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書籍材料與形式的變革[1]

  [英]F.G.凱尼恩

  這一章的主題是，圖書的基本材質從紙草向皮紙的嬗替，以及它們的形制從捲軸向冊頁的嬗替。這兩個過程並肩而行，並涵括了一種中間形態的圖書種類——紙草冊子——其形制已改，但材質沒變。這一現象歷時並不長久，但正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它對於基督教文獻，特別是《聖經》，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妨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從材質的變化開始講起。

  

  對於動物的皮革的使用（指經過鞣製的皮，或者說熟皮），前面已經提及。犢皮紙，或者帕伽馬皮紙，也是一種用皮革做成的材料，但是製作工藝不同，故而結果也大不一樣。通常是用牛、綿羊以及山羊的皮，而且特別是用這些動物的幼仔——牛犢和羊羔——的皮。用豬和驢的皮做成的皮紙較為粗糙，不過用得不多。另一方面，有一些非常精良的皮紙，譬如用來寫成著名的梵蒂岡寫本和西奈寫本的那些皮紙，據說是用羚羊皮做成的；不過，儘管提申多夫[2]的這個說法經常被人引述，但就我所知，卻從來沒有被證實。這些皮革經過仔細的清洗和刮擦以除其毛，碾以浮石使之光滑，然後塗以白堊。最終製成一種用來書寫受墨的材料，顏色幾乎為白，極為耐久，品質更佳，精美絕倫。皮紙的兩面仍有一些分別，原來有毛的那面一般略黯一些，不過受墨更好。

  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可以稱得上是尤曼尼斯時代的或者帕伽馬圖書館的皮紙。不過，有兩個考古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一是1909年在庫爾德斯坦的艾弗羅曼出土的兩個皮紙文件[7]，所載日期相當於公元前88年和公元前22年；二是1923年F.屈蒙教授在對幼發拉底河上游的杜拉（薩拉黑耶）羅馬要塞遺址進行發掘的過程中又出土了幾個皮紙文件[8]，其中一件提到了塞琉西帝國紀年的117年和123年，相當於公元前190—前189年和公元前196—前195年。出土的皮紙品質很好，上面的書寫並不劣於，或者說在風格上與同時期的埃及紙草文獻上的書寫並無明顯不同。即此可知，這些文件的年代大概相當於尤曼尼斯二世統治的初期，其地距離帕伽馬非常遙遠，故而其對這種材料的使用不可能是尤曼尼斯舉措的結果。顯然，尤曼尼斯所做的，只是將已然存在的這種書寫材料用於抄制文學圖書而已。

  不過，就整個圖書製作行業而言，並不能說皮紙一下子就取得了和紙草相抗衡的地位。事實顯然不是這樣。至少直到公元1世紀末，所有羅馬文學中的相關記述，都明確地指向紙草。普林尼的話（寫於公元1世紀下半葉）的言下之意是，帕伽馬對於皮紙的使用，只是一種困難時期的緊急措施，他絕不會將皮紙與紙草等量齊觀，他認為後者乃是人類文明和歷史的基本器官。的確，他是用了一個差相仿佛的措辭來指稱皮紙（postea promiscue patuit usus rei，qua constat immortalitas hominum），這意味著，皮紙在一世紀時已廣為使用；但是他的外甥關於他那雙面書寫共有166卷之巨的摘抄的記述似乎表明，他自己是寫在卷子上的，而且他顯然是把紙草當成更為重要的書寫材料，值得他認真地全面描述[9]。在圖書世界裡皮紙也許已經占據了第二把交椅，但是其主要用途似乎是筆記簿，無疑廣泛使用於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最終則付諸紙草，繕寫發行。關於這些筆記簿，有一句話是必須要說的，因為它們對於冊子形式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關於使用筆記簿（tabellae，pugillares）的記述時見載籍。筆記簿可以隨身攜帶，用於隨時的筆記或者作詩的草稿。一般而言，筆記簿是木製的，塗以蠟，用鐵筆刻寫，或者刷以粉，用墨水書寫。馬提雅爾提到過用作筆記簿的幾種不同的材料：雪松木、象牙以及皮紙（membrana），不過這些都是講究的禮物，從他的話中可以看出，通常所用的寫字板是上蠟的。他還提到將多個寫字板結合在一起做成一個筆記簿的情形（三片，五片）。這類多層板，尚有實物存世，簡樸無華，塗過蠟，或刷過粉，而且顯然它們大多是用於學校練習，就像19世紀的石板那樣，所塗蠟使之易於擦除。它們通常也用作短的信箋，收信人將其回信寫在反覆使用的蠟上，再交回發信人。如果所用寫字板多於一個，則用帶子或者皮條將其扎在一起，還可以用絲線封固加印，以防窺看。

