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出版載體

  【選文】

  

  莎草紙載體的興衰[1] [古羅馬]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

  紙莎草和紙張的發明

  我[2]目前還沒有接觸過在河流旁生長的沼澤植物或灌木。但在我離開埃及之前，我應該描述紙莎草這種植物的性質，因為我們的文明——或者至少是我們的書面記錄——特別依賴於紙張的使用。

  根據瑪爾庫斯·瓦羅[3]的說法，紙張被發現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勝利和在埃及建立亞歷山大帝國的結果。在此之前，人們沒有使用紙張。人們先在棕櫚葉上寫，然後在某些樹的樹皮上寫。隨後，官方記錄被刻在了鉛條上，而私人文件則是在亞麻布或蠟片上寫的。我們在荷馬發現，在特洛伊時代之前就已使用書寫板。但在他的時代，甚至連現在被稱為埃及的土地本身都不存在，儘管現在紙莎草在埃及的塞貝尼特和賽諾斯省[4]——隨後由尼羅河堆積起來的土地上生長。荷馬曾寫道，現在由一座橋將法爾斯島和亞歷山大相連接，從島上坐船到亞歷山大需要花一天一夜的時間。後來，據瓦羅的說法，當托勒密國王和歐邁尼斯國王因為各自的圖書館而競爭，托勒密國王停止了紙張的出口時，帕加馬人發明了羊皮紙。後來，人類文明永生不朽所依賴的這些書寫材料的使用，不加區別地傳播開來。

  紙莎草生長在埃及的沼澤和尼羅河緩慢的水域裡，在那裡它們泛濫並形成了一個不超過3英尺深的死水池。這種植物有一個傾斜著的根，大概有一個人的手臂的厚度，根部呈三角錐體的形狀向上生長，每棵都不超過15英尺高，並像傘狀花簇一樣傾斜。紙莎草的根被當地人用作木材，不僅用作柴火，也用來製作各種器皿和容器。事實上，他們還用紙莎草來製作船隻，用樹皮編織帆和墊子以及布、毯子和繩子。食用時，他們生吃和煮熟的時候都會咀嚼，但僅僅是把汁水吞下去。

  紙莎草也生長在敘利亞湖泊，這些湖泊的周圍發現了上文已提到過的有香味的蘆葦。安條克國王[5]僅允許敘利亞產的紙莎草為他的海軍做軍繩；那時用細莖針草（一種長而大的草）做繩子還沒有普及。最近人們意識到，在巴比倫附近的幼發拉底河生長的紙莎草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製作紙張。但到現在為止，帕提亞人更喜歡在布上繡字母。

  莎草紙是由紙莎草製成的，用針將紙莎草剝離成一根根細細的，儘可能長的長條。紙莎草質量最好的是在中心位置，然後向外邊緣質量逐漸降低。第一等級質量的莎草紙曾被稱為「僧侶（hieratic）」紙，這種紙在早期的時候僅僅是用於與宗教有關的書籍，但是，為了奉承皇帝，第一等級質量的紙被命名為「奧古斯都」[6]；第二等級質量的紙被稱為「利維婭」[7]，用奧古斯都妻子的名字命名，所以「僧侶紙」被降級為第三等級。

  下一種等級的紙最初被稱為「圓形劇場（amphitheatre）」，根據這種紙的製作場所命名的。這種紙是由羅馬巧妙的法尼烏斯工作坊接管制作的；他們通過精心的加工使其質地變得更精細，從而將普通的紙張升級為一流的質量——這種紙張以製造商的名字而聞名。但是沒有經過這種附加處理的紙張仍然屬於「圓形劇場」紙的範疇。

  下一級是「塞斯（Saitic）」紙，這個名字是來自於最大規模生產該紙的城鎮名，它由低級的廢料製成；然後再下一級是來自鄰近地方的「泰尼奧提克（Taeneotic）」紙，這種紙由更靠近紙莎草外部的纖維製作而成。這種紙是按重量出售的，而不是質量。最後還有所謂的「『集市』（emporitica）紙」，即「包裝」紙，它不適合寫東西，適合用來包裝文件和商品；因為這個原因，它的名字來源於希臘語中的商人一詞。在這一等級紙張之後的材料就是紙莎草的最外層——即真正的紙莎草——除了用在水裡生長的作用之外，基本沒有任何用處，甚至做不了繩子。

