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致菊翁書

  夏瑞芳

  菊翁先生閣下：

  屢接手示，承念，感甚。惟不能詳復，歉甚。敬將緊要各件略復□□，余由號信另詳。

  一、公司本年上半年生意較去年多做數萬元，請閱寄上之月結單便知。

  一、近日滬上市面不振，現銀稀少，兼之今日蔡道奉旨革職，道庫放出各款或如收回恐市面更難支持矣。新任系劉印燕翼，到任如何補救尚難預料。

  一、公司被正元等所倒各款約須吃虧三萬餘金。此系弟一人忽略所致，請諒之。

  一、弟自己名下被何兆政等拖欠五六萬金。現結算尚餘十萬金，想可支持過去。所有前欠各莊之款現均清償。

  一、寶興公司已倒。弟名下應虧五萬金，有正元存款可抵。其餘股東各自料理。

  一、公司除還三德堂二萬五千金外，尚存現銀九萬餘兩，大半轉存正金、道勝二行，故無甚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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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種均繫緊要。弟甚盼吾兄早回，由西伯里亞回申為感。余容信詳。專此敬復。

  秋安，不一。

  八月廿八日夏瑞芳頓首

  本文節選自《中國近現代出版家列傳·張元濟》第十四章《夏瑞芳之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93頁。

  【導讀】

  本文兩則節選是當年商務印書館的經濟進出和夏瑞芳的個人財產情況，它們都是寫給海外遊歷的菊翁張元濟的。張元濟，號菊生，時人尊稱其張菊老、菊翁。本文所選兩則便函均為夏瑞芳寫給張元濟，前一則是公司財務等事，後一則是他的私人財產問題。這兩則便函是目前能見到的夏瑞芳有關出版財務方面的親筆著述。由於夏瑞芳是中國最早的民營出版家，對中國出版的現代轉型居功至偉，雖然此次在編選《中外出版原著選讀》時，不能找到夏瑞芳關於出版的規範性文章，僅以此信為導讀來認識夏瑞芳和商務印書館。這封信中，夏瑞芳將公司和個人財務狀況和盤托出，彰顯出其光明磊落之人格，及期盼張元濟早歸之情和倚重之勢：「弟甚盼吾兄早回，由西伯里亞回申為感。」期盼之情，令人動容！

  夏瑞芳邀請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標誌著商務印書館從一家小型印刷企業轉變為現代出版企業，揭開了商務印書館歷史的新篇章。

  夏瑞芳（1871—1914），字粹芳，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幼年家境貧寒，母親在上海一個外國牧師家中當保姆，很少回家。其九歲時，父親把家中僅剩的一點土地和房屋賣了，在上海董家渡開了爿小店，把其寄養在伯父家中。後來，夏瑞芳跟隨母親去上海，外國牧師見其聰明勇敢，十分喜歡，送他到當時教會辦的清心學堂讀書，在清心學堂他與寧波同學鮑咸恩、鮑咸昌兄弟結為好友。從小學到中學，成績都不錯，還學會了英文排字。夏瑞芳18歲時，父親去世了，家境更為困難，清心學堂的一位監院介紹他到教會辦的同仁醫院工作。一年後，他覺得在醫院打雜學非所用，就辭職進了文匯、字林等外文報館當排字工。不久，母親也病故了，孤身一人的夏瑞芳成了鮑家的女婿，與鮑氏兄弟結為郎舅關係。鮑氏當時在江浙一帶是個大家族，鮑氏兄弟的父親鮑哲才為寧波人，從小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後來作為排字技師的重要一員，協助傳教士創辦和經營以印中文本《聖經》為主的美華印書館，他對鮑氏兄弟和夏瑞芳走上印刷、出版之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瑞芳與鮑咸恩、鮑咸昌及好友高鳳池合股開了一家小印刷所，在德昌里租了兩間房子，取名商務印書館，英文名字「Commercial Press」，後來商務印書館的商標就是英文字母「CP」，中間加一個「商」字。商務印書館創立之時，集資3750元按每股500元計，總共7.5股，鮑家的女婿夏瑞芳，鮑氏兄弟鮑咸恩、鮑咸昌各出一股的股金，鮑家的另一位女婿張桂華和鮑咸昌的小舅子郁厚坤各占半股，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鮑氏的家族企業。夏瑞芳被推舉為總經理，鮑氏兄弟用其所長主管排校和印務。自創辦之日起，商務印書館就是一個以家族為背景的股份制企業，但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把家族的痕跡消除，轉變為一個純粹的現代企業，這與夏瑞芳具有很大關聯。

