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帝國與傳播·緒論

  [加拿大]哈羅德·伊尼斯

  在解決上述問題時，我們關注的顯然只是某些工具。在深入研究加拿大經濟史和英帝國經濟史的過程中，這些工具被證明是有效的。在研究公共輿論時，這些工具乍一看並不適用。我們說，20世紀英帝國性質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紙漿業和造紙業的結果，是其對公共輿論影響的結果。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然而，我覺得用這些熟悉的並且業已被證明有效的工具，是明智之舉。康斯特布爾[1]在給默里（Murray）的信中說：「如果你想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你就得等到將來，等到紙降價之後。」[2]無論如何，我已經把自己的偏向對讀者展示得一清二楚，希望他們能夠有所警惕。

  我將勾勒幾個帝國之中傳播的意義，藉以了解傳播在一般意義上的作用，藉以提供一個背景，使人能夠理解傳播對英帝國的意義。布賴斯[3]說：

  從美尼斯[4]到阿提拉[5]，總的趨勢是走向聚合：古代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不僅許許多多的小王國和共和國被羅馬帝國吞併，而且羅馬帝國本身也比過去的任何一個帝國都更加走向集中。羅馬人的政權崩潰之後，這個走向被顛倒過來。在700多年的時間裡，離心力大行其道……從13世紀開始，潮流又顛倒過來……民主制度也好，民族國家的原則也好，在平衡的情況下，都未能阻擋走向聚合的總體趨勢。這是過去600年間的顯著特徵。

  在試圖弄懂不同趨勢有什麼基礎的過程中，我們開始關注帝國的問題，那些使「離心力和向心力」成功運作的因素，尤其是我們關注的東西。在廣袤地域的組織工作中，傳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意味深長的是，布賴斯的三個階段大體上和以下三個階段相當：首先是以黏土和莎草紙為主媒介的階段，其次是以羊皮紙為主的階段，再次是以紙為主的階段。對遼闊領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有效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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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反映媒介對文明的重要意義。倚重時間的媒介，其性質耐久，羊皮紙、黏土和石頭即為其例，這些笨重的材料適合建築和雕塑。倚重空間的媒介，有些材料耐久性比較遜色，質地比較輕，這些材料適合廣袤地區的治理和貿易。羅馬人征服埃及之後，莎草紙的供應源源不絕，成為一個龐大帝國行政管理的基礎。與此相反，倚重空間的材料，有利於集中化，有利於分層性質不太明顯的行政體制。我們考慮大規模的政治組織，比如帝國，必須立足在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面。我們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過分倚重時間，也不過分倚重空間。這些媒介在盛極一時的歷史條件中，文明反映的影響絕不止一種媒介的影響。在這些歷史條件中，一種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總是受到另一種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

  為求方便，我們可以把西方歷史分為文字和印刷兩個時期。在文字時代，我們注意到各種媒介的重要性，比如兩河流域的泥版，埃及和希臘—羅馬世界的莎草紙，希臘—羅馬世界和中世紀早期的羊皮紙，還有從中國引進的紙。在印刷時代，我們可以集中考慮紙這個媒介。但是我們也可以提一提19世紀初的機器造紙和機器印刷，還可以說一說19世紀下半葉用木材造紙的情況。

  本文節選自《帝國與傳播》，[加拿大]哈羅德·伊尼斯著，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9頁。

  【導讀】

  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加拿大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伊尼斯受業於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獲碩士學位，後轉至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1920年起，伊尼斯執教於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系，任政治經濟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長。他在政治經濟學、文明史和傳播學諸領域成就斐然，前期的代表作聚焦於加拿大經濟史和文明史，主要著作有《加拿大的皮貨貿易》《加拿大經濟史》《鱈魚業》；後期的代表作《傳播的偏向》《帝國與傳播》《變化中的時間觀念》開創了傳播學研究的新方向，成為媒介環境學派的奠基之作。伊尼斯開創了「媒介決定論」的先河，對傳播學的另一位重要學者麥克盧漢產生了重大影響。二人並稱為「多倫多雙星」，共同推動了媒介環境學派的發展，使其成為20世紀最顯赫的傳播學流派之一。

  《帝國與傳播》一書譯者何道寬指出：「20世紀上半葉，加拿大還沒有完全擺脫英國殖民地的邊緣地位，同時又受到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擠壓。伊尼斯以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做學問、當策士，潛心研究人類歷史的十幾種文明，力圖尋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機的救世良方。」[6]《帝國與傳播》一書便是在這樣的學術情懷下誕生的。在執教多倫多大學期間，伊尼斯受邀進行帝國經濟史系列講座，但他並沒有囿於經濟史，而是對各種文明和帝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探討，並且憑藉多學科的學問背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這一系列講座的講稿被伊尼斯冠以「帝國與傳播」的名字，並於1950年整理出版，成為媒介環境學派的開山之作。

