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朝鮮銅活字印刷術的發明[1]

  [日]林泰輔

  太祖雖開創王業，不久避位，定宗在位亦甚短，故諸事猶未整備，至太宗時始稍就緒。

  且王於守成時代，思學問教育之必要，於十一年，設中東西南四學，使教所管之儒生；十四年，親臨軒試文臣，始設謁聖之試，命藝文大提學卞季良掌文衡；而其尤與後世利益者，活字印刷之事業是也。

  活字印刷之事恭讓王四年（即太祖即位之年）嘗置書籍院以鑄字，印行書籍，何人之創造雖不詳，然自高麗末業已開其端，王更利用之，三年（明永樂元年西紀一千四百零三年）二月，謂左右曰：「凡欲為治，必博觀典籍，然後可致格致修齊治平之效；然書籍甚寡，故欲鑄銅為字，印行所得之書，以廣其傳。」乃置鑄字所，出內府之銅，命判司平府事李稷、知申事朴錫命、右代言李膺等，以古注之《詩》《書》《左傳》為字本，鑄造活字數十萬，是名癸未字；然以其中字樣未善，世宗二年（永樂十八年庚子）十一月，命工曹參判李藏更為改鑄，字樣稍小，頗為精好，是名庚子字，世宗猶以其字體纖密，不便於閱覽，十六年（明宣德九年）七月，復命中樞院事李藏、及集賢殿直提學金墩、直集賢殿金鎖等，出《孝順事實》《為善陰薦》《論語》等書為字本，所不足者，命首陽大君瑈書之，凡二閱月，作大字活字二十餘萬，是名甲寅字；於是文字始鮮明。其後文宗[2]又命安平大君瑢所書者，名壬申字；世祖命姜希顏書者，名乙亥字；命鄭蘭宗書者，名乙酉字；祖命姜希顏書者名乙亥字，命鄭蘭宗書者名乙酉字；成宗又用《王荊公集》《歐陽公集》之字，名辛卯字；用《通鑑綱目》之字，名癸丑字；皆以其鑄造之年而定其名也。如此，改鑄活字之事，歷代之王皆頗注意，且當時印行書籍有誤時，有杖責監印官之規定，可謂絕無錯謬。然世宗二年，一日所印僅二十餘紙，十六年，四十餘紙，殊不能與後世之迅速者同日而語，然有稗於書籍之刊布，可謂甚大也。

  更考之於中國，宋之慶曆中，畢昇[3]始以膠泥刻字作活版，雖為其權輿，而字既不精整，又易破碎；元時有木板活字[4]之法；明正德中，有毗陵（江蘇武進縣）人以鉛材作活字，然隆慶中，無錫（江蘇無錫縣）人印《太平御覽》，五年僅得十之一二雲；至清乾隆時，戶部侍郎金蘭擇《四庫全書》中之善本，用活字印刷，改名聚珍版。所謂《武英殿聚珍版》是也；中國之活字，於是漸有可觀。日本於足利氏之末，有木製活字，則在太宗之後，而德川氏之初，用銅製活字者，系文祿之役得於朝鮮者也。西洋活字之發明，在西紀一千四百五十年[5]，自太宗三年後四十八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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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是觀之，朝鮮活字之發明，雖較中國為後，而其進步之速，則在中國之上；又銅製之活字，實系出朝鮮創造雲。然其後反不如他國之進步，數百年間，依然安於舊態，不能神速巧妙，誠可惜也。

  本文節選自《朝鮮通史》，[日]林泰輔著，陳清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96—98頁。

  【導讀】

  林泰輔（1854—1922），1854年幕府末期出生於日本千葉縣香取郡，自幼在著名的朱子學家並木栗水門下學習程朱理學，打下了堅實的漢學基礎。1883年進入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書課學習。明治二十年（1887）七月，林泰輔從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書課畢業後，歷任一高、山口高中教師，東京高師教授，主要研究朝鮮歷史、經學、金石文字等，著有《上代漢字的研究》《周公及其時代》《中國上代之研究》等著作。通過考察林泰輔著作及論文集可以發現，他的著作都與疑古批判觀、周公研究、經學思想、甲骨文字研究等方面有深刻聯繫，他的先驅性研究理論對中國上古時期的甲骨學以及朝鮮等早期的社會研究具有開拓性的貢獻。林泰輔求真求實的嚴謹作風不僅體現在學術上，在生活中也有如實的反映，他為人謹慎端正，真摯質樸，在起居舉止等方面自有一番紀律。他的大多數著作的手稿都是正楷書寫，整潔有序，毫不雜亂。林泰輔在著作《朝鮮通史》中客觀地闡述了朝鮮半島金屬印刷術的起源、發展等學術問題，以經學家之深厚學術素養進行了嚴謹考辨。

