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

  [蘇聯]列寧

  十月革命[1]以後在俄國造成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新條件，使黨的出版物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這個農奴制[2]專制俄國時代的可悲的遺蹟，正在開始消失。它還沒有絕滅，還遠遠沒有絕滅。我們首席大臣的偽善的政府還在胡作非為，以致《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3]還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試圖「禁止」它所無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給政府帶來恥辱、帶來道義上新的打擊以外，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當存在著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的時候，關於黨的報刊和非黨報刊的問題解決得非常簡單又非常虛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報刊都是黨的報刊，它們由各個組織出版，由那些同黨的實際工作者團體有某種聯繫的團體主辦。一切合法的報刊都是非黨的報刊（因為黨派屬性是不准許有的），但是又都「傾向」於這個或那個政黨。畸形的聯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虛假的掩飾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沒有成熟到具有黨的觀點，實質上還不是黨的人，他們認識膚淺或者思想畏縮，另一些人想表達黨的觀點，出於無奈而吞吞吐吐，這兩種情況混雜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4]的筆調，寫作上的屈從，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這個該詛咒的時代！無產階級結束了這種使俄國一切有生氣的和新鮮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醜惡現象。但是無產階級暫時為俄國只爭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還沒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經沒有力量戰勝革命，而革命也還沒有力量戰勝沙皇制度。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候，到處都看得到公開的、誠實的、直率的、徹底的黨性和秘密的、隱蔽的、「外交式的」、狡詐的「合法性」之間這種反常的結合。這種反常的結合也反映在我們的報紙上：不管古契柯夫[5]先生如何嘲諷社會民主黨的專橫，說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溫和報紙，但事實終究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無產者報》[6]，仍然被擯斥在警察橫行的專制俄國的大門之外。

  不管怎樣，已經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們大家立即著手新的工作安排。現在出版物可以成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為百分之九十是黨的出版物。出版物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與資產階級的習氣相反，與資產階級企業主的即商人的報刊相反，與資產階級寫作上的名位主義[7]和個人主義[8]，「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9]和唯利是圖相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且儘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

  這個黨的出版物的原則是什麼呢？這不只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全體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德國俗語說：「任何比喻都有缺陷。」我把寫作事業比作螺絲釘，把生氣勃勃的運動比作機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許，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識分子會對這種比喻大叫大嚷，說這樣就把自由的思想鬥爭、批評的自由、創作的自由等等貶低了、僵化了、「官僚主義化了」。實質上，這種叫嚷只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表現。無可爭論，寫作事業最不能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中寫作事業這一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這一切決沒有推翻那個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看來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寫作事業無論如何必須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繫著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一定要參加到各個黨組織中去。出版社和發行所[10]、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向黨報告工作。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作，把生氣勃勃的無產階級事業的生氣勃勃的精神，帶到這一切工作中去，無一例外，從而使「作家管寫，讀者管讀」這個俄國古老的、半奧勃洛摩夫[11]式的、半商業性的原則完全沒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們不是說，被亞洲式的書報檢查制度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所玷污了的寫作事業的這種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們絕不是宣傳某種劃一的體制或者宣傳用幾項決定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來不得公式主義[12]的。問題在於使我們全黨，使俄國整個覺悟的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都認識到這個新任務，明確地提出這個新任務，到處著手解決這個新任務。擺脫了農奴制的書報檢查制度[13]的束縛以後，我們不願意而且也不會去當寫作上的資產階級買賣關係的俘虜。我們要創辦自由的報刊而且我們一定會創辦起來，所謂自由的報刊，是指它不僅擺脫了警察的壓迫，而且擺脫了資本，擺脫了名位主義，甚至也擺脫了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

  最後這一句話似乎是奇談怪論或者是對讀者的嘲弄。怎麼！也許某個熱烈擁護自由的知識分子會叫喊起來。怎麼！你們想使創作這樣精緻的個人事業服從於集體！你們想使工人們用多數票來解決科學、哲學、美學的問題！你們否認絕對個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由！

  

  安靜些，先生們！第一，這裡說的是黨的出版物和它應受黨的監督。每個人都有自由寫他所願意寫的一切，說他所願意說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個自由的團體（包括黨在內），同樣也有自由趕走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觀點的人。言論和出版應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結社也應當有充分的自由。為了言論自由，我應該給你完全的權利讓你隨心所欲地叫喊、扯謊和寫作。但是，為了結社的自由，你必須給我權利同那些說這說那的人結成聯盟或者分手。黨是自願的聯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後在物質上瓦解。確定黨的觀點和反黨觀點的界限的，是黨綱，是黨的策略決議和黨章，最後是國際社會民主黨[14]，各國的無產階級自願聯盟的全部經驗，無產階級經常把某些不十分徹底的、不完全是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不十分正確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黨內來，但也經常地定期地「清洗」自己的黨。擁護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先生們！在我們黨內也要這樣做，因為現在我們的黨立即會成為群眾性的黨，現在我們正處在急劇向公開組織轉變的時刻，現在必然有許多不徹底的人（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也許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許甚至有某些神秘主義者會參加我們的黨。我們有結實的胃，我們是堅如磐石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將消化這些不徹底的人。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永遠不會使我們忘記人們有結合成叫作黨的自由團體的自由。

