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奈及利亞圖書出版與標引時代的到來

  [奈及利亞]亨麗埃塔·歐托根弗 [奈及利亞]歐加別·利沃都

  圖書索引與出版一樣古老，任何一方的歷史和研究都離不開另一方。討論奈及利亞索引實踐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一個國家出版業的簡史。

  奈及利亞開始進行圖書出版，是殖民地教育制度所促成的圖書需求的結果。在本土出版商出版之前，跨國公司控制著奈及利亞圖書的出版和發行。這些外國公司通過建立倉庫來做到這一點：利用大量的儲藏室存放海外母公司的書籍以供零售商店繼續分發。這個系統在本土出版商出現之前的30多年裡一直在運作，這可以歸功於兩個因素：1972本土化法令[1]；和1976年由聯邦政府採用的免費普及小學教育計劃（UPE）。

  1977年《奈及利亞企業發展法》重新頒布了1972年的法令[2]，並且為實施本土化計劃提出了必要的條款。作為一家企業，出版圖書、期刊等，其中60%的股權必須為奈及利亞所有。因此，在大多數的跨國出版公司，執行長的職位都是由奈及利亞人來擔任，在更好的位置來影響決策和政策以促進奈及利亞出版商的生產。一個例子是首席索拉魯，他被任命為牛津大學出版社（OUP）的第一個奈及利亞代表，在1963年出版了第一本書Igala，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當地出版[3]。

  海涅曼[4]的第二任執行長是Aig Higo，其理念在於生產和出版反映奈及利亞文化、環境和黑人意識的書籍。「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非洲人，如果你選擇了一本海涅曼出版社的書，你可以在小說、化學和生物學的書籍中看到他。」[5]在本質上，海涅曼的書是要反映對奈及利亞及其黑人倫理的愛國承諾。

  隨著免費普及小學教育計劃（UPE）的引入，學校書籍的市場也被廣泛地擴大，因為許多跨國出版社都在努力應對該計劃對書籍的巨大需求。六家英國跨國出版商參與了這項貿易的發展：牛津大學，朗文，海涅曼，麥克米倫，埃文斯和托馬斯·納爾遜出版社。

  奈及利亞的索引時代已經真正到來了。從早期的跨國出版公司開始，它一直伴隨著本土公司的誕生和發展。本文考察了四種不同類型出版社的一些指標，發現它們相當充分。在此工作中應用了國際標準的標引規則後，結果顯示奈及利亞的索引者在各自的實踐中受到相同的標準的指導。雖然這是相當值得稱道的，但是對於這些索引去作為一個群體聚集在一起仍然有很大的需求。這個群體可以成為奈及利亞索引者協會的核心。

  本文節選自《圖書館評論》[6]，[奈及利亞]亨麗埃塔·歐托根弗，[奈及利亞]歐別加·利沃都著，1990年第39期，第33、40頁。選文由周林怡譯。

  

  【導讀】

  亨麗埃塔·歐托根弗，奈及利亞當代學者，哈科特港大學高級講師。曾編輯《奈及利亞女作家：以批判的視角》，出版《奈及利亞石油工業、政策和衝突關係第一卷和第二卷：注釋文章和參考書目》。

  歐別加·利沃都，奈及利亞當代學者，於1981年9月進入哈科特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 Harcourt），獲得了英國研究的學士學位（1977年），並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維拉諾瓦大學（Villanova Universitsy）獲得了圖書館科學的科學碩士學位（1978年）。獲得哈科特港大學英語研究學科的文學碩士（2002）和哲學博士學位（2008），在著名的國家、國際期刊和書中均有出版物。於2010年12月被任命為哈科特港大學圖書館館長。

  本文從奈及利亞出版的歷史切入。奈及利亞是個非洲古國，15、16世紀葡萄牙和英國先後入侵，1914年淪為英國殖民地，1960年獲得獨立，1963年建立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從文中可以了解到，奈及利亞的發展始終受政治因素影響。國家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國內政治局勢變幻莫測，自1960年獨立到1999年近40年的時間裡，先後建立了8個軍政權，軍人執政近30年，政權更迭不下10次。奈及利亞的民主化進程舉步維艱，加之殖民帶來的消極影響、政府無能、地方民族主義、宗教衝突，以及體制性腐敗等諸多問題[7]，使得國家新聞出版行業發展始終面臨諸多困境。20世紀初，奈及利亞只有幾家小型印刷所，直到1930年才開始出現現代規模的出版社，但大多是歐美出版機構在奈及利亞開設的子公司。1964—1968年，在美國富蘭克林圖書計劃的援助下，奈及利亞本土出版業得到了快速發展。1970年頒布了奈及利亞版權法，並且奈及利亞成為了《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1977年頒布的《奈及利亞企業發展法》使一些外國出版發行公司具備了奈及利亞本國企業的資格，而執行長的職位大部分都是奈及利亞人。如此一來，在保證奈及利亞人具有較大決策權的基礎上，大量外國出版公司在奈及利亞開展出版業務，有效促進了奈及利亞出版業的發展，使奈及利亞一躍成為北部非洲出版業較為發達的國家之一。