  此段選文即選自《帝國與傳播》一書的「緒論」部分，凝練地闡釋了伊尼斯「傳播偏向論」的意旨，說明了不同媒介的性質和偏向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會有這些偏向，可以說是「傳播偏向論」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對媒介環境學派「媒介決定論」思想的集中體現。在選文中，伊尼斯從傳播對於英帝國的意義談起，認為「20世紀英帝國性質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紙漿業和造紙業的結果」[7]。由此展開，伊尼斯提出帝國的分裂與統一，即「離心力和向心力」運作的不同階段，與媒介的發展階段一致。進而，伊尼斯將媒介劃分為「倚重空間」的媒介和「倚重時間」的媒介兩種類型，提出羊皮紙、黏土和石頭等耐久性好但質地笨重的媒介屬於倚重時間的媒介，而莎草紙等耐久性差而質地較輕的媒介屬於倚重空間的媒介。伊尼斯認為，這兩種不同的媒介對於文明的發展和帝國的興衰產生了重要影響。倚重空間的媒介適合廣袤地區的治理和貿易，有利於建立疆域遼闊的龐大帝國；倚重時間的媒介則有利於宗教的傳承。

  雖然伊尼斯使用了「媒介」這一話語表達，但從出版角度來考慮，其所探討的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出版載體，比如泥版、莎草紙、羊皮紙、中國紙等。所以應該說，伊尼斯從傳播學角度提出的媒介偏向問題也是一種重要的出版思想。這一思想的重大創舉便是引入了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進而從這兩個角度重新認識出版載體，並將它們的特性和變化與文明及帝國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突出了出版載體對於社會形態、社會心理的深重影響。比如，在論及埃及的文明變遷時，伊尼斯發現埃及文明從絕對王權向比較民主的組織機構轉變的過程伴隨著帝國從倚重石頭向倚重莎草紙的轉移，也就是與出版載體的變化暗合。伊尼斯提出，沉重的石頭「曾經是威望的基礎」[8]，但隨著莎草紙的產生，這種出版載體易於書寫、易於攜帶的特性使得文字書寫速度加快，同時「文字不再像圖畫，而成為單純的文字」[9]。出版載體的這種變化進而使得「思想被賦以輕快的特質」[10]，推動埃及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除了媒介偏向問題，選文中也蘊含了伊尼斯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媒介決定論」思想。正如前文所述，伊尼斯對媒介在文明發展中的影響給予了高度關注，並且認為新的媒介形式將導致新文明的產生。從出版角度來看，這一思想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出版載體的決定論思想。這種對媒介本身的高度重視是媒介環境學派的重要思想特點，雖然學術界對這一思想仍有爭論，但其理論貢獻不容忽視。基於媒介決定論思想，伊尼斯提出以媒介為標準對文明進行分期，從大的方面上將西方歷史分為文字和印刷兩個時期，並且更細緻地分為9個時期：埃及文明（莎草紙和聖書文字）；希臘—羅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紀時期（羊皮紙和抄本）；中國紙筆時期；印刷術初期；啟蒙時期（報紙的誕生）；機器印刷時期（印刷機、鑄字機、鉛板、機製紙等）；電影時期；廣播時期。[11]不難看出，伊尼斯的這種歷史劃分方法本質上就是依據出載體和出版技術的不同進行劃分的。這一方法打破了傳統的歷史劃分方法，將出版載體和出版技術置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宏觀體系中，從歷史的宏大角度進行解讀，對於理解人類的出版活動有著重要意義。

  出版活動本身即為一種傳播，傳播學的經典思想往往對理解出版活動有著重大啟發意義。作為傳播學經典理論，伊尼斯的傳播偏向論與媒介決定論思想也應該被視為重要的出版思想，剖析這一思想的深刻內涵對理解和推動出版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衛琳聰 楊瀅瀅）

  [1] 阿奇博爾德·康斯特布爾（1774—1827）：蘇格蘭出版商。

  [2] Thomas Constable，Archibald Constable and His Literary Correspondends，London，1873，p.270.

  [3] 詹姆斯·布賴斯（1838—1922）：英國政治家、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創辦了《英國歷史評論》，代表作有《美利堅合眾國》（共三卷）、《神聖羅馬帝國》等。

  [4] 美尼斯：統一埃及的開國之君，生活在約公元前3100年。

  [5] 阿提拉（406—453）：匈奴王，進攻羅馬帝國的最偉大的蠻族統治者之一，434—453年在位。

  [6] 哈羅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3頁，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

  [7] 哈羅德·伊尼斯：《帝國與傳播》，37頁。

  [8] 《帝國與傳播》，47頁。

  [9] 《帝國與傳播》，47頁。

  [10] 《帝國與傳播》，47頁。

  [11] 《帝國與傳播》，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