  第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該告訴你們，你們那些關於絕對自由的言論不過是一種偽善而已。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富人過著寄生生活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實際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們能離開你們的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嗎？你們能離開那些要求你們作誨淫的小說和圖畫，用賣淫來「補充」「神聖」舞台藝術的資產階級公眾而自由嗎？要知道，這種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說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話（因有無政府主義作為世界觀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思想）。生活在社會中卻要離開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

  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揭露這種偽善行為，揭掉這種假招牌，不是為了要有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這隻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開同無產階級相聯繫的寫作，去對抗偽裝自由的、事實上同資產階級相聯繫的寫作。

  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慾，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之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15]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

  動手干吧，同志們！我們面前擺著一個困難的然而是偉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務：組織同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緊密而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廣大的、多方面的、多種多樣的寫作事業。全部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都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一切報紙、雜誌、出版社等等都應當立即著手改組工作，以便造成這樣的局面，即它們都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完全參加到這些或那些黨組織中去。只有這樣，「社會民主主義的」出版物才會名副其實。只有這樣，它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只有這樣，它即使在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也能擺脫資產階級的奴役，同真正先進的、徹底革命的階級的運動匯合起來。

  本文節選自《列寧論圖書館事業》[16]，文化部圖書館事業管理局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頁。

  【導讀】

  「伊古迄今，學者千百，空言無施，誰行其實？」[17]列寧，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相信大家再熟悉不過了，1870年出生於俄羅斯辛比爾斯克的他，通過一生堅持不懈的學習和鬥爭，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列寧的豐功偉績歷來被世人傳頌，他創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俄國人民進行十月革命，締造蘇維埃政權，創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繼承馬克思主義並予以豐富發展形成列寧主義……列寧一生有大量深刻豐富的著作，其思想理論架構全面，其中，涉及黨報和出版自由等理論思想影響深遠，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對於研究蘇聯的出版理論和制度、出版思想等有著重要意義。相關文章有最早於1905年11月26日發表於《新生活報》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1918年9月18日發表於《真理報》上面的《論我們報紙的性質》等。

  「打倒獨裁！打倒戰爭！」1905年的俄國被血腥動亂籠罩著。一連串以反政府為目的的社會動亂事件興起，諸如罷工、暴動、恐怖襲擊、農民反抗等，產生了全國性的廣泛影響。同年10月，全俄政治大罷工爆發。罷工勝利原本創造了布爾什維克黨發展的新條件，然而與此同時，孟什維克卻主張放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否認工農聯盟，反對武裝起義。在這個生死攸關的關鍵時期，布爾什維克為與其進行更加徹底的鬥爭，加強黨對革命運動的領導，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造勢，引導黨和國家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變化，劃清剝削階級和無產階級出版物的界限，批判和抵制機會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發展無產階級報刊出版事業，滿足政治、藝術和思想文化上階級鬥爭同路線鬥爭的雙重需要。列寧重視加強黨的組織宣傳工作，積極撰寫了一系列宣傳黨的策略思想方面的文章，《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便是其中的一篇成果。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提出了「黨性」這一概念，闡釋了黨的出版物的黨性內涵，表達了布爾什維克鮮明的黨性立場，戳穿了「無黨性」出版物的偽善面目；提出和論述了黨的出版物的原則；批判了資產階級「創作的絕對自由」的論調。