  同時，教育的普及、民族意識的覺醒對奈及利亞出版業的發展同樣有著重要推動作用。1955年成立豪薩語語文局，使得許多地區用上了用民族文字編寫的教科書。而在此之前，由於長期的殖民統治，奈及利亞的民族語言遭到排擠、限制，被打上殖民主義色彩，這對於奈及利亞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播與推廣，以及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都產生了消極影響。1960年10月1日獨立後，奈及利亞聯邦政府十分注重民族語言的使用和發展，積極推廣使用民族語言教學，1976年由聯邦政府免費普及小學教育導論。這些做法，有利於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塑，尤其是對於青少年影響更為關鍵。而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使得奈及利亞出版業獲得了新生：一些出版機構出版了許多適應當地民族需求的圖書以及本土文化出版物，有關奈及利亞當地的宗教、法律、經濟、科學、歷史等專業書籍以及大量的通俗讀物都得到了出版；還有一些歐美出版機構也逐漸適應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加大了用當地語言出版圖書的力度。奈及利亞的圖書出版業由此達到了新的高度。

  文中，作者對奈及利亞出版的歷史進行了簡單梳理，並分析了在此背景下出版興起的原因以及一些有助於出版的舉措。並通過具體出版社的例子，向讀者呈現奈及利亞出版社的四個主要種類，包括跨國出版社、本土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基督教出版社。其中，作者還提到基督教出版社的宗旨是「使儘可能多的人用他們自己的母語和他們的語言弗蘭卡提供有益的宗教文學」。根據上文的分析，非洲本土語言在身份認同、民族傳統、文化、價值觀整合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用本土語言出版宗教文學，對於奈及利亞的出版發展應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筆者認為，除了對於歷史的闡述與梳理，本文中最大的亮點是採取分組分析的方法來對奈及利亞圖書索引的情況進行研究。作者將奈及利亞的出版社分為四組：Nigerianised出版社、本土先鋒出版社、大學出版社以及奈及利亞的新興出版社。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分別探討，採取索引的時間、索引透徹程度的評估（其中包括準確度、包含的重要項目、是否有足夠的副標題、是否有恰當的對照、索引安排、是否布局清晰明了、是否正確使用縮略語、索引長度等），並做出表格以及進行結果的分析。結果表明，大部分出版社在索引安排和布局清晰明了這兩方面評估分數較高，這意味著對於大部分出版社來說，儘管索引安排較為複雜，但因為可以參考之前的經驗，以及當形式是單一的字典格式的字母排列時，檢查要相對簡單；而在索引長度這一項普遍評估的分數較低的現象則說明：對於篇幅較長的書籍，索引應當儘可能全面。除了橫向的比較，在縱向的比較中，讀者可以發現的是，「大學出版社」這一組的評分明顯高於其他三組。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教育出版在奈及利亞出版中所占的比重之大，體現奈及利亞對於教育出版的重視。由是觀之，作者所採用的這種「分類研究，評估對比」的形式使得文章內容條理清晰、一目了然，直觀地呈現了奈及利亞圖書索引的發展狀況。

  筆者注意到，關於奈及利亞出版方面的文獻總體數量偏少，尤其是圖書出版方面。這也是本文的意義與價值所在：作者簡述了奈及利亞出版的歷史，其中涉及的制度、法令及案例等對於研究奈及利亞的出版皆具有借鑑意義。而通過分類研究的方法分析索引發展狀況，以表格對比的方式呈現，新穎直觀，為讀者了解奈及利亞圖書出版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野，具有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也為中國與奈及利亞在出版領域的合作提供了一個好的方向——教育。作為發展中的非洲國家，奈及利亞重視人才與教育，而教育出版則一直是中國出版社的強項，這為兩國出版領域的合作提供了發展契機。利用文化相似點進行交流和互鑒，培養中非文化中的彼此認同感。同時，考慮到合作出版的受眾的構成較為複雜，需要針對受眾定義層次區分，如青年群體、女性群體、媒體人群體、知識分子群體等，從而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進行合作。

  （周林怡）

  [1] 奈及利亞政府於1972年頒布「本土化法令」，試圖改變市場壟斷局面。但後來表明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2] 1977年頒布《奈及利亞企業發展法》，使一些外國出版發行公司成為本國企業。

  [3] Solaru，T.T.，Educational Publishing and Textbook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Ife Press，1975.

  [4] 專業資源出版商，提供教育服務。

  [5] Higo，A.，「Selling the Nation's Books」，Personality Profile，in Book，1988（1），p.26.

  [6] H.Otokunefor，C.O.Nwodo，「The Coming of Age of Book Publishing and Indexing in Nigeria」，Library Review，1990（39），p.33，40.

  [7] 孫曉萌：《奈及利亞新聞出版業發展概況及中尼合作前景》，載《出版研究》，20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