  所有的紙都被「編織」在一個被尼羅河水淹沒的木板上；紙草莖髓中的黏稠物質充當黏合劑。首先，一個直立層抹在板上——把紙莎草的全部長度都塗上，並將兩端修剪好；然後，將拆分成細細的長條的紙莎草橫放，在按壓的過程中形成縱橫交錯的圖案。這些薄片在陽光下晾曬，並被不斷按壓。這樣紙莎草薄片在陽光下曬乾並交織在一起；每一片成功的紙莎草薄片的質量都降低到不能再降。一個板上從來沒有超過20張紙莎草薄片。

  紙的種類

  不同類型的紙張的寬度有很大的不同。最好的紙張是13英寸寬，「僧侶紙」11英寸，「法尼紙」10英寸，「圓形劇場紙」9英寸，而「塞斯紙」則不像製造過程中使用的棒槌那麼寬。紙張質量的其他標準是它的細度、厚度、白度和平滑度。

  克勞迪亞斯[8]皇帝對最好的紙張的質量標準進行了修改，因為在奧古斯都時代，紙張的厚度無法承受筆的壓力。此外，墨水會透過紙張，這讓人擔心書寫時會在紙的另一面留下污點。此外，透明度過高的紙張會在其他方面顯得不雅觀。因此，紙的底層是由第二等級質量的葉子製成的，縱橫的長條是由第一等級的紙莎草製成的。

  克勞迪亞斯還把紙莎草薄片的寬度增加了1英尺。還有一種18英寸寬的紙莎草薄片被稱為「馬克羅可拉（macrocola）」，對這種紙張進行檢查時發現了一個缺陷：撕掉一個單獨的薄片就會損壞好幾頁。因此，克勞迪亞斯紙優於所有其他類型的紙張，儘管奧古斯都的紙張仍然在書寫領域領先。

  表面粗糙的紙張會用一塊象牙或貝殼來使它光滑，但是由於表面光滑的紙張不吸收油墨，導致寫作痕跡易褪去。當比較粗心地完成紙張濕潤的過程時，紙張通常會對書寫產生初始阻力，這個缺陷可以通過錘擊甚至是紙張的霉味來檢測。因此，在紙張的生產過程中加入了另一個過程。

  造紙中人工黏合劑的使用

  一種基本的漿糊是由最優質的麵粉，沸水和少量的醋混合而成的。木匠的漿糊和膠都太脆了。製作漿糊更好的方法是把麵包屑混合在沸水中。這就使得各個薄片的連接點上留下了最少的漿糊，由此生產的紙張比亞麻布更軟。所有的麵糊都應該只有一天的使用時間，不能多也不能少。當粘貼的時候，紙張被一個槌棒打得薄薄的，表面覆蓋著糊狀物；紙張再一次通過壓力去除了摺痕，並被槌棒壓平。

  這樣的製作過程可能會使書寫記錄保持很長的一段時間。在著名詩人和最傑出公民彭波尼[9]的家裡，我看到了提比略和蓋烏斯·格拉古[10]在近兩個世紀前寫的東西。事實上，我還經常看到西塞羅[11]、已故的皇帝奧古斯都和維吉爾[12]的親筆簽名。

  紙張的歷史

  有一些重要的例子表明，瑪爾庫斯·瓦羅關於紙張歷史的觀點有些不符合事實的地方。一位許多年前的歷史學家卡西烏斯·赫米納，在他的編年史中說到，一名叫格奈烏斯·持倫提烏斯的職員，在賈尼科洛山上挖掘土地時發現了一個箱子，裡面裝著羅馬國王努馬的屍體和他的一些書。這件事發生在努馬結束執政後的第535年[13]。赫米納進一步寫道，這些書是由紙製成的，儘管被埋葬了，但是由於它們保持完整，因而仍然具有卓越的價值。

  其他人也好奇這些書是如何保存的。持倫提烏斯給出了以下解釋。在箱子中央有一塊方石，四周用蠟覆蓋的繩子綁住，這三本書都放在了這塊石頭上。他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書沒有腐爛的原因；而且，這些書都曾浸在了柑橘油里，因此也沒有被飛蛾吃掉。奇怪的是這些書中包含了畢達哥拉斯哲學的學說。赫米納還說，由於這些哲學的內容，這些書被執政官路法斯燒毀了。

  監察官皮索在他的注釋中記錄了同樣的故事，但是他說有七卷宗法的法律書以及七卷與畢氏哲學相關的書。圖迪塔努斯在Book XII中說到其中有十二卷是關於人類文物的，而安提奧斯在他Book II中說，其中有十二卷用拉丁語寫的有關羅馬宗教的事情，還有十二卷關於古希臘哲學學說。安提奧斯還提到了參議院對這些書籍的影響所做的決議，即這些卷書應該被燒毀。