  所有這些，為採用皮紙材料和冊子形制（或者說圖書的現代摺疊形制）鋪平了道路；可是，從什麼時候起皮紙開始大量用於文學圖書的生產，早期的帕伽馬抄本究竟是卷子形式還是冊子形式，這些都還很難說。不過，正如我們已經從普林尼的書中所看到的那樣，有一些證據表明，在1世紀末年，它已經廣為人知，儘管還遠不能說取代紙草。……迄今為止的證據表明，一直到我們所說的這個時期，紙草卷子仍然是標準的、主流的圖書形式。

  現在再說紙草冊子的故事，亦即將冊子形制施之於紙草材料的情況。一直到最近，這一方面都是鮮有證據。在埃及出土的紙草裡面有一些實例，雖相對嫌少，但卻足以證明曾有冊子形制的紙草寫本存在的事實。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時代較晚，還有幾個是科普特[10]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南德四部戲劇的寫本，是G.勒菲弗[11]1905年在孔伊希高發現的，其時代大概可以確定為5世紀。其他大一些的希臘文紙草冊子有海德堡的《小先知書》（Minor Prophets），時間是7世紀；一本精心繕寫的亞歷山大城主教聖西里爾的《論崇拜》（De Adoratione），一部分在都柏林，一部分在巴黎，時間也是7世紀；幾本魔法書，分藏於大英博物館和巴黎，時間是4世紀；奧克西林庫斯出土的卡利馬庫斯的《起源》（Aetia）和《短長格詩》（Iambi）的七葉，時間是4世紀末；還有幾本是荷馬作品的某些部分。除了西里爾那一例之外，它們都是圖書生產中的次品，潦草地寫在粗劣的紙草上，反映出在那個歷史階段紙草在圖書行業中已確然處於次於皮紙的位置。其中最早的是一個荷馬寫本，《伊利亞特》ⅱ—ⅳ，藏於大英博物館（B.M.pap.126），時間顯然是3世紀。每葉只寫了一面，似乎那寫工還不太諳熟冊子抄寫技巧，沒有意識到其可以兩面抄寫的優點。另外還有不少小的殘片，都不早於3世紀，從它們兩面抄寫的文本布局，可以看出是冊子的殘片。

  隨著越來越多實物的發現，人們逐漸注意到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紙草冊子，尤其是早期的紙草冊子，其內容絕大部分關乎基督教。其中有許多是《聖經》的殘卷，還有著名的奧克西林庫斯紙草書《耶穌語錄》（Sayings of Jesus）。統計顯示，異教圖書和基督教圖書在卷子形式和冊子形式的比例上有巨大差別。對迄於1926年在奧克西林庫斯發現的所有古寫本進行調查，結果如下：3世紀之前，未見冊子形式。3世紀，106個異教文學寫本中，100個是卷子，只有6個是冊子；而在同時期的17個基督教文學寫本中，只有7個是卷子，紙草冊子則有8個，還有2個是皮紙冊子。4世紀，異教文學圖書的產出數量驟降。只有14個寫本屬於此類，其中6個是卷子，3個是紙草冊子，5個是皮紙冊子。這一時期基督教圖書已成大宗，總共有36本，除了一個是小學生練習、一個是抄在李維史綱背面的《希伯來書》這兩個是例外以外，其餘都是冊子形式。在這34個冊子中，21個是紙草冊子，13個是皮紙冊子。在埃及，紙草依然是主流，但是卷子形式已幾乎絕跡，而皮紙則越來越流行。5世紀，有25個異教寫本，其中卷子形式只有4個，而紙草冊子17個，皮紙冊子4個；在21個基督教寫本中，4個卷子，7個紙草冊子，10個皮紙冊子。六世紀產自奧克西林庫斯的文學文本迄今少見。6個異教寫本中，2個卷子，3個紙草冊子，1個皮紙冊子；而8個基督教寫本中，2個卷子，5個紙草冊子，1個皮紙冊子。

