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美國的出版自由

  [法]托克維爾

  限制出版自由的困難——某些國家主張這種自由的特殊原因——出版自由是美國所理解的人民主權的必然結果——美國期刊使用的言辭激烈——期刊有其特有的本性，以美國的例子來證明——美國人對司法當局處分出版違章的看法——出版界在美國為什麼不如在法國強大有力。

  出版自由的影響不僅及於政治觀點，而且及於老百姓的一切見解。它不僅能使國家改變法律，而且能使社會改變風氣。在本書的另一部分，我將設法測定出版自由對美國的市民社會的影響力，努力指出它給美國人的思想提示的方向以及它使美國人的精神和思想養成的習性。在這裡，我只想考察出版自由在政界產生的效果。

  我坦白承認，我對出版自由並沒有那種因事物本身十分良好而產生的完全堅定的愛好。我之所以愛好出版自由，主要是因為它能防止弊端，其次才是因為它本身好。

  假如有誰能在思想的完全自由和俯首聽命之間指出一個可使我相信的中間立場，也許我會站在這個立場上。但是，誰能找到這個中間立場呢？現在，假定讓你按出版許可工作，按命令行事。這時，你該怎麼辦呢？首先，你可能把作家送交陪審團，但陪審員[1]們宣判他無罪。這樣，本來只是一個人的意見就變成全國人的意見了。因此，你要辦的事情是太多了，可是能辦成的又太少，你還得接著辦下去。這回，讓你把作者送交常設的法院，但法官在判決前必須聽取被告的陳述，原來沒有敢於公開寫進書里的東西便要見於辯護詞而不構成犯罪，原來隱晦地寫在文章里的話也要重複出現於其他許多文章或文件。說話或寫文章只是思想的表現，而如果讓我說，我認為這種表現只是思想的外殼，而不是思想本身。你的法庭只是懲罰了思想的外殼，而被告的靈魂卻逃脫了懲罰，仍在被告的身上微妙地發生作用。因此，你要辦的事情依然太多，而能辦成的也依然太少，你還得繼續辦下去。最後，你給作家設立了出版檢查制度。好極了！我們擁護這個制度。但是，政治法庭不要忙得不可開交嗎？因此，你還是一事無成。如果我猜錯了，你也得增加苦惱。你不是突然想起思想是宣傳者越多而越強大的物質力量之一嗎？你不是認為作家就像軍隊的士兵嗎？但是，與一切強大物質力量相反，思想的威力卻往往因表述思想的人為數甚少而增強。一個有能力的人在鴉雀無聲的群眾大會上所做的傾訴衷情的講話，比一千個演說家的大喊大叫還有力量。即使只能在一個公共場所自由演說，其影響也會像在每個村鎮面對大庭廣眾講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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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國家，除我方才指出的一般原因之外，還有一些特殊原因使它們不得不實行出版自由。

  在某些自稱自由的國家，每個政府工作人員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懲罰，因為它們的憲法沒有給予被壓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員的權利。在這樣的國家，出版自由就不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這方面的唯一保障。

  因此，如果這種國家的統治者宣布廢除出版自由，全體人民可以回答說：「如讓我們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們的罪行，我們也許同意不到輿論的法院去揭露你們的罪行。」

  在完全按人民主權理論[2]施政的國家，設立出版檢查制度不僅危險，而且極其荒謬。

  當每個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國家的權力時，那就必須承認公民有能力對同時代人的各種意見進行抉擇，對認識之後能夠指導他們的行為的各種事實進行鑑別。