  然而，普遍的共識是，西比爾[14]拿了三卷給傲慢者塔克文[15]；其中的兩卷書被她自己燒毀了，而第三卷在蘇拉危機期間國會大廈被大火燒毀時丟失了。此外，曾擔任過三次領事的穆基亞努斯斷言，在他最近的利西亞州長任職期間，他曾在特洛伊的一所寺廟裡讀過薩爾珀冬寫在紙上的一篇文章。我發現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即當荷馬寫作的時候如果埃及並不存在，還有，如果紙張已經被使用了，那麼為什麼人們習慣用鉛或亞麻布製成的摺疊片來寫作呢？或者，為什麼荷馬寫道即使是在利西亞，給予柏勒羅豐[16]的是木板片上的文字而不是信件呢？

  紙張往往是短缺的，早在提比略的統治下，就因為紙張緊缺，便任命了參議院的委員來監督紙張的分發；否則，日常生活就會陷入混亂。

  本文節選自《自然史》，[古羅馬]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著，倫敦：企鵝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3頁。選文由周家翠、陳瑤譯。

  【導讀】

  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生於23年（或24年），卒於79年，世稱老普林尼（區別於他的養子小普林尼），古羅馬作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以其所著《自然史》（又稱《博物志》）一書著稱，被譽為古代羅馬百科全書式的作家。

  普林尼出生於羅馬帝國北部的新科莫姆城（今科莫）的一個中等奴隸主家庭，家境較富裕。少年時代，他曾在羅馬攻讀法學。47—57年，他在日耳曼地區服役，任騎兵軍官。他曾親自訪問過日耳曼人中的喬克人居住的海岸，搜集日耳曼各部落的方言和歷史資料，根據實際情況對日耳曼方言進行分類。普林尼從日耳曼返回羅馬之後，從事律師工作，還在當時受羅馬帝國統治的法國、西班牙、北非等地區擔任過軍事和行政職務。69—79年在羅馬皇帝韋斯帕西安努斯在位時，他歷任要職，曾被任命為內政理事會成員。79年8月24日，維蘇威火山大爆發。普林尼為了解火山爆發的情況並救援這一地區的災民，乘船趕往火山活動地區，因吸入火山噴出的含硫氣體而中毒死亡。

  在羅馬、日耳曼、希臘等多個地區的生活經歷，為老普林尼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他一生著作頗豐，其中，《自然史》是他唯一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全書共三十七卷，以古代世界近五百位作者的兩千多本著作為基礎，分為34707個條目，內容包括宇宙理論、天文、地理、歷史、生物學、農業、醫學、礦物、工藝、繪畫和雕刻等，是當時自然科學知識的總匯，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該書自問世以來，已有300多種版本在多個國家流傳。

  選文主要從三方面介紹了古埃及的書寫載體——莎草紙的發明與應用。首先，從人類書寫載體的發展歷史切入，引出對紙莎草及其加工而成的莎草紙的描述。在紙張發明之前，人們先後在樹葉或樹皮、鉛條、亞麻布或蠟片上書寫，直至由生長在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紙莎草加工而成的莎草紙誕生，人們才開始進入紙質書寫時代。其次，根據紙張質量把莎草紙劃分為不同等級，分別為hieratic（僧侶紙）、後來叫Augusta（奧古斯都紙）或Liviana（利維婭紙）、amphitheatre（圓形劇場紙）、Saitic（賽第紙）、Taeneotic（泰尼奧提克紙）、emporitica（集市紙）。不同類型的紙張有不同的細度、厚度、白度和平滑度。克勞迪亞斯皇帝修改了紙張的質量標準，紙張的厚度、寬度、透明度得到極大改善。最後，選文還詳細記載了莎草紙的製作和保存方法。必須經歷剝皮、浸泡、槌擊、擠壓、打磨等一系列工序，並使用一種由麵粉、沸水和醋混合而成的漿糊作為黏合劑，才能最終生產出優質的莎草紙。同時，人們採用多種方法保存書籍，使得莎草紙上的書寫記錄具有更強的持久性。

