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古代世界的圖書出版業[1]

  [英]G.昂溫 [英]P.S.昂溫

  一、最初的書籍

  採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生產的書籍已有4000—5000年的歷史，最古老的書叫紙莎草紙卷，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它是用尼羅河畔的紙莎草製成的。紙卷本身起源於懸掛在埃及神殿裡用紙莎草紙書寫的橫幅，捲起來就成為便於攜帶的經卷。古希臘人和羅馬人也都使用它，由於希臘人從巴比倫港口得到紙莎草，他們就用港口的名字稱呼它，從而使「聖經」（bible）一詞問世。按古羅馬人的習慣，一個紙莎草紙卷就是一本「書冊」。在巴比倫河亞述地區沒有紙莎草，人們就用楔形文字在黏土板上書寫（約在公元前3000年），因此一部書是由裝在有標誌的容器里的若干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組成。在印度北方，樺樹皮是一種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南方則使用以線穿在一起的棕櫚葉子。在中東，獸皮是另一種古代書卷的材料。據說帕加馬王國的歐邁尼斯二世（前197年—前159年）在其競爭對手埃及圖書收藏家停止供應紙莎草後發明了羊皮紙。實際上，羊皮紙在那時已普遍使用了。

  隨著摺疊紙莎草紙手抄本的出現，書籍開始接近現代形式。手抄形式最初在1世紀或2世紀應用於基督教文獻。它的產生可能是為了使書的篇幅至少能夠容納一部福音書或使徒記。到4世紀，書的應用擴大到非宗教性的著作。幾乎與此同時，羊皮紙也取代了紙莎草紙。在爾後的幾個世紀中，羊皮紙抄本成為書籍的標準形式。「抄本」這個主意似乎是受了古羅馬人用繩將逐漸增加的上蠟記事木板綑紮成冊的啟示而產生的，它也可能是「書」（book）這個詞的由來，該詞出自日耳曼語的boc，「山毛櫸」之意。然而，亞述人在公元前8世紀就使用過用鉸鏈綑紮成冊的上蠟木板冊。

  

  無論源於何種形式，最初的書籍內容幾乎都是宗教或半宗教的——將人與上帝相聯的讚美詩、祈禱書、宗教典禮書以及敘述人類起源的神話、傳說和史詩等。此類內容的書籍往往又產生了半宗教性的法典、箴言與格言集、教士用的預言書、醫藥和巫術書、歷史書、天文與占星術書及其他教誨內容的書籍。最後出現的是純世俗的文學書籍，如故事、詩歌、愛情歌曲等。所有這些書的類目在埃及、巴比倫、亞述、印度等國家最古老的文明中都得到充分的體現。當時也可能存在抄本交易，比如葬禮所使用的亡靈書抄本，但書籍主要是在附屬於皇宮和神殿的藏書館內製作和保存，而每一個神殿在各個方面都與其所供奉的專門神靈相符。巴比倫人特別愛好資助，對自由民實施包括泥板習字在內的義務教育。現存的某些泥板上，刻有從藏書館借「書」的規定。早期書籍的內容主要依靠教士僧人、聖賢哲人及民間說唱人口頭傳播。當然，許多最古老的作品可追溯到書寫文字發明之前。如印度宗教手稿中的《吠陀》（比聖經長好幾倍）和傳奇作品中的印度偉大史詩《摩訶婆羅多》都是在書寫文字產生之前幾百年依靠口頭文學流傳下來的。

  二、出版業的早期階段

  古希臘 具有某種現代含義的出版首先出現在古希臘，但僅僅是推測而已，並無具體內容。在前古典時期，書籍的傳統用途似乎是朗誦者、演員及歌手作為記憶的輔助手段。

  然而，到公元前5世紀，被阿里斯托芬嘲笑為「自詡有高度文化修養者」的少量讀者人數日益增加，為了個人的需要，私人（或他們的奴隸）開始傳抄書籍。在柏拉圖和歐波利斯時代，已有購買書籍的可能性的記載。在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城的大型圖書館（公元前3世紀），及在帕加馬王國（公元前2世紀）的與之相匹敵的圖書館建成之後，大規模的圖書交易肯定已經出現。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藏書館也普遍設立，人們也充分養成閱讀的習慣。公元2世紀，希臘諷刺家盧奇安曾對書商及其富裕的贊助人的愚昧無知進行過諷刺。在上述整個時期內，除帕加馬王國局部試用羊皮紙外，書籍的通常形式是紙莎草紙卷，高20至23厘米（韻文或警句之類書捲尺寸則小些），鋪開長度達11米（埃及的更長些）。由紙莎草紙一張接一張粘接而成。書卷均按欄目排列，並按照相當嚴格的規定書寫，但不注重標點和文字的間隔。一個5米長的書卷可容納柏拉圖《國家篇》中的一卷。對於較長的著作採用尺寸相同的書卷分卷處理。