  從這些數字所得出的結論，也得到了其他地方考古發現的印證（儘管它們的數字還沒有列成表格）；顯而易見的是，在3世紀，還有4世紀（程度略減），異教圖書中，卷子形式占絕大多數，而在基督教圖書中，冊子形式已占據多數，並不斷增長。因而認為基督教在發展冊頁形式圖書製作工藝的過程中居功至偉是恰如其分的；究其原因，正是由於如前文所說，最初有那麼一段時間，皮紙被認為是製作圖書的次級材料。基督教是貧困人群，而且時不時受到迫害，他們不大可能常常雇得起最好的職業寫工。故而紙草冊子的肇源似乎就在3世紀，主要流行於基督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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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的這些新的資料，使前述結論的證據數量得到很大的增加，使這些結論得到充分的印證、拓展並且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它有力地證實了基督教人群很早就採用冊子形式；甚至它所顯示的時間比我們此前所認識到的還要早。的確，「切斯特·比提紙草」的年代只能通過古文書學加以確定，故而可能有不同的觀點；但是關於最早的寫本，那個包含了《民數記》和《申命記》的寫本，其年代不可能遲至三世紀，甚至不可能晚於二世紀中葉。如果接受這一點（正如除我以外還有其他一些人那樣），那麼基督教人群對紙草冊子的創製和應用至少可以上溯至二世紀初。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那是整個這一組寫本中寫得最好的一本。它出自於訓練有素的寫工之手，這表明基督教人群偶爾也可以雇用此類寫工——因為其中（《約書亞記》）出現了耶穌（Jesus）名字的基督教式的縮寫，故而不可能來自於猶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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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介紹一下紙草冊子的外觀和結構。它無疑是參照前面已經介紹過的筆記簿的形式（無論是木片的還是皮紙的）；不過，在被用作冊子的紙張（sheets）或者折葉（quires）時，皮紙和紙草在處理上有重要區別。一大張皮紙可以（習慣上也的確這樣）在兩個方向上（橫向、縱向）對摺，故而形成2、4、8、16葉的「折」（quires），就像今天用於製作圖書的紙一樣。可是紙草的高度有限，不能在兩個方向上而只能在一個方向上對摺，而且同一張紙只能對摺一次，否則就有裂或者扯的危險。故而製作紙草冊子的方法就是，取若干紙張，每張大小都相當於冊子頁面的兩倍，從中對摺一次。一張紙於是形成兩葉，或者說四面；而最簡單的冊子就是由一疊這樣的單張折葉構成。不過，若干張紙也可以先上下相疊，然後整疊對摺一次；如此這般所形成的一折（quires），其葉數就相當於對摺之前那迭紙張的兩倍。因而一摺紙草的葉數就是2的倍數。現在有證據表明用這種方法曾形成過很厚的摺子。在早期發現的奧克西林庫斯紙草中有一張紙草（P.Oxy.208），從字形來看，應當是抄於3世紀，其構成一個冊子的兩葉，第一葉的內容是《約翰福音》第一章，另一葉的內容卻是第二十章。這說明這是一大摺紙草的幾乎是最外面的一張，這一折原來包含了整部《約翰福音》。計算顯示這一折是由25張組成，對摺後，是50葉或者100面；整折沿紙張縱向中線穿孔並用線釘在一起。於是一摺紙就構成了整個冊子[12]。

  另一方面，有其他一些存世的紙草冊子顯示出另外一種裝訂方式，一種更像皮紙冊子的方式。例子很少，因為絕大多數冊子的殘餘只剩下單葉，無法證明它們原初的折葉結構；不過，還是有一些冊子保存了相當大的部分。這其中，米南德冊子（5世紀）似乎是每折8葉，西里爾冊子（7世紀）也是如此，而海德堡《小先知書》（7世紀）每折或8葉或10葉。不過我們將會看到，所有這些都相對較晚，是在皮紙工藝完全成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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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紙草冊子的構成就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1.由一個單獨的厚的摺子構成，在沒有造成特別不方便的前提下可以能折多厚就折多厚；在這樣構成的冊子裡，其上面一半各葉，前面是反面，後面是正面，其下面一半各葉，前面是正面，後面是反面。（顯然，如果在對摺前所有的紙張都是反面朝上疊放，就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下面提到的科普特文冊子中可見其例，但據我所知，希臘文抄本中卻未見其例。）

  2.由一系列薄的摺子（通常每折8葉，10葉或12葉）構成，各折的上半部分各葉，前面是反面，後面是正面，下半部分各葉，前面是正面，後面是反面。

  3.由一系列二葉摺子（由單張紙草對摺而形成）構成，嚴格說來這只是上一個類別的一個特例，不過，它有一個特別的效果，這就是，整個冊子的紙草都是正面對正面，反面對反面，而前面兩個方式所形成的冊子都不是這樣。

