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關於招貼法的辯論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

  科倫4月21日。現在回過來談談4月13日的會議。在大臣回答了議員利濟斯基的質問之後，議院就轉入關於招貼法的辯論。

  羅爾謝特先生宣讀了中央特設委員會的報告，隨後韋森東克先生提議en bloc〔整個地〕否決政府的法案。

  阿爾寧先生（伯爵）接著發言。他說，這個提議是不能接受的。這等於提議轉入討論當前事務。然而對待政府的法案，是不能通過轉入討論當前事務的決定的。這是由會議規則硬性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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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先生們到現在才明白，右派在會議規則中加進第五十三節的目的何在。對待政府的法案，議院無權通過轉入討論當前事務的決定。這一條款看來天真無邪，然而正好意味著：你們沒有權利en bloc否決政府的任何一個法案，而必須對這個法案逐條逐款地加以討論，哪怕它有一千條也好。

  這甚至激起了中間派議員的憤怒。於是展開了長時間的爭論，每一方都挖空心思來解釋會議規則，最後，主席宣布韋森東克的提議可以接受，會議隨即轉入進一步的討論。

  接著發言的是盧普先生，偉大的盧普，即那個曾經被革職，曾經遭到各種報紙的迫害和攻訐，並被開除出了前古斯達夫-阿道夫同盟[1]的盧普。盧普先生發表了一篇演說，據同樣偉大和同樣有教化的[2]柏林「國民報」的意見，在這篇演說之後，不僅在一般辯論中，而且在對個別問題的辯論中，左派都未必還能再有什麼補充。那我們就來看看「光明之友」盧普的這篇堪為純理智之產品的透徹的演說吧！

  這篇透徹演說的確是「光明之友」精神、「自由協會」[3]精神的真正產物，也就是說，它除了重複那些關於招貼問題所能說出的老生常談以外，沒有透徹地說明任何東西。

  盧普先生的發言是從解釋政府和中央特設委員會對招貼法的不同說明開始的。政府認為這個法令是純警察性的措施，採取這項措施的目的在於整飭街道交通和顧全美觀，而中央特設委員會則撇開這種荒謬的普魯士式的把戲，把政治性的緣由提到了首位。這一解釋是「光明之友」的激昂慷慨的說教的前奏。

  「可見，這個法案肯定列為本次會議所必須討論的最重大問題。本來我們並不願意說（我們不願意說！），世上多幾張或少幾張招貼，對於我們反正（！）都是一樣；因為（！）權利與自由的崇高性質也就正在於此，甚至看來是最無足輕重的東西，如果同崇高的東西發生了聯繫，那它本身也就立即具有較為高尚的意義（！！）。」

  盧普先生在他那牧師的開場白中確定了招貼的「崇高性質」和「較為高尚的意義」並激發起自己聽眾的虔敬情感之後，就可以安然讓他那「永遠清徹的、水晶般純淨的和從容不迫的」純理智之流任其游泄了。

  首先，盧普先生意味十分深長地指出，「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用來防止想像中的危險的措施卻製造出實際的危險」。

  這句陳腐的話在左派的席位上引起了一陣歡騰和熱烈的叫好聲。

  此後盧普先生又同樣意味深長地證明，這個法案跟盧普先生所斷然拒不承認的欽定憲法相矛盾！

  援引欽定憲法，並以回憶11月間所挨的耳光來作為反對繼續挨耳光的論據，——左派的這種政策真是奇怪！

  盧普先生繼續說道，如果政府認為這個法案並不觸動出版自由，而只是涉及利用街道和廣場傳布出版物的問題，那麼同樣也可以說，過去在書報檢查制度之下也有出版自由，因為受管制的並不是出版物的利用，而只是出版物的傳布。

  凡是在實行書報檢查制度時期在柏林住過的人，都能對這句話的全部新穎之處作出應有的評價，這句話早在幾年以前就已經在所謂自由主義者當中流行了，然而它還是在左派席位上引起了活躍和喝彩聲。

