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與哲學[1]

  [蘇聯]B.C.塞爾格葉夫

  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城是科學和文學創作的中心，希臘文學的整個希臘主義[2]時代有時候就因這個城市的名字而被稱為亞歷山大里亞時代[3]。

  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是科學教育活動的集中地，它同時是最高學府、科學研究所兼巨大的圖書館。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按：希臘文博物館Museion一字意即「女神繆司Musae之廟」）於公元前308年由法勒隆人德墨特里奧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提倡而建立的，它是柏拉圖的阿卡德爾亞[4]（Akademia）和亞理士多德的呂克翁[5]（Lyceum）的擴大的模仿。就人才、附設機關、書籍及教學參考書的量來說，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超過別的城市的同類機關之上。在公元前一世紀，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典藏，達到五十萬本原著手稿，這都是煞費苦心從世界各處搜集得來的。僅僅那本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藏書目錄（「各種學術名著總目」），就有一百二十冊。每個作家的作品皆附有專門的注釋，這些注釋後來就構成整整一套文獻，謂之「注釋學」[6]（scholia），在某些場合，這是研究古代史的很有價值的史料。上述那位詩人兼文法學者卡利馬科斯就是「總目」的編輯者，他是王室圖書館館長。卡利馬科斯是亞歷山大里亞學者中最明顯的典型，他掌握了最雜博的學術部門的最雜博的知識。據說卡利馬科斯著有散文及詩凡八百種，觸及歷史、文法學[7]、詩學等。然而，卡利馬科斯的創造性的天才就遠不如他的融會貫通的能力。厄剌托斯忒尼和洛多斯人阿波羅尼俄斯（Apollonius）是卡利馬科斯的弟子，卡利馬科斯死後，阿波羅尼俄斯就擔任王室圖書館館長之職。

  除了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之外，在安提阿城、拍加摩斯、敘拉古札，以及別的大城市，皆設有博物館。希臘主義國家的政府不惜資財來充實和支持圖書館，認為這是在國內國外社會輿論的觀感中鞏固其權威的手段之一。

  可惜，文學作品的量的增加並不常常與其質的提高相吻合。相反的關係倒是往往可以見到。年代越晚，亞歷山大里亞詩體的消極方面便越多的顯露出來——譬如，修辭的和教誨的成份，故意的炫學，傷感主義和藝術的適中感的消失。這一切合攏起來就證明文學與生活的脫節，其必然的結果是科學及藝術創作的蛻化和滅亡。

  

  帶著希臘主義世界的烏托邦心理的痕跡的社會小說，是文學上的一個特殊門類。

  歐格墨洛斯（Eugemeros）、雅謨布羅斯（Iambullus）等的烏托邦社會小說，描寫著幻想的國土，「福人島」，「太陽國」，這都是跟現實完全相反的。烏托邦小說給創作的幻想以出路，引著讀者離開煩厭的城市生活及其街道的喧鬧，混濁的空氣，零落的草木，而踏進「太陽國」，神奇的印度和幸福的阿拉伯，那兒有童話里的巨人和五花八門的植物。在太陽國，有壯麗的大自然，清新的空氣，絲毫不爽地反（原文為「返」，編者注）復的海洋潮汐，一樣長短的晝與夜，蔥蔥蘢蘢的草木，盈溢如流的香油和醇酒，蘆葦的果實自動長成麵包，太陽永遠照耀著。「太陽國」的人們享受如花盛放的健康，有適中的體格，能活到一百五十歲，達到了遐齡[8]便盡其天年而死。「太陽國」里沒有病者和殘廢者，也就沒有醫師——大自然照顧一切。太陽國公民是敬神的，崇拜太陽和星星，視若最神聖的最純潔的自然創造物。他們集體而居，三百人至四百人成一組。每組之長是長老（族長或部落酋長）。勞動有合理的更替，免除了斫喪[9]人性的單調。太陽國的公民輪流地從事智力和體力的勞動，做手藝，采果實，執政而又服務，如是等等。

  太陽國里沒有任何方式的私有財產，也沒有家庭。孩子們是屬於整個公社的，而不是屬於任何私人的。子女出世之後便受考驗和選擇，只有其中最強健者才得生存。太陽國公民既然生存於富麗的自然環境，四季常（原文為「長」，編者注）春的草場，他們就可以專心研究科學，尤其是研究天文，觀察他們的主要天神——蒼天——的生活。正如上文說過，現實的生活跟烏托邦小說里所描寫的生活恰好成為對照。人們不滿於現實，厭倦生活，而又看不出自己境遇的出路，就憧憬著哪（原文為「那」，編者注）怕是在夢想中置身於遙遠的國土，做個「太陽國」的公民。