  4.由一個單獨的厚的摺子構成，而這個摺子在對摺之前，正面反面交替疊放，所以整個冊子的葉面也是正面對正面，反面對反面。

  5.由經過同樣處理過一系列薄的摺子構成。

  …………

  以上我詳細介紹了紙草冊子的形制和歷史，這一方面是因為有些信息是新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其對早期基督教文學的重要性（現在較之以前更加確然有據）。我們將會看到，根據迄今所掌握的證據，3、4世紀在埃及的基督教人群中，紙草冊子是主流的圖書形式，早在2世紀甚至2世紀上半葉就已經為人所知。就其材質和工藝而言，這些紙草冊子並不是很高級（《民數記》和《申命記》寫本以及晚近的聖西里爾寫本算是例外），有證據證明至少在3世紀末，其在圖書業中的地位還是低於紙草卷子的。在四世紀，紙草卷子和紙草冊子一併讓位於皮紙冊子，下面馬上就會談到。

  現在有必要再回到異教文學，完成對紙草卷子故事的講述。我希望讀者已經明白，到1世紀末，紙草卷子是完全的主宰，而馬提雅爾類似於聖誕禮物的記述，與之並無不合。2世紀的情況似乎也是如此。在埃及發現的可以算在2世紀的所有紙草寫本中（應該強調的是，比起其他時期，二三世紀的紙草寫本要遠為多得多），沒有一個異教文學寫本是冊子形式的。

  …………

  紙草的衰落無疑是從4世紀開始的。這個多少有點兒突如其來的變化，其原因還不是非常清楚，不過，有兩個因素也許曾共同起過作用：一是對於比紙草卷子容量更大的書寫載體的需求，二是皮紙製作工藝的進步。羅馬帝國接受基督教為正統宗教無疑導致了對《聖經》的需求。我們知道君士坦丁單是為其新首都就訂購了五十部，整個帝國的需求必然數以千計。用卷子形式供應《聖經》將會不太便利；再者，一堆卷子也沒有整體感，而冊子則自成單位。因而正是在這一時期，正典的劃界得以確定，完整的《聖經》首次製作出來。驗諸紙草冊子可知，一個冊子所能容納的文本內容比一個卷子要大得多。切斯特·比提寫本表明，四個福音書和使徒行傳可以容納進一個冊子裡，卻要占據五個不同的卷子。另外，卷子會隨著加長變得越來越不便於展玩，而冊子卻可以幾乎無限加厚不會變得難以翻閱。唯一的缺點是裝訂困難。單摺紙草冊子不能加到超過50張（存世實物未見超過此限者），否則就會變得太厚以至無法對摺。因而有必要用薄的摺子，每折8葉或10葉，將其縫在一起，置於某種形式的封皮之內：隨著歲月和使用，會有一些紙草葉子從縫線處脫落的趨勢。顯而易見的補救措施是使用皮紙。大概自皮紙發明以來的幾個世紀裡，其製作工藝有所改進，文學世界漸次發現，皮紙除了可以使一個人在封皮內囊括進想要訂為一體的所有的文本內容這一優點之外，作為一種材料，其美觀不輸於紙草，且要結實耐用得多。

  另一個也許有所影響的因素是冊子形式所帶來的查檢援引的便利。前文曾提到，紙草卷子幾乎沒有表現出對讀者便利的考慮。在查找某特定段落時，讀者必須非常不方便地不斷地展開、合攏其抄卷；古典作家的引用往往不太精確，原因或許就在於此。如果所涉及的只是平常的文學作品，這也許不太要緊；但是，如果所涉及的是靈魂拯救所仰賴的作品，那麼對權威文本的引用就更為必需，而引用的準確也更為緊要。同樣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對在帝國統治下變得司空見慣的法律彙編的參考引用。冊子形式只需翻動書葉就可查檢，比起卷子形式有很大的優勢。在這一方面也許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約》各卷所引入的分節編碼系統，這因應了非常晚近的分章分節的目的；儘管就我所知，基督教文學中並沒有藉由這種編碼引用文本的實例。

  也許應該指出的是，新範式的這兩個最早的標本，顯示出它們抄自卷子而不是冊子的蹤跡。這表現在所用欄之狹窄。梵蒂岡寫本每頁有三個窄欄，西奈寫本頁面較寬，有四欄，這是對紙草卷子上分欄效果的照搬複製。進一步的經驗顯示出寬欄的優點；到5世紀時亞歷山大冊子本每頁分兩欄，從此這成了大的皮紙寫本的常規（偶爾有嘗試性的單欄）。