  盧普先生引證欽定憲法中關於出版自由的條款，並詳細地證明曼托伊費爾的法案和曼托伊費爾憲法有著明顯的矛盾。

  但是，最可愛的盧普先生，tout bonhomme que vous êtes（不管您是個頭腦怎樣簡單的人），您也不可能不知道，曼托伊費爾之所以欽定了憲法，只是為了以後好通過保留舊的或施行新的禁口律，來取消憲法中所包含的一些自由主義的詞句。

  盧普先生竟然振振有詞地向右派解釋說，以後，即在修改憲法時，他們可以把招貼法加到憲法裡面去，但現在他們必須否決這個法令，因為不然他們就是擅自預先修改憲法！

  好像右派先生們所關心的是保持一貫性，而不是快些消滅可惡的出版物、俱樂部、激憤情緒、商業中的不信任及其他多少是由革命所產生的成果似的！

  盧普先生還給這些有力的論據加了如下一些老生常談：

  （1）招貼之所以遭到非難，是因為它散布激憤情緒。可是防止激憤情緒不是法治國家的事情，而是警察國家的事情。

  （2）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但不能容忍激憤情緒和招貼的政府不是強有力的政府。

  （3）德國人樂意服從領袖。

  （4）沒有招貼也沒有防止住三月十八日事件。（「不是駿馬，不是騎手」[4]，等等）

  （5）革命是專制暴政的結果。

  盧普先生從這一切當中做出結論說，為了曼托伊費爾的利益，招貼法必須否決。

  他用哀求的聲調呼籲說：「諸位，保衛政府，別讓這個法令像警察國家的任何其他法令一樣把它引向自欺自慰吧！」

  按照盧普先生的意見，否決曼托伊費爾的法案不是對曼托伊費爾表示不信任，相反地，而是對他表示信任。盧普先生希望曼托伊費爾成為他所幻想的那種「強有力的政府」，因此他反對由於通過招貼法而削弱曼托伊費爾。你們以為盧普先生是在開玩笑麼？他甚至連想也沒有這樣想過。盧普先生是「光明之友」，而「光明之友」是從來不開玩笑的。「光明之友」像他們那個可敬的親戚阿塔·特洛爾[5]一樣，也是不能忍受笑聲的。

  但盧普先生在結束他的全部發言時攤出了最後一張王牌。

  「否決這個法令，將大大有助於使那部分在憲法未經修改以前不能同意承認憲法的居民感到心安。」

  盧普先生所關心的，是「使那部分」還沒有跟曼托伊費爾沆瀣一氣的「居民感到心安」！

  左派先生們原來就是這樣！他們厭惡激烈的運動，而既然他們是議員，並且懂得他們無力向軍刀專政作鬥爭，他們希望的只是趕快了結那些關於原則的討厭問題，裝樣子把憲法修改一番就宣布其生效，對這部憲法舉行宣誓，最後使「革命結束」。那時他們就可以過憲制的安靜生活，照章行事，誇誇其談，互相傾軋，偏袒徇私，更換內閣，等等；就可以過法國的奧迪隆[6]輩、梯也爾輩和摩萊輩在巴黎過了十八年的那種悠然自得的閒散生活，也就是基佐如此喜歡稱之為憲制遊戲的那種生活。因為只要擾亂他們安寧的革命運動一減退，瓦爾德克內閣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而人民本來還沒有成熟到共和國的水平呀！

  在盧普先生的演說之後，剩下需要說明的還有一切。首先要談的問題不是一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貼方面的限制。必須說明招貼的作用，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一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糊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但盧普先生關於這點卻隻字未提。盧普先生又一次用莊嚴而枯燥的語調，囉囉嗦嗦地重複了關於出版自由的陳詞濫調，——這些陳詞濫調是我們在書報檢查制度存在三十三年以來已有足夠的機會從各方面加以討論了的，——並且由於他說出了「國民報」的先生們就這個問題所知道的一切，這家報紙就認為盧普先生透徹地闡明了問題！