  具體而言，什麼是黨的出版物？黨的出版物包括但不限於黨報、黨刊、圖書和黨員創作的文學作品等，常見於圖書館、閱覽室、印刷所和書報亭。關於黨的出版物相關的問題，列寧在文章中談到了許多自己的看法。其一是黨性。「黨性」，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這篇文章進一步闡述了黨的出版物的黨性內涵，並提出了判斷出版物是否具有黨性的標準：是否具有黨章、黨綱、黨的策略決議以及無產階級自願聯盟的全部經驗。這不僅對俄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對之後黨的報刊創辦和領導方面也有著借鑑意義。其二是黨的出版物的原則。列寧在文中強調，要提出、發展並以完備的形式實現黨的出版物的原則。他認為，黨的出版宣傳工作在黨的整個事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關於黨的出版宣傳機構與黨的關係、撰稿作者與黨的關係以及黨的出版宣傳事業的價值取向等方面，他也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其三是出版自由。老羅斯福說過，沒有自由的秩序和沒有秩序的自由，同樣具有破壞性。關於自由，列寧有著自己獨到的判斷和立場。在這篇文章中，他對資產階級的「創作絕對自由」論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他從「結社自由」和黨的組織原則、組織紀律的角度批判了這種資產階級自由的虛假論調。出版自由，是這位從小生長在沙皇極端專制主義統治下的高瞻遠矚者從參加革命起就憧憬的新聞出版政策。在這篇文章里，列寧理智而不失風度地從擺脫資產階級奴役的角度論述了無產階級的寫作事業是自由的。總而言之，從基本自由、經濟保障、價值取向和黨性原則等多個角度，列寧對俄國報刊的發展路徑進行了系統具體的理論說明，對關於黨的出版被疏漏或是誤解的相關事宜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闡釋，他認為要實現報刊發展就必須徹底擺脫警察壓迫、資本、名位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除了深刻有見地的內容，列寧的文筆也有許多可圈可點的地方，文章將其文采充分展現出來，說理條分縷析、娓娓道來，表述新穎生動，感染力強。

  20世紀初期誕生的文章，對百年後的今天同樣有著借鑑價值和意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究竟應當如何領導整個出版事業？列寧在文章中給予我們不少啟發：無產階級政黨要領導出版；寫作者要有黨性；寫作時要掌握一些特殊性；自由的寫作應為人民服務；要充分認識解決該任務的複雜性等。隨著無產階級的不斷鬥爭和發展，關於出版物黨性原則的內容必定會不斷得以豐富發展。但經典永存，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基本原則等真理沒有過時。仔細研讀列寧的一些關於出版經典深刻的著述，是專業學者探索俄國和蘇聯出版歷史的良機和捷徑，同時，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更是我們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重要載體和路徑。

  （鍾龍輝）

  [1] 又稱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由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聯合貧農所完成，是俄國革命中的重要階段。因發生在俄歷1917年10月，故稱其為「十月革命」。

  [2] 又稱封建領主制，是一種經濟制度，為封建社會中封建領主在其領地上所建立，目的是剝削奴役農奴。其基本特徵為：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於農奴主，進而遭受超經濟的強制剝削。1861年俄國施行農奴制度改革，使俄羅斯帝國的農奴制度解體。

  [3] 即《消息報》，原蘇聯最高蘇維埃機關報。1917年3月創刊於彼得格勒，當時稱《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

  [4] 伊索，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文學家，世界四大寓言家之一。現存作品《伊索寓言》。在俄國，為躲避書刊審查官對自己的文學作品追究責任，作者往往採用「寓言體」文字，伊索寓言式也就相當於奴隸式，是一種卑躬屈膝、含沙射影的寫作手法和思想表達方式。

  [5] 即契訶夫，俄國著名世界級短篇小說家，是俄國19世紀末期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的藝術大師。他的作品無情揭露了沙皇統治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醜惡現象。

  [6] 布爾什維克繼《前進報》之後創辦的新的中央機關報。1905年5月在日內瓦創刊，同年11月停刊。

  [7] 追求金錢、名利、高地位的一種政治和社會哲學。

  [8] 認為個人利益是決定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強調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重要性。

  [9] 即「貴族式的」無政府主義，在俄國虛無主義者身上尤為突出。無政府主義者的目的在於提升個人自由，廢除政府當局與所有的政府管理機構。

  [10] 發行出版物的專門機構。出版圖書由這種機構辦理髮行（批發）事宜。

  [11] 《奧勃洛摩夫》是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作者是岡察洛夫。小說通過描寫奧勃洛摩夫這個腐朽沒落的地主的一生，再現了1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俄羅斯，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與腐朽，成為俄國廢除農奴制的最強音。

  [12] 指在藝術、文學、哲學等領域上，過分強調某個理念，並將其不加分辨地生搬硬套，看似遵循著「公式」和指令，實則被體制所束縛，往往得不償失。

  [13] 國家對出版物和輿論工具的一種監督制度。在十月革命爆發之前，在俄羅斯該制度已形成了一定的傳統，旨在捍衛國家根基、限制言論自由、壓制異己思想等。

  [14] 最早出現於19世紀40年代，「民主黨」與「社會黨」兩者聯盟的合稱，存在於許多國家中。

  [15] 空想的社會主義：也叫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相對立，流行於19世紀初期的西歐，代表人物有歐文、聖西門和傅立葉等，主張建立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弊端的理想社會。

  [16] 選文最早刊於《紅旗》雜誌，1982年第22期，2—4頁，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室譯。《紅旗》創刊於1958年6月1日，終刊於1988年7月1日，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雜誌編輯委員會編寫的中文期刊。

  [17] 系孫中山致列寧的悼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