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印刷術的美妙發明[1]

  [英]弗朗西斯·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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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屬於另一種類的發現尚待指出，它們證明著有許多高貴的發明可能就在我們腳邊，而人們卻踏過而無所見。儘管在火藥、蠶絲、磁石、糖、紙以及類此等的發現方面來看是有賴於事物自身的以及自然的某些性質，說到印刷這個方術方面，無論如何總沒有什麼不是顯明易見的東西了。但是就在這裡，由於人們沒有見到：排版雖比手寫較難，但二者卻有一種區別，即一版排出可有無數印本，而手寫則只能有一本；也或者又由於人們沒有見到：墨水可以濃化到能印而不流（在字型朝天由上下印時更是如此）；——我說，只是由於人們沒有見到這些事情，就空過了這悠悠歲月，而沒有做出這一大有助於傳播知識的最美妙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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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種發明的進程中，人心方面有著這樣一種彆扭情況和不順當的根性，開始是不信賴它自己，隨後又蔑視它自己：起初不相信任何這類事物能被發現，既經發現以後則又不能理解何以人世與它迷失如此長久。正是這一情況本身大可取作希望的又一論據；這就是說，還在大量可以發明的東西留在那裡，不僅可用那些尚待發現的做法，就是藉助於上文所說的「能文會寫的經驗」來把那些已有的做法搬運、比較並應用一番，也能把它們推演而揭露出來。

  一一一

  希望的根據還有一點也不可略而不論。讓人們但想一想他們在效用遠差、價值遠低的事情和業務上對於理解力、時間以及資料的無限耗費吧；只要把其中一小部分移用於健全而堅實的研究，就沒有任何困難是不可克服的了。加論這一層，我想是有好處的，因為我明白地承認，要照我所設想的亦是它所應有的樣子來集成一部自然史和實驗史，確是一件偉大的，亦可說是莊嚴的工作，而且也是需很多勞力和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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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這裡，只有再就心目中這個目標的卓越性略談幾句了。這些話若在早先說出，或許被看作空疏的願望；現在希望既經鼓起，不公正的成見既經消除，再說這些話也許就有較重的分量。再說，假如我自己業已把一切做完，而沒有機緣再邀請別人來幫助和參加這個工作，那麼直到現在我也仍要避免說這些話，以免人們會認為我是在宣布自己的功罪。但是由於我要促進別人的努力和燃起他們的熱情，那麼我就該使人們留心到某些事情，這卻是適宜的。

  首先要說，引進著名的發現，這在人類一切活動中應該高居首位，這是歷代前人所作的評判。歷代對於發明家們都酬以神聖的尊榮；而對於功在國家的人們（如城國和帝國的創建者、立法者、拯救國家於長期禍患的人、剷除暴君者，以及類此等人）則至高不過諡以英雄的尊號。人們如正確地把二者加以比較，無疑會看出古人的這個評判是公正的。因為發現之利可被及整個人類，而民事之功則僅及於個別地方；後者持續不過幾代，而前者則永垂千秋；此外，國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經暴力與混亂而告實現，而發現則本身便帶有福祉，其嘉惠人類也不會對任何人引起傷害與痛苦。

  再說，發現可以算是重新創造，可以算是模仿上帝的工作，正如詩人說得好：

  脆弱的初民不知道耕稼，

  雅典人首先播種真偉大，

  從此生長出油油的田禾，

  再造了我們下界的生活。

  說到這裡，可以指出梭羅門[2]（Solomon）確有值得稱道之處。雖然他在統治帝國方面，在金銀財富方面，在豐功偉業方面，在朝廷家室方面，在艦隊武備方面，以及在名耀海內敬在人心等一切方面莫不顯示其偉大有力，可他都不把這些引以為榮，卻只說道：「上帝的光榮在於藏物，國君的光榮則在於把它搜出」。

  其次一點，讓人們想一想在歐洲最文明的區域和新印度最野蠻的地方之間人們生活是怎樣大不相同，他們就會感到「人是人的上帝」這句話乃是有道理的，不僅從人們所得到的幫助和福利說來是這樣，從生活情況的比較說來也是這樣。而這個差異卻是從何而來呢？這無關於土壤，無關於氣候，也無關於人種，這個差別只在方術。

  複次，我們還該注意到發現的力量、效能和後果。這幾點是再明顯不過地表現在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而起源卻還曖昧不彰的三種發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仿佛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本文節選自《新工具》，[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許寶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85、86、102、103頁。

  【導讀】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散文家、哲學家。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實驗科學的創始人，也是近代歸納法的創始人。馬克思認為培根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其主要著作有《論科學的增進》《偉大的復興》等。培根晚年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活動，寫成了一批在近代文學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以《偉大的復興·新工具》最為顯著。

  《新工具》是《偉大的復興》的第二部分。全書共兩卷，共182條格言。選文選自《新工具》第一卷中第110、111和129條格言。整體而言，《新工具》批判了經院哲學的觀點，認為人是自然的解釋者。還較全面而詳細地分析論述了歸納法，為歸納邏輯奠定了基礎。同時從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來說，它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做準備，為新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提供了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培根曾公開表明，寫作《新工具》一書的目的是為了給人們的理智提供一種新的方法，即新的認識工具，這就是建立在唯物主義經驗論基礎上的歸納法。他把自己系統闡述歸納法的著作，稱之為《新工具》，目的是為了與亞里士多德闡述演繹邏輯的著作《工具論》相對立，充分體現了他的奮鬥精神。

  本文第110條和第111條格言說的是許多偉大的發明並不是十分艱難晦澀的發明，比如印刷術，如果人們能早點發現並認識到一次排版可以印刷多次以代替手寫的進步性，墨水可以濃化到只印不流的地步，那麼這項技術就會早點面世。培根是以印刷術為例談發明與人的關係。希望人們能夠有紮實的研究態度和善於發現的眼睛。第129條格言則是說發明發現的力量，對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培根仍是以印刷術為例，他認為歐洲最文明的地方和新印度最野蠻的地方之間人們的生活上有極大不同是因為印刷術得以先傳入歐洲，促進歐洲文化發展與文化繁榮，而新印度由於印刷術尚未普及，文明尚且野蠻。「這無關於土壤，無關於氣候，也無關於人種，這個差別只在方術。」

  選文並沒有長篇大論地介紹印刷術的發明及普及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而是從兩個角度給予思考，一是印刷術作為一種偉大的發明並不是基於十分複雜的實驗方法，更多的是要求善於發現，二是印刷術的普及，對文明文化帶來的顛覆性變化，將最文明的歐洲與最野蠻的新印度進行對比，鮮明而又強烈。技術對於社會的作用是通過各種社會活動踐行，對於印刷術這一出版技術而言，也是通過各種各樣的出版活動實現其對社會變化的重要影響。歐洲的文明和印度的野蠻很大程度上就是出版活動的頻繁與否造成的。通過寥寥數語體現出印刷術這種機械性發明在人類文明中的光輝。

  本文主要是從技術和工具的角度切入，帶著培根特有的思辨方式去思索出版技術，特別是印刷技術的發明發現，由出版技術衍生而來的出版活動和出版成就，如同火藥、磁石一般，讓培根得出「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仿佛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明」這樣的結論。

  （周家翠）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梭羅門：有譯為所羅門，古代猶太王國的國王。所羅門在位時，是古代以猶太王國最強盛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