  在「光明之友」盧普之後接著發言的是「蒙昧主義者」里德爾。但是里德爾先生的演說太妙了，不好倉促地來談它。A demain donc，citoyen Riedel！（那麼就明天再見吧，公民里德爾！）

  二

  科倫4月23日。議員里德爾的演說在已舉行的辯論中無疑是最典範的一篇演說。當內閣閣員的席位上還保持一定程度的審慎，甚至曼托伊費爾還使用一些假立憲主義的詞句，只有笨拙的暴發戶海特男爵一人有時忘記他所扮演的立憲派角色的時候，從巴爾寧-安格閔德來的里德爾先生卻毫不客氣地以烏凱馬爾克的真正代表的姿態出現。從來還沒有一個選區像里德爾先生的選區這樣有如此合格的代表人物。

  里德爾先生在自己的演說一開始就問：什麼是招貼？並且回答說：

  「就詞的本來含義說，招貼乃是應該對居民情緒起安定作用的公開聲明。」

  根據里德爾先生的詞源學，招貼的「用途」就是如此。

  我們暫且不打算跟里德爾先生爭論「招貼」一詞的來源。我們只提醒他注意：如果他比較仔細地讀完了法案，他就完全不必對詞源學下這麼大的功夫了。法案中不僅談到「招貼」，而且也談到「就詞的本來含義說」除了張貼而外別無任何其他「用途」的「聲明」。

  里德爾先生不是這樣，而是對人們最可恥地濫用「招貼」一詞表示義憤：

  「招貼照例只是用來煽起激情，煽起特別是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或復仇的火焰……因此，招貼照例是和它自己的名稱完全對立的。所以招貼的使用往往變成濫用（即濫用其名稱），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地方警察當局是否應該放任這種使用招貼來胡作非為的行為（即這種濫用「招貼」名稱的行為）？警察局是否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種造成濫用（名稱）招貼（並非招貼的聲明，即並非安定人心的聲明）來胡作非為的同謀者？」

  簡單點說，將來是否應該「按用途」（即按招貼一詞的意義）來使用招貼？

  曼托伊費爾提出來論證招貼法案的理由，一則是警察性質的，另一則是必須整飭市容，這真是大錯而特錯了！中央特設委員會從政治上考慮主張通過法令，這是多麼大的失策啊！這個法令之所以必不可少，——是由於詞源學的原因，而實質上這個法令應該稱為：關於恢復招貼一詞的「真正含義」的法令。

  可是，論據十足的里德爾先生卻大大地錯了。如果我們不惜使我們的讀者感到萬分無聊，同里德爾先生進行一場詞源學的爭論，那我們就會捧著迪茨的語法來向他證明，「招貼」一詞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placare（安撫、調解、勸慰），而只是法文placard〔聲明、海報、招貼〕的曲解，這個法文詞的詞根是plaque（題詞的牌子），又是出自德文。這樣一來，里德爾先生所謂起安定作用的全部理論，就會像紙牌搭成的小屋一樣散塌了。

  這對於里德爾先生當然無所謂，而且到底還是他對。所謂起安定作用的整個這一套理論，本來只不過是學究式的伎倆，是captatio benevolentiae〔企圖譁眾取寵〕，而隱藏在這背後的是顯然想利用有產階級恐懼心理的企圖。

  招貼「煽起激情」，招貼「煽起特別是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和復仇的火焰」，招貼「號召無知的群眾遊行示威，而遊行示威則會危險地〈！〉破壞秩序並超出法定自由的範圍」。所以招貼必須禁止。