  似乎就在這同一時期，皮紙也開始用於世俗作品。判定早期皮紙安色爾寫本之年代，是一項危險的任務，因為幾乎沒有可供參照的確定的點。另外，那些開創了使用新書寫材料風尚的寫工們，應該是臨摹他們所知所見的寫在紙草上的最好的範本，即那些寫於2世紀的範本；恰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寫工和印刷匠臨摹9、10世紀的加洛林寫本。希臘文《聖經》的梵蒂岡寫本和西奈寫本，不可能早於四世紀，卻重現了2世紀紙草的文本面貌；同樣地，米蘭的《伊利亞特》安布羅斯安寫本，其書寫情況極像該詩的兩個2世紀的紙草本，而它本身不可能早於3世紀。早期的拉丁文安色爾寫本，其年代的判定比希臘文寫本還要難；不過有一組維吉爾寫本，包括所謂的梵蒂岡本，美第奇（Medicean）本以及巴拉丁（Platine）本，它們無疑不晚於5世紀，而現代考證傾向於認為它們至少要早到4世紀。屬於4世紀的拉丁皮紙寫本還有諸如韋爾切利（Vercelli）福音書[14]和西塞羅《論共和國》（De Republica）重寫本。無論是在拉丁文寫本中還是在希臘文寫本中，無論是在世俗文本中還是在基督教文本中，皮紙作為一種書寫材質，其至尊地位的確立，可以確切地認定為是從四世紀開始的。

  本文節選自《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英]F.G.凱尼恩著，蘇傑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14頁。

  【導讀】

  F.G.凱尼恩爵士（1863—1952）是英國著名古典學家、聖經學家和古文書學家。1863年1月出生於倫敦法學名門，其父是著名法學家、牛津大學瓦伊納英國法講座教授約翰·喬治·凱尼恩。他先後就讀於溫切斯特公學和牛津大學新學院，畢業後被遴選為牛津大學麥格達倫學院教研人員。僅46歲就被任命為大英博物館館長、圖書館首席館員，並且擔任此職一直到1931年退休。其間，他還曾被封為爵士，擔任古典學會會長、希臘學研究學會會長以及英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也曾執教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對於他來說，1889年是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在這一年，他成為大英博物館助理館員。從此他便與古文書結緣，骨子裡對古文書籍和古典學的熱愛統統被激發了出來。雖說受父親的薰陶，他從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法學，但他長大後卻不知怎的對工作後才開始加深接觸的「紙草學」有著一股濃厚的情感。

  紙草在西方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出版學的重要載體與研究對象之一。它是古埃及留給後人的一顆明星，帶著古埃及文明的神秘與璀璨照耀著後人。人人皆想探尋而知之。19世紀末，埃及出土了大量極為珍貴的古代紙草文獻，如奧克西林庫思紙草等，這使紙草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了一角，使古文書學和出版學歷史的研究邁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時間，學者們紛紛投入到對紙草的研究中。而在英國，牛津大學和大英博物館作為紙草研究重鎮，存有很多相關古文獻。凱尼恩恰好在這兩地任職，借著大好機會，一心致力於紙草文獻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從而對紙草出版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那本《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便是其中之一。1932年，他應邀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做了三個古文書籍的系列講座。「過去的幾十年間，藉由埃及紙草文獻的發現，我們對圖書的認識取得了重要進展，而這些進展正是關乎這一時期。」也許是想讓自己的研究結果潤澤更多學者，想讓紙草學更加發揚光大，年已古稀的他執筆將這三個講座的資料加以總結，再添以自己新近研究的成果與認識，寫就了這本經典名作。他在書中將出版載體、出版制度與文學歷史和考據結合起來，揭示了其中的內在聯繫，同時討論了近來的研究對於我們認識古希臘羅馬世界的閱讀習慣有什麼新的啟示。