  古羅馬 公元前3世紀以前，古羅馬未曾有過書籍出版業。公元前1世紀前也沒有藏書館。拉丁文中的書（liber）意為「樹皮」（bark），這表明樹皮曾一度作為書寫材料，但這種早期的實物沒有保存下來。當古希臘制書方法在前古典時期被古羅馬人吸收過來之後，拉丁文學進入繁榮時代並產生了興旺的圖書貿易。在西塞羅時代（前106—前43），古羅馬人的書籍出版業已完全建成，不再依賴亞歷山大城。當時最出名的人物是T.P.阿提庫斯，他是一位富有的文學贊助人，與西塞羅過從甚密，又是他著作的出版者。阿提庫斯使用大批受過訓練的奴隸從事抄寫和製作書籍，最後在各省如同在羅馬一樣，都設立了書籍的銷售分店。書籍的形式仍是紙莎草紙卷，但其中較好的書籍又帶有捲軸，捲軸兩端通常有球形裝飾物。每一批書籍的產量為500～1000卷，超過此數的也不少見。售不出去的書最後就當包裝紙。根據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的記載，到公元1世紀，藏書室如浴室一樣被認為是一幢房子的基本組成部分。在文獻上提及專業書商之處也增多了。羅馬著名銘辭作家馬提雅爾描寫過一家書店，說它在所有柱子上都貼滿書籍GG。圖書業中許多常見的問題：審查制度、抄襲剽竊、非法翻印以及作者沒有合理報酬等，在羅馬就已出現。那時還沒有版權法，但在2世紀初，出版者們就認識到要通過建立社團來維護自己，「以便更好地保護他們在版權方面的利益」。

  三、羅馬帝國滅亡後的發展

  隨著5世紀羅馬帝國的滅亡，歐洲出版業倒退到可謂原始階段：書籍生產和發行大多被限制在宗教研究中心；此後的識字工作通過基督教會進行，波及面很窄。這種情況成為一種日益普遍的現象。7世紀後，印度教、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其他教派以及穆斯林各教派的教義都在寺廟、教堂和修道院裡抄寫、保存，並通過牧師、僧侶和傳教士傳播。研究中心在知名學者周圍或在開明統治者手下建立起來，修道院經神靈的啟示而建。雖然這些分散的基地都經歷過內部腐敗和外部破壞，但在幾個世紀中，它們保留了脆弱但有效的學習網。盎格魯-薩克遜神學家比德（死於735年）在賈羅的小修道院裡「出版」了他那部偉大的《英格蘭人教會史》，這部著作被傳抄到遙遠的羅馬。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多半應歸功於義大利修士聖·本尼狄克（死於543或547年），他強調工作是修道院德行之一，因而書寫室成為基督教機構的固定特徵。世界上有些最精美的書籍是在著名的凱文特修道院製作的，採用經過裝飾的手抄本形式，而且比通常版本多。在這些書籍中不僅有虔誠的神學著作，而且還有非宗教性的文學，特別是編年史。書籍開本大而且珍貴，借閱條件極其嚴格，它們往往都被固定在桌子上。9世紀一個重要而實用的發展是，法蘭克國王查理曼為了促進法蘭克人的文明，創製的一種被稱之為加洛林小寫字體的書寫體。這種書寫體不僅有許多優點，而且還對大、小字母的使用作了規定，並在單詞之間留出間隔。