  莎草紙是目前已知的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應用時間最長的、最重要的紙質傳播媒介（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不是「紙」而是「片」，因為沒有化學反應），「記錄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和阿拉伯帝國彌足珍貴的文字信息」[17]。「一部出版史，其實就是一部人類的文明史」[18]，選文透過莎草紙載體的興衰史，再現了不同歷史階段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早在埃及第一王朝時期（約前3100—前2840），大臣荷瑪卡的墳墓中就曾出土一張沒有被書寫過的莎草紙。最初的莎草紙常用來書寫宗教內容，莎草紙的生產被王室壟斷。隨後在新王國時期（約前16—前11世紀），莎草紙逐漸傳入民間，並出現抄寫莎草紙文書的專職人員。公元前8世紀前後，莎草紙的製作方法傳到古代希臘和羅馬等地中海沿岸地區，源源不斷的莎草紙供給促進了羅馬帝國圖書館的建立以及書籍貿易的繁榮，而日益增長地紙張需求導致了莎草紙供應的短缺。「在屋大維時期，莎草紙的種植、製造和銷售都在私人手裡。運輸稅替代出口稅，因為羅馬是主要的進口地。莎草紙的生產從小村落移到重要城市。手工匠成為工廠的工人。尼羅河三角洲的泥沼地提供了方便書寫、價格合理的材料，從不列顛到兩河流域的廣袤疆域裡都使用莎草紙。」[19]後來莎草紙進一步傳至歐洲內陸和西亞地區，成為埃及的主要收入來源。

  儘管莎草紙曾一度風靡歐洲，但因其造價昂貴、不易保存、原料分布地域狹窄等缺陷，普通大眾日常的信息交流仍然依賴寫字板、貝殼、亞麻布等物品。老普林尼也在文中對於莎草紙誕生後，人們還是習慣於用鉛或亞麻布製成的摺疊片來寫作的情況提出了疑問。囿於莎草紙在製作和保存上的缺陷，以獸皮為原材料的羊皮紙在希臘、羅馬地區開始推廣。4世紀左右，方便摺疊，適宜書寫的羊皮紙成為古希臘、古羅馬地區的主要出版載體。逐漸取代了使用數千年的莎草紙，莎草紙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莎草紙的興衰是人類傳播媒介演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對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均產生了重要影響。莎草紙書籍不僅促進了學科門類的發展，同時也加快了圖書館的建設，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博物志》中記載了大量相關二手資料，其中所參照的大多數著作已經失傳，為後人研究莎草紙的誕生及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此外，隨著莎草紙的消亡，製作莎草紙的技術也因缺乏記載而失傳，而《博物志》中詳細記載了莎草紙的製作方法，為後人復原莎草紙，傳承古老出版文明提供了可能。

  19世紀的評論家們就此書的部分內容提出質疑，認為作者在複述前人的觀點時不加分析和批判，材料龐雜，缺乏系統性，這一點在選文中也有所體現。在「紙張的歷史」一節，作者援引了大量學者關於莎草紙書籍的主要內容和保存方法的記錄，卻並未加以歸類和分析，使得行文稍顯散亂，缺乏嚴謹的邏輯性。即便如此，該書從史學研究的立場出發，將莎草紙這一重要出版載體的誕生及傳播置於自然文明發展的大視野中，使人們得以從出版載體的演變中窺探文明的形態。

  （陳瑤 周家翠）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文中第一人稱指作者「老普林尼」。

  [3] 瑪爾庫斯·持倫提烏斯·瓦羅（前116—前27），古羅馬著名學者和作家，被稱為「最博學的羅馬人」。

  [4] 埃及被分成三個部分——上埃及、下埃及和中埃及，每個部分都被進一步劃分為省或行政區域，總共有42個省，每個省由一名行政長官管理，他既是法官，也是稅吏。

  [5] 安條克國王：敘利亞的塞琉西帝國國王。

  [6] 蓋維斯·屋大維·奧古斯都（前63—14）：羅馬帝國的第一位君主，元首政制的創始人，統治羅馬長達40年，是世界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

  [7] 利維婭：奧古斯都的妻子。

  [8] 克勞迪亞斯（前10—54）：羅馬皇帝，朱里亞·克勞狄王朝成員。

  [9] 彭波尼：羅馬傑出的政治家和詩人。

  [10] 提比略（前162—前133）和蓋烏斯（前153—前121）：他們是提圖斯的兒子，是試圖進行土地和社會改革的羅馬護民官，最終被參議院的寡頭政治謀殺。

  [11] 西塞羅：羅馬政治家、律師。

  [12] 維吉爾：羅馬詩人。

  [13] 前181年。

  [14] 西比爾：古羅馬帝國有名的神諭者，被認為是神的化身。

  [15] 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羅馬王政時代第七任君主，也是最後一位君主。

  [16] 柏勒羅豐：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科林斯國王格勞科斯的兒子，西緒福斯的孫子。

  [17] 孫寶國、郭丹彤：《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歷史影響》，載《史學集刊》，2005（3）。

  [18] 萬安倫：《中外出版史》，3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19] [美]亨利·彼得洛斯基：《書架的故事》，38～39頁，馮丁妮、馮速、萬紹愉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