  商務印書館在創業初期僅有幾部手動印刷設備，對於夏瑞芳來說遠遠不能滿足。於是，他不斷委派技術人員赴日本、美國、德國等國考察，學習最新的印刷技術。與此同時，他親自赴外國學習考察，不斷購買新式機器，大量聘請外國技師來商務印書館工作，在這個階段商務印書館的設備和技術得到極大的提升。

  1900年，在紗廠老闆印錫璋的幫助下，商務印書館收購了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修文印刷局。修文印刷局是當時上海最大的一家印刷機構，設備先進而且齊全，製版等技術領先，不僅能印一般的商業文件，而且能印中文、日文和西文書籍。收購日本修文印刷局對商務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用創始人之一高鳳池的話說，「商務基礎之穩固乃發軔於此」。而且，商務印書館迅速成為國內具有凸版、凹版、平版技術的機構，這一切還奠定了中國現代民族印刷業的基礎。隨後，夏瑞芳為了企業長遠發展，成立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等。

  第一次增資擴股不僅引進了資金，實現了向現代企業的華麗轉身，更重要的是引進了一位後來在商務印書館的歷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出版和文化史上堪稱文化領袖的人才——張元濟。在張元濟入股的第二年（1902年），他便應夏瑞芳之邀，正式加入了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的入股標誌著商務印書館從一家小型印刷企業轉變為現代出版企業，同時也揭開了商務印書館歷史的新篇章。1903年，商務印書館進行了第二次股份制改造。此次創舉中，「夏瑞芳不僅引進外資、開創了中外合資企業的先河，更為商務印書館乃至中國民族出版業的現代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合資方是在日本極具聲譽的出版機構——金港堂，金港堂名列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四大教科書出版社之首。上海作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很多外國企業進入，日本的金港堂自然也看到了在上海發展的商機，意欲進入上海」[1]。

  面對難以匹敵的強大外國競爭對手，夏瑞芳審時度勢，作出了與其以卵擊石與之競爭，不如以我為主與之合作的戰略決策，經過與日本大出版商金港堂艱苦的談判，雙方達成合資協議，要點包括各出資10萬元，重組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由中方完全控制經營權，中方出任總經理等條件。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先生後來在回憶文章中曾對此評論：「夏公在商務與日本金港堂的十年成功合作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謀遠慮，令人欽佩。夏公採取與其聯營的辦法，利用日方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發展中國的民族出版業。在聯營中，夏公堅持由中方承擔日常經營、人事、行政權，日方只在董事會中派員行檢察之職。這在列強侵華、國勢頹危之際，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堅持主權利益的一次中外合資。」

  商務印書館與金港堂的合資經營，不但引進了大量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與設備，而且率先引進了外籍的編輯人才和出版印刷技術人才，以及現代經營管理方式。利用與日方合資經營的便利條件，商務印書館派遣大量的人員赴日學習，對民族出版業的隊伍建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鑑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現代的教科書編撰、出版理念，使商務印書館不僅在中國的教科書出版領域獨占鰲頭，更為中國的教育現代化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在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方面，這一次引進外資的股份制改造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由此，商務印書館建立和完善了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制度，股東大會推薦董事和監事，董事會推舉董事長、任命總經理等。

  商務印書館與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續了10年，這10年是企業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10年。辛亥革命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全國性的反日情緒日漸高漲，商務印書館與日本人的合資也遭到人們反對，董事會和夏瑞芳果斷決策，不惜一切代價收回日股。夏瑞芳幾經往返上海和日本之間斡旋，經過艱苦的談判，最終說服日方放棄股份，使商務印書館成為完全獨立的民族出版企業。

  1914年1月10日，商務印書館在《申報》上刊登啟事，正式宣布：公司為完全由國人集資經營的公司，已將外國人股份全額購回。日後，關於收回金港堂所持股份，商務印書館在向股東大會匯報時特別指出：「此事關係重大，本應召集股東會籌議辦法，只因商機宜密宜速，故由董事會擔負責任，先行議決。此事應請股東原諒。……此項收回日股均系夏總經理苦心經營，乃得達此目的。」

  在商務印書館於《申報》上刊登啟事，宣布全部收回日股的當天傍晚，夏瑞芳在上海河南路發行所門前被暗殺。夏瑞芳的去世是商務印書館和近代文化事業的重大損失。此時的商務成立17年。17年間，商務已經由3750元規模的一個小小印刷作坊，成長為一家具有200萬元企業資本、分館遍布全國的企業，執全國文化出版機構之牛耳。在他去世前夕，商務印書館已經成為亞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後來更成為躋身世界前三的文化和出版巨頭企業。

  （印堯）

  [1] 於殿利：《中國近現代民族出版第一人——紀念夏瑞芳逝世100周年》，載《現代出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