  紙張應用的傳播 雖然早在105年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造紙術，但是中國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守著造紙術的秘密。到600年左右，造紙術傳入高麗和日本，但在很長時間裡未能傳入西方。751年，阿拉伯人抓獲了一些中國造紙匠，逼迫他們交出造紙秘密，並在撒馬爾罕建立了一個造紙工場。造紙術從那裡經巴格達、大馬士革、埃及傳入摩洛哥，最後在11—12世紀經西班牙和西西里島傳入歐洲。13—15世紀，紙張逐漸代替了羊皮紙，作為書籍的材料。當然它的最大優點是廉價和豐富（以植物纖維代替獸皮），這就降低了書籍的成本，從而使書籍有可能被廣泛使用。

  出版業世俗化 12世紀末，隨著首批大學的建立，歐洲圖書出版業有了一個更廣泛的天地。巴黎、博洛尼亞和薩萊諾的神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的發展超出了建校的原始宗旨，成為獨立於教會的機構。其他大學也緊步後塵，使各種書籍抄本的需求量大大增加。這種情況導致了與圖書行商相對立的擁有固定經營場所的書商階層的興起。行商經常通過私下的或暗中的方式提供圖書，例如，儘管當時有禁令，約翰·威克利夫的《聖經》譯本（約1382—1388）在英國仍得到廣泛發行，由此可見一斑。然而書商受大學的控制，大學授權他們經營的只是那些經過批准的書籍。他們的主要業務是向學生提供新的（書商僱人書寫的）或轉抄的學習用抄本，並且起流通圖書館的作用。他們還出售書寫用品，後來就出售現代文具。12世紀至13世紀，抄本有了進一步演變：加洛林小寫字體變為帶稜角和花飾的哥特字體，這種字體更為華麗，但不易看清。中世紀後期，修道院的生活日趨沒落，圖書生產也日益世俗化，並且隨著文藝復興的出現，圖書品種也更加多樣化。在主要的出版中心，首先在巴黎，抄寫者和插圖者（書籍裝飾者）的人數增加到足以組成同業行會的程度。對經典著作的需求日益增大，至於對那些新近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寓言、中世紀騎士故事、詩歌等作品的需求就更不必說了。後者都是些隨意抄本，並且由於當時還沒有首頁，書的作者一般無人知曉。到15世紀中葉，書籍抄寫在歐洲已成為一種正式行業。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書商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尼同時雇用的抄寫者多達50名。法國阿爾薩斯地區的阿格諾·迪耶博爾特·洛貝經營供公開銷售的雛形圖書工廠。木版印刷約在1400年終於傳入歐洲，並開始用於插圖，乃至整本圖書。德國的谷登堡（應為美因茨，編者注）成為圖書出版活動的中心。

  本文節選自《外國出版史》，[英]G.昂溫，[英]P.S.昂溫著，陳生錚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頁。

  【導讀】

  「出版是一項涉及印刷品的選擇、編輯和銷售的活動。」「出版史的特點是同技術革新和社會變革緊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進的。」——英國20世紀著名出版史家昂溫在《外國出版史》開篇「序言」即指出。在這一認識之下，作者筆下的出版史，既不是「印刷史」，也不同於一般的「書籍史」，而是一種總體史觀下的「出版」的歷史。其圍繞敘述的核心問題是：作為一個為普遍讀者廣泛複製的行業——出版，是如何一步步演變至今的？

  該文用不到4000字的篇幅，極為精練而清楚地勾勒出了「出版」從早期萌芽（前3000）到最終成熟（15世紀）的發展脈絡。原始階段的「書」是什麼樣？它的內容、形式經歷了怎樣的演化？最初是哪些人、出於什麼需要去抄寫和複製書籍？換句話說，從懸掛在神殿中的經卷，到普通讀者手中的普通讀物，「書」經歷了哪些關鍵轉折點？現代含義的「出版」如何最終演化而成，影響它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節「最初的書籍」（羊皮紙誕生之前）中，回答了一些關鍵而有趣的問題：最早的書，記載什麼內容，它們是如何從藏書館、神殿、聖賢哲人的口口相傳中，逐漸走出來？書籍內容的演變，東西方有沒有共同的「規律」？早期的書籍，為何大多都與宗教內容相關，有哪些地區「例外」？

  第二節「出版業的早期階段」（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涉及如下問題：起初是哪些人、出於什麼需要而傳抄書籍？「購書」、圖書交易何時出現？人們何時有了閱讀習慣？在整個古希臘時期，「書籍」的通常形式——紙莎草紙卷是什麼樣兒？古羅馬的文學贊助人與書籍出版的密切關係？當時書籍的產量、書店的樣貌以及圖書業等。