  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權，是相互關係極為密切的兩件事；而出版檢查和普選則是互相對立的兩件事，無法在同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中長期共存下去。生活在美國境內的1200萬人，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敢於提議限制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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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美國可能是世界上革命萌芽最難生長的國家。但在美國，報刊愛好破壞的傾向，也與法國相同。美國報刊的暴力雖與法國相同，但其激起人民發怒的原因則與法國不同。在美國，一如在法國，報刊是把善與惡混在一起的一種奇特的力量，沒有它自由就不能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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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們又確信，法院無力管束報刊，而人類語言的微妙差別，又總能使司法當局抓不住辮子，所以這種性質的罪行幾乎都能從企圖抓住它們的手下溜走。於是他們認為，為了能夠有效地對付報刊，就得有一個不僅致力於維護現有的秩序，而且能擺脫周圍輿論的影響的法庭。這個法庭要在審案時不公開，在宣判時不述處罰理由，懲處的主要對象是動機而不是語言。不管誰有權建立和主持這樣的法庭，我以為追訴出版自由都是多餘的，因為這個法庭將是社會本身的專制主子，它可以把作家連同他的著作一起除掉。因此，在出版問題上，屈從和許可之間沒有中庸之道。為了能夠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處，必須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想得好處而又要逃避痛苦，這是國家患病時常有的幻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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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報刊的影響力所以很小，有許多原因。現舉其主要者於下。

  大家知道，在美國，政治生活是活躍、多變、甚至動盪的，但很少被狂暴的激情所打亂。當物質利益發生衝突而不能妥協時，也很少掀起狂暴的激情，何況在美國這種利益是容易得到滿足的。為了判明英裔美國人和我們法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差別，只看一下兩國的報刊就可以了。在法國，報刊上登載商業GG的版面非常有限，甚至商業新聞也不怎麼多。一份報紙的版面，大部分討論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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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沒有大城市。[3]在那裡，人力和物方分散於廣大國土的各處，人類智慧之光不是從一個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而是在各地交互輝映。美國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規定思想的總方針和工作的總方針。

  這一切都來因於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地方環境，但法律在這方面也起了作用。

  在美國，既不向印刷業發放執照，又不要求報刊進行註冊，更不知保證金為何物。

  因此，創辦報刊既簡單又容易，只要有少量的訂戶，就足以應付報刊的開銷，所以美國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樣數多得令人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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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幾乎沒有一個小鎮沒有自己的報紙。在這麼多的鬥士中間，是無法建立秩序和統一行動的。因此，每個人都自樹旗幟，各顯神通。在美國，沒有一切報紙聯合起來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情形，而且它們在攻擊政府和為政府辯解時，也使用許許多多不同的方法。因此，報紙在美國無法匯成可以衝擊或衝垮牢固的大壩的洪流。報刊力量的這種分散，還產生了另外一些也很明顯的後果：辦報容易，所以人人都能辦報；另一方面，由於競爭，任何報紙都無望獲得巨大效益，因而使精明強幹的實業家在這類事業面前卻步。再者，即使辦報是生財之道，但由於報刊的樣數過多，有天才的文人也難於致富。因此，美國的報人一般都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下，思路不敏。大家知道，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多數決定一切，由多數規定每個人應當遵行的行動守則。這些共同習慣的總和，名曰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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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報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單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們所反對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悔[4]人，甚至攻擊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們的弱點和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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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報紙所能做到的只有這些，但它在美國仍是一個有強大影響的權力。它使政治生活傳播於這個遼闊國家的各地。它經常瞪著眼睛不斷地觀察政治的秘密動力，把搞政治活動的人依次推上輿論的法庭。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結到某種主義或學說的周圍，並為政黨樹立旗幟。它使那些彼此對話、但未見面的政黨能夠聽到對方的聲音，從而得以不斷接觸。當大量的報紙在同一道路上前進時，它們的影響久而久之就變得幾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終被另一個方面控制的輿論，最後也將在它們的打擊下屈服。

  在美國，每一家報紙都各有一點權力，但期刊的權力比報紙的要大，僅次於最有權威的人民。（A）

  在美國出版自由的環境下形成的見解經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檢查制度影響形成的見解更堅定

  在美國，民主制度永遠不斷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國家事務，所以政府的施政難得一貫和按部就班。但是，該國政府的總方向卻比其他大多數國家穩定，而支配社會的主要輿論也比其他國家持久。當一個思想占領了人們的頭腦後，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沒有比從頭腦里把它趕走更難的了。