  換句話說，聯合起來的封建主、官僚和資產者去年秋天用武力舉行了政變，而現在打算靠議會給我們欽定一些為了使這些先生們能夠安然享受自己的勝利成果所必需的補充法令。他們討厭死了「激情」，他們用各種手段來撲滅「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和復仇的火焰」——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權力機關了——，來恢復「秩序」和重新把「法定自由」限制在適合於他們的範圍之內。而這些範圍將是什麼樣的，可以從里德爾先生把絕大多數人民稱為「無知的群眾」這一點判斷出來。

  里德爾先生感到侮辱這班「無知的群眾」的話還說得不夠。他繼續說道：

  「閱讀這些（包含在招貼中的）報導的，多半正好是人民中的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最不習慣看書面報導，不能像慣於閱讀並熟悉出版物騙局的公眾那樣，以應有的謹慎和保留態度來衡量和檢驗書面報導的可靠性……」

  這班無知的群眾，這個最不習慣看書面報導的階級究竟是什麼人呢？也許是烏凱馬爾克的農民吧？決不是，因為第一，他們是「民族的中堅」，第二，他們不讀招貼，第三，他們把里德爾先生選為自己的議員。里德爾先生所指的只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招貼是影響無產階級的主要手段；無產階級按自己的地位本身來說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無論在立憲制度下還是在專制制度下都是受剝削的階級；它隨時準備再拿起武器；主要威脅正是從無產階級方面來的，所以，凡是有助於在無產階級中保持革命毅力的一切東西，都要取締！

  但是有什麼東西能比招貼更有助於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一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裡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一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

  但正好這一點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歡的。到底還是他們對。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權在握的他們為什麼不力求用盡一切手段來消除這種危險呢？

  任何一個人也不能對此表示異議。托天之福，我們在軍刀專政之下生活已經將近六個月了。我們決不幻想現在能夠同我們的敵人公開作戰，同樣我們也決不幻想採用唯一能使我們黨取得政權的手段。我們不會卑下到從道義上去責備目前占統治地位的容克地主、官僚和資產者的三角聯盟，指責他們想不擇手段地把我們變成奴隸。即使抱怨派先生們那種正氣凜然的說教腔調和慷慨激昂的悲憤情緒本身並不是反對我們的，那末單是為了下面這一點，我們也要拒絕這類空洞的論戰詞句，即我們終究還是堅決希望對我們的敵人進行報復。

  但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現在執掌政權和擁有正式多數的先生們卻不像我們這樣開誠布公地發表意見。很難想像還有比里德爾先生更惡劣的烏凱馬爾克的代表了，可是甚至他也禁不住要在自己演說結束時聲明：

  「當然，我從未打算在任何程度上阻撓自由發表意見。我認為追求真理的精神鬥爭是自由民族的神聖事業，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在另一處地方，里德爾先生說，他希望：

  「容許招貼根據一般文學著作的傳布原則來傳布。」

  在先已作了各種解釋之後，這幾句話應該作何了解呢？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話，那末現有的政府和君主立憲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國家中保持政權。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卻正好要壓制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這些先生們對於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可是他們又為什麼不公開地這樣說呢？

  的確，里德爾先生，為什麼您不建議立即恢復書報檢查制度呢？要知道，此外就沒有更好的手段來安定「激情」，來撲滅「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和復仇的火焰」和保障「法定自由的範圍」了！Voyons，citoyen Riedel，soyons francs！（真的，公民里德爾，讓我們開誠布公吧！）要知道事情終究會是這樣的！

  里德爾先生離開了講壇。接著發言的是司法大臣，從愛北斐特來的法律顧問西蒙斯，他是烏培河谷如海特男爵一樣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後裔。

  西蒙斯先生一開始討論問題就提出了令人折服的論證。顯然，他在司法部還是個新手。

  司法大臣先生說，招貼是張貼在街道和廣場上的，因此，「首先必然確定街道和廣場的用途是什麼！！」

  不錯，里德爾先生值得感謝地確定了招貼的「用途」和「真正的詞義」。可是，問題決不在於此，相反，而是在於「街道和廣場的用途」。正是在這上頭，司法大臣博得了千古不朽的榮譽。