  第三節「羅馬帝國滅亡後的發展」（中世紀）這一部分，講述了「倒退回原始階段」的中世紀，那些「宗教研究中心」的存在，對出版業的意義，有哪些「脆弱但重要的」出版發展？這個時期後半段，即中世紀的末期，新式出版復興的原因是什麼？12世紀傳入歐洲的紙張，在兩三個世紀後取代了羊皮卷。然而，技術僅僅是外因，作者又頗費筆墨地敘述了13世紀大學的興起與書商的出現，認為這導致了「修道院生活的沒落」和「圖書生產的世俗化」。而這兩者又恰逢當時文藝復興運動，這就共同促使了圖書品種的迅速多樣化（經典著作、寓言、文學等）。到15世紀末，「書籍的抄寫成為一種正式普遍的行業」——現代含義上的「出版」，就此誕生了。

  從上述可見，「出版」的誕生和發展，與技術變遷和社會變革密不可分。在這種開闊的史學視野之下，本文得以深入而客觀地揭示「出版史」的演化規律。

  縱觀全文，有如下特點和優點值得重視和借鑑：

  1.作者十分重視歷史規律的總結。例如，他關注到「書」的一個重要的演變規律——早期的圖書多是宗教、半宗教的（「只有在古代希臘、羅馬和中國」，才存在為一般讀者複製的行業）；後來產生了箴言、法典、巫術和醫藥、歷史書等「教誨類」書籍，最後出現「純世俗」的文學書籍（故事、寓言、詩歌）。換句話講，這是一個書籍由早期的少數人專有，慢慢向讀者普及過渡的過程。

  2.全文處處都充滿了富有發現性、有說服力的「合理猜測」。比如，為何在1或2世紀，出現了「摺疊版紙沙（莎）草紙卷」，且同時應用於基督教文獻？——作者推測，它的產生可能是為了使書的篇幅至少能容納一部福音書或使徒記。又如，羊皮紙「抄本」的形式，「似乎是受了古羅馬人用繩將逐漸增加的上蠟記事木版綑紮成冊的啟示而產生的，它也可能是『書』（book）這個詞的由來，該詞出自日耳曼語的boc，『山毛櫸』之意」（極具想像力和合理性）。再如，為何中國印刷術為何沒有同造紙術一樣，被阿拉伯人傳至西方？——「可能是他們堅持用手抄寫《古蘭經》」。

  3.關於出版業一些關鍵的轉折時間點，作者儘量有所憑據地交代清楚。「某種現代含義的出版首先出現在古希臘」「公元前3世紀以前，古羅馬未曾有過書籍出版業，公元前1世紀前也沒有藏書館」「在柏拉圖和歐波利斯時代，已有購買書籍可能性的記載。在希臘化時期，大規模的圖書交易肯定已經出現，人們也充分養成閱讀的習慣。」「到4世紀，書的應用擴大到非宗教性的著作（幾乎同時羊皮紙取代了紙沙（莎）草紙）。」——這些關鍵性的時間點交代得清晰，這對讀者無疑是有重要益處的，它勾勒了出版的演變脈絡。

  4.本文不僅關注早期圖書的製作，還關注其「流通」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回答「圖書出版」的關鍵問題之一。作者指出，早期的圖書大多是皇宮和神殿的藏書館保存，書籍主要依靠教士僧人、聖賢哲人及民間說唱人口頭傳播。那麼，最早是哪些人主動抄寫和複製圖書，促使書籍「走出藏書館」的？作者在一定史料支持下推測，最早可能是古希臘，前古典時期的朗誦者或演員為記憶而抄寫的劇本，隨著「自詡有高度文化修養者」日益增多，出現了書籍的大量傳抄。——無疑說明了：讀者群的擴大，正是書籍走下神壇、被廣泛複製的主要原因。

  最後，值得指出的是，本文開篇將「最初的書籍」追溯到前4000—前3000年，包括紙（莎）草紙卷、泥板書、貝葉樹、樹皮書等，但並未提及刻在石頭（如埃及象形文字）和金屬上的文字。這大概與作者對「書籍」的定義有關：書是傳播文化信息的載體，而不只是「記憶的輔助手段」。

  （曹晶晶）

  [1] 題目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