  …………

  還有幾個別的原因。

  一位偉人說過：無知處於知的兩端。如果說自信處於兩端，而懷疑居於中間，也許更為正確。實際上，可以認為人類的智力發展有三個總是前後銜接的不同階段。

  一個人之所以對某事堅信不疑，是因為他沒有深入調查就接受了它。當出現異議時，他就會產生懷疑。最終，他往往能夠克服這一切懷疑，從而又開始相信。這一次，他不是隨隨便便和馬馬虎虎地去認識真理，而是切切實實地去考察真理，並緊跟著真理之光前進。

  當出版自由發現人們處於智力發展的第一階段時，它還得在一段很長的期間內對他們的不經深思熟慮就堅信不疑的習慣聽之任之，只能逐漸地改變他們輕信的對象。因此，在智力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理性只能一次認識一點地向前發展，但被認識的那一點也在不斷改變。這正是爆發革命的時期。於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就要吃點苦頭！

  不久以後，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來。人們有了經驗，在懷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認為，大多數人都總是停留在下述兩個階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確知該信什麼。

  至於來自真知和衝破懷疑的干擾的深思熟慮的自信，以及對這種自信的主宰，那只有很少人有能力達到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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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為這個理由補充一個更為強而有力的理由：當人們懷疑某種見解時，最終總是要聯繫自己的本能和物質利益，因為本能和物質利益比見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覺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制度的治理好，還是貴族制度的治理好，這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貴族制度則將壓迫另一些人。你富了，我就窮了——這是一個自行成立和不需討論的真理。

  本文節選自《論美國的民主》，[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03—212頁。

  【導讀】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是法國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形成提出了獨到見解，以及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平等做出了深刻的闡釋。原書分為兩卷出版，第一卷在1835年出版，第二卷在1840年出版。

  托克維爾在1831年的5月9日抵達美國，開始了為期9個月的民主制度考察。1835年，托克維爾的成名之作《論美國的民主》問世。在這本引起巨大反響的著作中，托克維爾在第二卷第三章重點陳述了他對美國出版業的看法。綜觀全文，托克維爾認為，「美國共和政體最大的危險來自多數的無限權威」，對平等的過度追求反而會造成人們對社會不公的極度仇視，而民主帶來的身份平等又讓民眾「誰也不信誰」，最終人們只能寄希望於人數較多的優勢意見，這終將導致行政權力的膨脹，從而形成一種民主之上的行政專制。

  《美國的出版自由》這一章正是基於這樣的寫作背景，可以說，出版自由作為自由的有機組成部分，必定成為美國公民的正當權力之一，但如果自由本身已經被這種新型的專制所威脅，就不得不促使人思考，出版自由的正當出路在哪裡，而選文正是基於美國出版自由的現實處境，以及尚未形成的公民判斷力兩個角度，來探究這種出版自由的演進方向，從而對美國出版業可能行進的彎路做出了精準的預測。

  選文開始，托克維爾論述了美式出版自由誕生的特殊民主背景，而結合美國民主形成的歷史，托克維爾認為，「出版自由是美國所理解的人民主權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坐著五月花號前來的清教徒，在沒有專制權力踐踏的美洲大陸最早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傳統，他們對身份平等抱有天然的認同感，也沒有急切的推翻舊社會的訴求。另一方面民主觀點的深入人心，讓報刊審查沒有立足之地，甚至司法介入也變得尤為艱難，在美國，很少發生司法當局懲治報刊的事件。在一個完全施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本身是難以完全禁止出版自由的。

  在托克維爾的祖國法國，正在經歷大革命之後的政治震盪，特大城市人口密集，報刊通過集中力量於一個地點，或者集中於幾人之手來強化權力，這在人力物力財力分散的美國是不可想像的。由於沒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美國的出版分散於各個地區，沒有地區聯合的傳統，也無法匯聚成造成顯著社會影響的政治思潮，這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聞出版資源的均衡化。與此同時，美國社會並不認可永恆不變的制度，對商業推廣、物質利益的追求大於政治「激情」，這都造就了美國出版業本身偏向行業自治、商業利益優先的特點。