  在這個議院中，人們居然鄭重其事地爭論街道和廣場的用途，爭論只有小學生才感到深奧的語法疑難等問題，試問，能夠設想還有比這個議院更好的小學校嗎？

  那末，「街道和廣場的用途」究竟是什麼呢？

  用途就是：街道……不「能用於任何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因為「街道……的這種用途不能得到證實！！」

  現在才明白為什麼我國要有一個所謂的司法大臣——原來是要他給我們做這樣意義深刻的解釋。的確，現在已很清楚，為什麼西蒙斯先生沒有好意思向議院作自我介紹。

  自然，在聽了這些卓越的思想以後，大臣演說中的其他內容就絲毫不值得注意了。西蒙斯先生裝作在法國法學方面博學多識的樣子，把他以前擔任檢察官時一些久已忘懷的往事追述了一番。然後說了諸如此類的一些話：

  「對這個刻不容緩的問題必須〈！〉給予肯定的回答，鑑於有人在這裡表示〈！！〉懷疑〈！！！〉，至少〈！！！！〉我的意見〈！！！！！〉是這樣。」

  最後，西蒙斯先生居然打算「批准限制招貼的法律基礎」。

  批准基礎！西蒙斯先生，您從哪裡學來的這種用語？

  在里德爾和西蒙斯兩位先生發表了這麼絕妙的演說以後，我們自然也就不能再來談貝倫茲先生在他們之後所作的發言了。貝倫茲先生正確地感覺到禁止招貼是針對無產階級的，但這種思想他發揮得很不夠。

  一般辯論結束了。贊成en bloc〔整個地〕否決法案的是一百五十二人，反對的也是一百五十二人。順便說說，左派當中，科倫的吉爾先生無故缺席。要是吉爾先生出席了的話，法案就會被全盤否決。所以，法案部分通過，應該歸功于吉爾先生。

  關於草案的各別部分的討論，我們不去談它了。討論的結果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對書販建立了警察監督。

  對此，書販可以向吉爾先生表示感謝！

  弗·恩格斯寫於1849年4月21和23日

  載於1849年4月22和27日「新萊茵報」第279號增刊和第283號

  本文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8—530頁。

  【導讀】

  本文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8月第一版第6卷（註：1995年版的本文部分截至本書編選之日尚未出版，因此使用1961年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德國思想家、哲學家、革命家、教育家，軍事理論家，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爾·馬克思的摯友，被譽為「第二提琴手」，他為馬克思從事學術研究提供大量經濟支持。馬克思逝世之後，他將馬克思遺留下的大量手稿、遺著整理出版，這一工作也是出版史上重要的大事。他和馬克思共同撰寫了《共產黨宣言》，共同創立了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參加了第一國際的領導工作。他除了與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還著有《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

  1849年3月12日，在1948年的三月革命中被驅逐，但在年底復辟浪潮中捲土重來的普魯士王權政府向議會提出了三個議案：俱樂部法、招貼法和出版法。主要的內容便是要對境內的出版自由和集會結社權利實施嚴厲管制。其中，招貼法旨在阻止招貼的傳播，以防止「煽起特別是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和復仇的火焰」。三項議案的提出，顯示了普魯士王權政府重新歸來之後，試圖全面收緊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根據其中的規定，警察有權在郵政局或編輯部沒收他們不喜歡的報紙，甚至可以侵入民宅搜查；對國王不敬者，最高可以判處五年徒刑；一切會議必須在召開前24小時提出申請，凡因意外的重大事件而舉行的緊急會議一律禁止；俱樂部的活動必須向地方當局提出申請並履行多種手續；露天集會、示威遊行由於實行的是議會制，法律的通過是需要通過各方的一系列的「平等」辯論以達到「公理自明」的目的。在1849年4月13日這一天，招貼法也進行了辯論，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了這篇《關於招貼法的辯論》，便是針對這個辯論的實時記錄，他也分別對雙方觀點中的謬誤進行了批駁，並在其中闡明了他的關於出版自由的觀點。