  甚至在希臘主義的歷史著作中，也含有相當多量的幻想和神奇的成分。軍事的遠征和探險，商人和旅行家的遊記，給歷史家以豐富的資料，揭露了從來沒有人（人，編者加）知道的國家，使人們認識了異族的生活、文化、語言和信仰。就在這基礎上發生了世界史這思想，也發生了人種志和歷史小說。

  希臘主義的歷史家多半是宮廷的歷史編纂者，這點自然而然的不能不反映在他們的歷史觀念和歷史評價上面。希臘主義時代最知名的歷史家，有開奧斯島人忒奧龐波斯[10]（Theopompus，公元前4世紀人）、厄福洛斯[11]（Ephorus）、西西里人狄奧多洛斯[12]（Diodorus）、波里比阿[13]（Polybius，公元前201—前120年）。

  在希臘主義世界的哲學體系中，最有名的有三派：（一）斯多噶派，（二）伊壁鳩魯派，（三）昔尼克派（犬儒學派）。道德的和實踐的基礎，是這三派的共同點，人及其對世界、對國家、對別人的態度，是他們注意的焦點。這個問題是三者所共同的，但是解決的方法則彼此有別。

  本文節選自《古希臘史》，[蘇聯]B.C.塞爾格葉夫著，繆靈珠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511—514頁。

  【導讀】

  B.C.塞爾格葉夫（1881—1941），出生於俄羅斯最富有的家族之一阿列克謝耶夫斯，且家庭文化氛圍濃厚。其父是俄國著名演員和戲劇導演斯坦尼斯勞維斯基，他是演員制度的創造者和劇院改革者，被稱為「蘇聯第一人民藝術家」；其母為一名農家女。塞爾格葉夫由祖父撫養成人，他的祖父是莫斯科商人階層的領袖，因此他從小生活富足，也獲得了良好的教育，為他在古代史學界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基礎。塞爾格葉夫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歷史語言系，1918年開始在大學授課，後成為莫斯科國立大學教授，曾任古代史系主任。他寫作了多部蘇聯古代歷史教科書，主要涉及古代羅馬史和古代希臘史，《古希臘史》正是他於1939年出版的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寫成的古希臘通史性著作，此書後經增訂再版，被蘇聯高等教育部審定為國立大學及師範學院歷史系教科書。

  塞爾格葉夫認為，古代世界史的學習對於當時蘇聯的公民培養和教育制度具有重大意義。學習古代世界史，可以擴大知識視野，加深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探索歷史根源。古代希臘提供了古代奴隸社會所依照以發展的規律的實例，而古希臘的文化，其影響幾乎遍及了地中海所有地區。西歐文化史的轉折點，始於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時期正是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時代，因此古希臘的歷史、古希臘的文化，是歷史學習進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古希臘時期輝煌燦爛的文明促成了圖書出版的極大進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學者熱衷於著書以記錄和交流哲學思想和科學發現，出版活動頻繁。除了學者，國家政府也重視圖書的政治功用，斥資建造了聞名遐邇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以鞏固權威。在《古希臘史》一書中，塞爾格葉夫從克里特邁錫尼的遠古愛琴時代文化一直回顧到希臘主義時代文化，綜合了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等，多角度地繪出了古希臘的全景圖。本書節選的部分是《古希臘史》的終章中關於「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的介紹和希臘主義哲學思想的概述，塞爾格葉夫以此結題也從側面體現出圖書出版成就在一個文明的歷史演進中的重要位置。

  「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是科學教育活動的集中地，它同時是最高學府、科學研究所兼巨大的圖書館。」[14]托勒密王朝的統治者為這一圖書出版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為建立藏書極儘可能豐富的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托勒密王朝的統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他們下令通過廣泛購買、掠奪來收集圖書，並僱人手抄，亞里山大里亞博物館立於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此段選文重點提及了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的創舉——編纂藏書目錄。卡利馬科斯是托勒密王室專門聘請的目錄學家，他以掌握知識廣博而著稱，將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中50萬卷藏書分為11個大類，編寫了120卷本的《各種學術名著總目》，使圖書出版系統化。在沒有計算機輔助的古代，他為每個作家的作品附以詳細的「注釋」，是以卡利馬科斯為圖書館學科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被譽為「圖書館科學之父」。為了將這種圖書分類的方法和「注釋學」一脈相承，在卡利馬科斯去世後，由他的弟子阿波羅尼俄斯擔任王室圖書館館長。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不僅藏書眾多，它也為圖書出版提供了思維的花園，世界各地的學者紛至沓來，匯聚在其中教學、研究和創作。

