和考古研究者的心血共同鑄造的。

  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致信白壽彝，祝賀《中國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全黨全社會都應該重視對中國歷史的學習，特別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國歷史的基本知識，以使他們學習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牢固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奉獻力量。我一直強調，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注重學習中國歷史，高級幹部尤其要帶頭這樣做。領導幹部應該讀一讀中國通史。這對於大家弄清楚我國歷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增強唯物史觀，豐富治國經驗，都是很有好處的。[8]

  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當前中國歷史發展的背景，闡說了中國通史的重要性。要之，從總的估量來看，20世紀中國史學在其分支學科的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然而，我們還是應該看到，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闡明中國歷史的進程、特點和規律，更能揭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及世界意義，更能增強中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對創造美好的歷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對於這一成就，我們應有充分的估計。

  （三）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中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見解，這是很自然的。這裡我所要強調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不應被忽略的，即史學是文明時代的產物，而關注社會歷史的發展乃是史學的基本屬性之一。20世紀中國史學，不論何種思潮，在關注社會歷史發展方面，都有相通之處。新中國成立前，反侵略、反壓迫、愛國自強，是中國史學的時代精神的突出反映。翦伯贊在寫於抗日戰爭初期的《歷史哲學教程》一書中說道：

  我深切地希望我們新興的歷史家，大家用集體的力量，承繼著我們先驅者努力的成果，依據正確的方法論，依據中國歷史資料的總和，來完成中國史的建設，並從而以正確的歷史原理，來指導這一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歷史鬥爭，爭取這一偉大的歷史鬥爭的勝利。[9]

  一般說來，翦伯贊的這段話所反映出來的時代精神，大致顯示了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的歷史任務。關於中國史學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有過許多論述，是人們所熟知的，這裡不一一引證。新中國成立後，研究和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繼承優秀歷史文化遺產，推動中華復興，是史學家們的共同目標；同時，不斷開拓世界史研究領域，為中國認識世界、走向世界、加強中外聯繫提供參考和幫助，也是史學家們的共同目標，並都為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一條寶貴經驗。鄧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10]這和上引江澤民所講的那些話，可以看作20世紀後期中國史學的歷史任務。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說過：「和社會生活毫無關係的學問，簡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樂一樣，無權要求得到社會的支持。」[11]史學應關注社會生活、社會公眾、歷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罷了。對此，我們似不應有什麼誤解和遲疑，而是增強史學關注社會的自信。

  （四）20世紀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麼

  史學是一種事業，一種崇高而神聖的事業。同任何事業一樣，它也會經受挫折，會有教訓。20世紀中國史學所走過的道路，經驗固然很多，教訓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們記取的教訓是：史學的最高品格是實事求是，忠於歷史事實。維護史學的這個品格，就是維護史學的生命和權威。為此，一是不迎合、不隨風、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則。實用主義、形式主義、簡單化、絕對化等，曾經給20世紀的中國史學造成損失和危害，是應該引以為戒的。二是要善於識別打著「歷史科學」的旗幟，借用「史學」的術語而篡改歷史真相、踐踏史學尊嚴的政治騙術，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泛濫橫流的「儒法鬥爭史」。這種以「史學」名義登場的政治，不僅對史學工作者有嚴重的欺騙性，而且極大地敗壞了史學的名聲和威信，使社會公眾一度對史學失去了敬意和信心。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最為嚴重的歷史性的沉痛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史學工作者應當永遠記住這個教訓，並徹底清除它在社會公眾中所造成的關於史學的誤解和陰影，恢復史學應有的尊嚴。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們大家還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