  此段選文部分的內容是以朝鮮太宗時期為歷史背景，以時間的延伸為歷史線索，從宏觀的角度揭示了古朝鮮時期金屬印刷術的發明、完善、影響的發展過程，而作者在論述中著重闡述了古朝鮮統治者對金屬印刷的高度重視。「世宗二年（永樂十八年庚子）十一月，命工曹參判李藏更為改鑄，字樣稍小，頗為精好，是名庚子字。」這段論述講的是世宗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字樣，使「精好」的字模通過銅質活字印刷能夠呈現美感，該段論述在明宣德朝鮮銅活字本《文選五臣並李善注》六十卷中也可以找到相似記載。「凡書籍刊印者，均重視字樣」，後來文宗、世祖等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字模，所以相繼出現了壬申字、乙亥字等字模。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高麗人不僅重視活字印刷技術，對活字印刷的文字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作者說「畢昇始以膠泥刻字作活版，雖為其權輿」，這句話中「權輿」是「起始」「萌芽」的意思，在這裡作者關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史實還存在疑惑，這體現了作者疑古批判觀的懷疑精神。接下來作者在把朝鮮活字版事業和鄰國進行了對比，他說畢昇膠泥活字「字不精整，又易破碎」，這是膠泥活字印刷的缺點，畢昇的方法是先用膠泥刻成單字，用火燒堅，製成字模，然後一個一個地排列進行印刷，然而印刷出來的字質強度不夠，字體結構易斷，所以在相關的書籍上經常會看到字體有斷筆缺畫的情況。作者接著又說「隆慶中（江蘇）無錫人印《太平御覽》，五年僅得十之一二雲」，清朝時期用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之後，活字印刷才「漸有可觀」。因為到目前為止很少有，甚至是沒有泥活字的實物來證明中國是最早發明泥活字的，儘管有較多的文獻記載，也未必能使人信服，所以作者才會提出這樣的疑問。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應該是後面的論述：「日本於足利氏之末，有木製活字，則在太宗之後，而德川氏之初，用銅製活字者，系文祿之役得於朝鮮者也。西洋活字之發明，在西紀一千四百五十年，自太宗三年後四十八年也。」我們從韓國現存的銅活字古籍善本中的數量和出版的時間來看，朝鮮王朝在太宗年間已經發明了銅活字的技術，遠遠早於鄰國以及西方國家。根據大量的資料的記載，朝鮮之所以能夠大量的研製和使用銅活字印刷書籍，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獨特的物質條件。「乃置鑄字所，出內府之銅」，據明董越（1431—1502）的《朝鮮賦》一文中說到：「朝鮮所產最多者銅」，且雲其「地產銅最堅而赤，食器匙箸皆以此為之，即華所謂高麗銅也。」朝鮮的銅資源非常豐富，不僅政府擁有大量的銅，連民間使用的各種器皿基本上都是銅質的。第二個原因是統治者的重視以及濃郁的人文環境的影響。「活字印刷之事恭讓王四年（太祖即位之年）嘗置書籍院以鑄字，印行書籍。」在14世紀末，朝鮮政府成立了專門的書籍院，作為鑄字和印刷的場所。然而書籍還是稀少，所以統治者下令建立鑄字所，以滿足儒生欲「博覽典籍」的需求，從而達到「修齊治平之效」，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朝鮮王朝統治者早已認識到發展書籍刊印事業對於國家統治的重要性。

  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家強調要用辯證的批判眼光去看待事物，同樣，經學家、史學家，應該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存有疑問的歷史記載持有疑古批判的精神，更需要在符合史實的基礎上，去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此段選文中作者沒有堆砌太多的資料，卻以充分的論據和清晰的理論邏輯闡述了朝鮮王朝時期金屬活字印刷史的發展，顯現了作者深厚的學術素養和能力，這段選文也為當代以及後人繼續研究有印刷技術相關的領域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參考。

  此段選文只是截取了作者林泰輔在研究朝鮮通史時涉及書籍出版技術發展部分中的一些論點，雖然在整本著作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但是確有很大的學術價值。近年來，諸多的中韓學者在古代印刷史這個問題出現了分歧，例如金屬印刷術最早起源於哪裡，誰最早使用金屬活字等學術問題都受到了重視。作者在選文中的辯證的敏銳觀點向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和可供借鑑的研究參照。

  （劉玉娟）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文宗（1414—1452）：李珦，字輝之，李氏朝鮮的第五位國王，即位前被封為大君，在位期間的主要成就是對全國的寺廟進行布施供養，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十分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

  [3] 畢昇（？—約1051）：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據同一時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記載，畢昇在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發明在膠泥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變成活字。他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政和年間（1111—1118）進士江少虞的《皇朝事實類苑》中關於活字印刷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可是因為一直沒有泥活字的實物來證明此項技術是中國發明的，所以後世關於泥活字的起源頗有爭議。

  [4] 木板活字：元朝著名的科學家王禎著的《造活字印書法》中記錄可能在元末明初已經有人用字模澆鑄出錫活字了，它比歐洲人谷騰堡用金屬活字印書，要早一二百年。在錫活字發明不久之後，元朝人又創造了木活字，它的創始人就是最早記載錫活字的王禎。

  [5] 歐洲第一部關於活字印刷的著作《活字印刷的發明》是馬蒂亞斯·里希特於1566年出版于丹麥哥本哈根的，其中記載了歐洲早期的活字印刷的來源及其在文化領域帶來的技術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