  圖書出版可以反映社會的現實風氣，同時也能反向作用於社會文化。由於人們迷失於渺無希望的現實之中，「烏托邦」式的出版內容作為與現實的對抗，風靡於希臘主義時代。而那些幻想的國土——「福人島」和「太陽國」帶給人們理想化的衝擊，使這一時期的出版內容與現實生活剝離，流於修辭和教誨，偏於幻想與神奇，甚至影響了歷史性著作。

  在古代歐洲的出版載體演進中，莎草紙從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3世紀始終是最主要的出版載體，貫穿了整個古希臘時期，是人們出版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希臘史》中記載，在19世紀末葉發現了一些紙草紙[15]，寫著著名喜劇作家米南德[16]相當多的殘詩。有了莎草紙，希臘的文學出版「瘋狂」生長，文明以一種輕便、包容的方式經久流傳。古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大多以「演講」的形式傳播，但據考古發現，柏拉圖時期多用莎草紙記錄先賢精神思想，在本書中這樣的著作也多有提及。例如柏拉圖作為蘇格拉底的弟子，在《蘇格拉底的答辯》和《菲冬》兩篇對話錄中對大師蘇格拉底的死作了很動人的描述。柏拉圖本人的著作亦甚富，大部分作品（對話錄）的主角是蘇格拉底。他還有兩篇專門論文《共和國》和《法律論》，研究了理想國家的性質。希臘的數學、醫學、生物學、植物學和地理學等學科的著作也極其豐富，古希臘的圖書出版即使在當下看來，也是全方位、多領域的，其出版成就在歐洲稱得上「開一代先河」。

  讀《古希臘史》，能從各處捕捉到古希臘文明是如何通過圖書的出版，被「遠征」帶往世界各地，或是在一代代學者的努力下流傳至今。這本書貴在將圖書出版活動置於政治、軍事和流行思想之中，從不同角度窺探這一時期圖書出版的特點，總結出版成就，是將出版活動融於宏大歷史背景中的經典案例。

  （錢緋璠）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希臘主義：是晚期希臘的哲學思想，以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為主導，帶有反傳統教義的色彩。

  [3] 文中著重符號為原著中原有的添加符號，編者注。

  [4] 阿卡德爾亞：又譯阿卡德米，是柏拉圖在雅典的講學地點。

  [5] 呂克翁：又譯呂克昂，是亞里士多德效仿他的老師柏拉圖所建的阿卡德米學園，於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創辦的學校，因校址臨近呂克昂神廟（即阿波羅神廟）故名。呂克昂學院是以亞里士多德為首的逍遙學派的活動中心。

  [6] 注釋學：是語法上的、批評性的或解釋性的評論，有的是獨創的，也有的是從現有的評論中提取的，這些評論作為注釋出現在原先作者手稿的邊緣空白處。

  [7] 文法學：指研究語言結構方式的科學。

  [8] 遐齡：指高齡，是老年人高壽的敬語。

  [9] 斫喪：意為摧殘、傷害。

  [10] 忒奧龐波斯（前380—前315）：古希臘歷史學家和修辭學家，其作品主題包括希羅多德的歷史和菲利普二世的歷史。

  [11] 厄福洛斯（前400—前330）：古希臘歷史學家，師從教育家伊索克拉底，與忒奧龐波斯同窗。一生著作了29本書，形成了一套世界歷史書籍。根據波里比阿的說法，厄福洛斯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創造世界歷史的歷史學家」。

  [12] 狄奧多洛斯：公元前1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以撰寫世界歷史著作《歷史叢書》而聞名。

  [13] 波里比阿（前200—前118）：又譯波利比烏斯，古希臘歷史學家，著有《通史》。

  [14] B.C.塞爾格葉夫：《古希臘史》，511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15] 紙草紙：即「莎草紙」。

  [16] 米南德（前342或前341—前290）：希臘新喜劇詩人，生於雅典，貴族出身，其完整劇本《恨世者》《薩摩斯女子》和殘劇《公斷》《割發》等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