  在第一部分中，恩格斯首先還原了當時會議的辯論現場，其中，左派的代表反對招貼法通過，但恩格斯認為，他們的反對並不是對於出版自由的真心維護。其中左派的代表人物盧普在辯論中說道，「世上多幾張或少幾張招貼，對於我們反正〈！〉都是一樣」，另外，他給出的關於「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德國人樂意服從領袖」等五項證詞，以及反對書報檢查制度這些證詞，都是「老生常談」的。辯論上顯得軟弱無力，也可以看出，他辯論的核心也並非落在出版自由上，也沒有足夠的鬥爭性。恩格斯在文中指出：「盧普先生所關心的，是『使那部分』還沒有跟曼托伊費爾沆瀣一氣的『居民感到心安』！」隨後，恩格斯又對招貼進行了說明，按照我們的理解，恩格斯認為，招貼也是一種出版，其作用是：「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一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糊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因此，招貼本身就是一種捍衛無產階級的出版自由權利的一個有力方式。

  在第二部分，議會的右派則支持當局的招貼法，右派的代表人物德爾，他對招貼法辯護的邏輯是：「招貼照例只是用來煽起激情，煽起特別是對當局的罪惡的仇恨或復仇的火焰……因此，招貼照例是和它自己的名稱完全對立的。所以招貼的使用往往變成濫用……」他認為招貼必須禁止，因為招貼往往是被「無知群眾」濫用的。恩格斯則鮮明地表達了招貼對於無產階級工人的重要意義，他敏銳地指出：「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一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裡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一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而這些內容都是右派所不喜歡的，也不能容忍的。恩格斯針對德爾的演說，進行了一步一步的剖析和辯駁，他在文中又對於出版自由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敏銳地發現，政府雖然常常以民眾不成熟為藉口來反對出版自由，但其背後的原因是害怕民智開化，實行一種愚民政策以達到統治效果。在文中，恩格斯還提到了，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的三角聯盟認為，無產階級方面的危險是最大的。因此，手握大權的資產階級就必然要去消滅這一危險，「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

  在這次辯論中，左派比較軟弱，還有人無故缺席，導致了招貼法以贊成：反對=1∶1的比例通過了。恩格斯用這樣的一篇文章，表達了對這一事件的強烈關注，對其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給予了無情鞭撻。對於以招貼這一出版形式的出版自由給予了肯定，並進行了思考和分析。畢竟，禁止招貼就無法以法律的形式來保障公民的基本出版權益，並且此項內容正是直接針對無產階級的，他取消了無產階級在出版言論方面開展階級鬥爭的可能性。恩格斯也是要藉此文為無產階級呼籲，捍衛無產階級最低限度的發言和信息交流的自由，為無產階級繼續向專制鬥爭，繼續努力和吶喊。

  （王劍飛）

  [1] 古斯達夫-阿道夫同盟（於1832年創立）是一個為幫助德國天主教地區的基督教團體而建立的宗教組織。曾在科尼斯堡擔任牧師的盧普因批評教會的教義而被革職，1846年被開除出這個同盟。——第519頁。

  [2] 原文在此處用了一個難以譯出的雙關語：lichtfreundlich（有教化的）系由Lichtfreunde（「光明之友」意即教化主義者）一字變來的。

  [3] 「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種宗教派別，它反對在官方新教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極端神秘和虛偽為特性的虔誠主義。這個宗教反對派是19世紀40年代德國資產階級對德國反動制度不滿的一種表現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運動引起了官方基督教教會的分化，分化出來的部分組成了所謂的「自由協會」。

  [4] 引自普魯士國歌。

  [5] 阿塔·特洛爾是海涅的同名長詩中的主角熊的名字。詩中許多地方，特別是第7章，談的都是厭惡人類的熊對人們嘲笑的憎恨。

  [6] 即巴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