  分散的出版權力造成的另一個後果，是美國辦報相對容易，低下的從業門檻也造成了辦報人地位、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現實處境。托克維爾指出，美國報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單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們所反對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誨人，甚至攻擊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們的弱點和毛病。」結合托克維爾一直憂慮的多數人的無限權威，雖然分散出版權力很難讓多數人的意見聚合在一起，但這種對於言論的輕佻態度必然會引發一定的後果，而19—20世紀形成的黃色新聞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托克維爾的預測。

  托克維爾以對出版自由的謹慎的態度，分析了當下出版人狹隘與不足，從而推動了美國出版行業自律的形成。當時的美國，出版社數量日益增多，出版業身欣欣向榮的同時，也面臨著潛在的過度自由的威脅。托克維爾的前瞻性解讀，以及其著作的巨大影響，讓每一個出版人能認識到自身在傳播知識中的作用，從而形成一種互相監督的集體共識，而這個精神也在美國後來的扒糞運動中被正式確立，推動了「為言論負責」的公民道德風尚的形成。

  而另一方面，托克維爾的出版自由觀為美國出版法規的形成開創了傳統，1791年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通過，「出版自由」被確立為一種不可侵犯的特別權力，而「事先限制禁止」，也封死了行政干預出版的法律可能性，正是在這樣一種民眾為自由集體歡呼的背景下，托克維爾覺察到了分散的出版權力、互相攻訐的出版人，以及來自民眾的另一種暴政對這種自由的威脅，防微杜漸地對這種出版局面進行提醒，而這也確實促進了美國整個出版業的良性發展，讓其不至於因為缺乏規則，而淪為失控的言論集市。

  與其他政治學家相比，托克維爾更擅長結合人的精神層面剖析社會的變遷，因而在選文的第二部分，托克維爾結合「美國的出版自由」，分析了其對公民觀點形成的影響。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演進中，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受眾才是出版業真正期待的受眾，作為出版物的購買者和傳播者，每一個公民都應該獨立自主，而不是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托克維爾卻認為，在美國出版自由的環境下形成的見解經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檢查制度影響形成的見解更為堅定，這意味著在看似沒有歷史包袱的美國社會，未必沒有思想僵化的「頑固受眾」。

  托克維爾假定，當民眾相信一種見解正確，並且是由他們選定的，他們就會對這種見解產生強烈的歸屬感。這一現象，被托克維爾稱為「自信處於兩端，而懷疑居於中間」，第一階段的自信並不是基於民眾的深入調查，而是一種死守信條的執拗，只有經歷新思想的洗禮，普遍懷疑的盛極一時，人類理性的累積性發展，才能抵達完整的、深思熟慮的意見自信。而在眼下，大多數民眾的自信依舊附著了「無知者無畏」的非理性因子，這賦予見解更強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甚至成為了「多數人暴政」的基礎。

  可以說，托克維爾藉由這群自信的公眾，表達了他對整個美國出版受眾的憂慮，良好的出版業除了商業價值，應當具備一定的教育和社會意義，推動公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帶動整體品味及批判性思維的發展。托克維爾對受眾的憂慮反過來提醒出版業，應當留意受眾的思考狀態，從而選擇性地相信他們的判斷力，不能盲目成為受眾的附庸，或是為迎合他們無限膨脹的需求而放棄應顧及的社會責任。可以說，在推崇個人主義至上、商業活動天經地義、缺乏歷史積澱的美國，這個充滿歐洲人文氣息的考量，為美國出版業如何與其受眾互動做出了調節，即便放眼當下，也依舊是發達的美國出版業應當反思的問題。

  出版自由的浪潮是不可逆的，也必定會在北美大陸生根發芽，但稍有不慎，民智未開或是過分迷信集體權威，都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後果，在這層語境中，托克維爾的擔憂最大的價值，在於盡最大努力保持民主的同時，防範出版自由的濫用。

  （劉力銘）

  [1]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來自於英國，負責裁定案件事實，陪審團權利載入了憲法第七條修正案。

  [2] 人民主權理論：指國家或政府的最高權力來源於人民，最終屬於人民，並且這種來源是政府或國家權力的合法化依據或前提。

  [3] 截至1830年，美國人口約1290萬，城市居民約占7%，2500人以上的城市約70個，大部分人生活在農村。

  [4] 悔：應為「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