  選文部分主要描述了皮紙作為一種圖書材料，冊頁書作為一種圖書形式是如何興起、如何發展的，以及它們是如何為承載全新的基督教文學、為在中世紀傳承古典作家的作品提供服務的。作者在此章節之前，先通過仔細研究出土的古文資料和古籍文獻，表明了紙草的使用是公元前六世紀希臘世界最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在公元前三世紀的時候，古希臘的文學帶來了希臘圖書，紙草卷子開始進入了羅馬人的視線里，並逐漸成為公認的圖書標準形式。到了此章節的選文部分，作者通過20世紀出土的皮紙文獻記載，推翻了把皮紙製造業的產生歸因於紙草禁運的傳統故事記述，並指出了皮紙最初的主要用途其實是筆記簿，而這些由三五個寫字板結合而成的筆記簿正是圖書冊頁形式產生的源頭。在三世紀的時候，基督教的圖書館中，紙草冊子的形式已占據多數，三世紀被認為是紙草冊子的肇源，冊頁形式對捲軸形式的大規模代替，得益於冊頁書壓倒性的優點：一是文本容量遠遠大於捲軸，二是冊子比卷子更耐久，看起來更有整體感，三是冊子的翻閱形式更加便利，使得引用和檢查更加容易。當時的皮紙被認為是製作圖書的次級材料，使用範圍不大。而通過現存實物考察後，凱尼恩發現，到了四世紀的時候，不管是紙草卷子還是紙草冊子，都一併讓位給皮紙冊子，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習慣一頁頁翻看的閱讀形式，和所有書籍的冊子訂裝形式，就是從四世紀開始演變發展過來的。關於這個變化，作者給了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古典世界對更大書寫載體的需求，二是皮紙製作工藝的進步。以上的所有原因，最終使得皮紙在四世紀的時候，確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紙草捲軸的一千年，即將被皮紙冊頁的一千年所取代，從紙草以及捲軸到冊頁的轉變，這些圖書材料和形式的進步，對於古典文學和基督教文學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在同一時期，正典的劃界最終得以確定，完整的《聖經》首次製作了出來。

  作者凱尼恩結合大量典籍的記載以及留存的紙草、皮紙文本實物，在外觀形制方面的描述非常詳盡，時而還會提及一些掌故，來幫助讀者更好的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去理解要闡明的觀點，同時也大大提高了閱讀的趣味性。他曾說：「圖書的外在形制從來都影響著它們的內容，同時也受到它們內容的影響。書寫材料的供給狀態促進了或者阻礙了文學的生產。風尚因素和便利因素決定了圖書的尺寸和形制，從而也就影響到內容的規模和特點。」皮紙和冊子的興起與發展無疑是對紙草和卷子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也對古希臘古羅馬整個燦爛的社會文化、人文氣息、啟蒙思潮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王藝臻 孟思彤）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康斯坦丁·馮·提申多夫（1815—1874）：德國聖經文獻學家。

  [3] 托勒密·埃庇范尼斯：是托勒密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前205年至前182年在位。

  [4] 《蘇伊達斯辭書》「阿里斯托芬尼斯」條。阿里斯托芬尼斯自前195年至前180年任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

  [5] 「戴奧克里提安敕令」，又稱「限價令」，戴奧克里提安企圖通過限制物價來對抗通貨膨脹，結果適得其反。

  [6] 克麗奧派特拉（前69—前30）：是希臘化埃及國王的最後一位國王，俗稱「埃及豔后」。

  [7] 1909在奧拉曼村附近的山洞裡發現三個古代皮紙文件，稱「奧拉曼皮紙」，書寫年代分別為塞琉西帝國時期和帕提亞帝國時期。

  [8] 弗朗斯·屈蒙（1868—1947）：比利時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杜拉，是幼發拉底河西岸高地上的古羅馬邊鎮小城。

  [9] 麥考恩教授認為冊子形式在西方的使用應當早於作為紙草原產地的埃及；不過從普林尼的102卷以及他的外甥所提到的160卷雙面書寫筆跡來看，1世紀時紙草在義大利圖書業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似乎是確定無疑的。

  [10] 科普特：埃及語言的一種，1世紀時埃及人開始採用希臘字母記錄科普特語，由此形成的文字系統叫「科普特文」。

  [11] 勒菲弗，法國考古學家。孔伊希高，是埃及尼羅河畔的一個城鎮。

  [12] 有一個科普特紙草也是同樣的構成，也是有50葉紙，是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所發現的《約翰福音》寫本，由赫伯特·湯普森爵士整理，「英國埃及考古學院」出版（1924年）。

  [13] 因為（藏書）有部分損壞，阿卡西烏斯以及歐若伊烏斯，這個教會的教士，抄寫到皮紙上以保存文本。

  [14] 韋爾切利福音書，保存於義大利韋爾切利省韋爾切利天主教圖書館，是紫色皮紙冊頁本，抄於公元4世紀，據說是最早的古拉丁文福音書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