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我國書業之大概及中華書局之體制[1]

  陸費逵

  

  我國出版事業發達最早。木版印刷，據說始於馮道；然絕非馮道一人創始，大約隋、唐間已有之矣。至宋益形進步，刻本既多，字體亦佳，今所謂宋版者是也。明代刻書[2]亦盛，今世所謂版權者，實始於明代。蓋刻一善本，不許他人翻刻，故書上常有「翻刻必究」字樣。其與著作權不同者，則吾國素守述而不作之訓，又未知精神可為權利，故只認物質權利之版權；而不認精神權利之著作權也。

  印刷術由中國傳至歐洲，雖無確證可據，但我國為世界印刷業之先進，則為世界所公認而可斷言者也。然我國無論何事，發明雖早，進步甚遲，印刷術亦然。我國沿用木板，多至千餘年而無改革，反不若歐美等後起者進步之速。至歐美新印刷術輸入我國，在咸、同年間，先有教會設立之印書館及石印局。當時石印極發達，夷考其故，則以石印字小，便於考場攜帶也。二十年前，出版業漸形發達，彼時日本人在滬經營者頗有勢力，其後漸衰。蓋一國之「文字」「習慣」及「國民性」，均非外人所能了徹；故出版業亦非彼等所能經營也。我國大規模之出版、印刷事業，殆只有商務[3]、中華[4]兩家，且均以學校教科書為主，稍高深之書，殊不易銷，良著亦不多見，實可謂仍在幼稚時代。十餘年前，余曾以當時之日本為例，推算我國書業，每年應有三萬萬之營業。然此猶昔日情形，今若以現在之日本為比例，則應加一倍以上，若以美國為例，營業數目之大，更令人驚駭莫名矣。美國有一種《家庭雜誌》，常銷三四百萬份，全年營業約達二千萬元。我國最發達之報，日常銷數不過數萬份；即出版業所有之營業亦不滿二千萬元。除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外，其營業較大者，厥為印舊小說及醫卜星相書之書肆[5]。以《三國演義》一書論，每年銷數達三四十萬部。查此類書籍多銷之故，當因人民智識太淺，舍此等小說書外，他書不能閱耳。此刻欲補救此弊，厥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識；（二）發行代替小說之科學或文學書，以便人民購閱，則社會一般人之程度，當可徐徐增高也。我國書業如此幼稚，而經營卻極複雜。蓋歐美各國經營出版業者，恆不自辦印刷；營出版業或印刷業者分工復細，「鉛印」「石印」「照相」「製版」「雕刻」等，固各專其業，即出版者亦復科學、文學、宗教、教科、小說、美術……各營其一二種也。我國則因社會上此種實業尚未發達，故凡關於書業一切之必需物皆須自營，而出版業未大發達，無從分工。外人來參觀者，輒覺商務、中華兩家博而不專，彼等殆未知我國情形也。

  我國書業之組織，與歐、美不同之點，尤不止此。譬如以分店論，查外國書業之分店，至多不過數處；若我國則不然，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兩家，分店各多至三四十處。其所以如此者，亦有二故：（一）貨幣不良，價值不定，而分銷處買賣不多，安能代受此種虧累；（二）交通不便，運輸為艱，分銷處資本又小，不能有充分之預備。於是內地學校需要課本時，每感不便，此又不得不自設分銷。

  至於我國書業之組織，規模小而資本微者，實無組織之可言。蓋資本小，則無詳細分工之可能；無分工，則組織簡單，不言而喻矣。商務、中華兩家之組織大略相同，今且就敝局略述之。敝局系一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百六十萬，股東千餘人，以如許資本，有如許股東者，因其中無最大資本家也。敝局組織，系設「董事」九人，「監察」二人，一年一任。「經理」由「董理會」推舉。其辦事之組織，分總公司、總店、編輯、印刷四大部，其中又分若干部課。（各部課名目情形，筆記從略。）

  今鄙人已將我國書業，大約為諸君約略一談。然我為何從事書業，言其動機，大約有二。（一）我十九歲時，因感買書不便，遂自動地欲開書店。與友人集資千餘元，辦一書店於武昌。開設一年，營業達萬餘金，略有盈餘。後來因從事於此，則無暇讀書，又因不堪其苦，遂辭職，改就漢口《楚報》[6]記者。（二）由鄂來滬，本欲東渡求學，適昌明公司移本店於漢口，要我任上海支店經理，屢辭不獲。又見書業大有可為，一則外國人不能與我競爭，蓋外國人言語不通，文字不習，實不能控制我國書業；而舊書商多無學識，吾人投身其間，不惟可改良書業，且易出人頭地。有此二點，鄙人遂勉就是職。後來又因自己自視太高，不能忍耐，小受委曲，即欲捨去，原約一年為限，屆時辭職。後在文明書局[7]二年，商務印書館三年，民國元年任中華書局之事，迄今十一年矣。閱世漸深，少年時之意氣亦漸減。蓋當時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今則自知才力有限，勉強任重，時虞不勝。

  本文節選自《陸費逵談教育》，陸費逵著，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0頁。

  【導讀】

  陸費逵（1886—1941），字伯鴻，號少滄。浙江桐鄉人，生於陝西漢中。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兒童時期受家庭教育影響頗深，其自稱：「我兒童時代讀書七年，其中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師教一年，十三歲讀完四書、五經。」[8]其母常教他閱《綱鑑》、習算術，其父長於文學、書法及治印。其曾祖陸費墀，為清朝翰林院編修，曾任《四庫全書》總校官。1904年，陸費逵與友人在武昌開辦書店，此時方18歲。次年秋就職漢口《楚報》。1906年開始在文明書局做編輯，兩年後被商務印書館重金聘入，後委以出版部部長、《教育雜誌》主編等重任。此間，陸費逵察覺到中國出版業大有可為，於是開始籌集資金。1912年，陸費逵從商務印書館離職，與友人創辦中華書局。而後中華書局成為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的中國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憑藉教科書起家，之後陸費逵大膽引進新印刷技術，而當時因凹版印刷複雜，且損耗大，其他出版社輕易不敢使用。他還曾數次出國考察，學習先進出版經驗，培養新型出版人才。後為出版《古今圖書集成》《辭海》等嘔心瀝血。1936年《辭海》正式出版面世。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陸費逵全程參與編印，可謂功臣。至1941年病逝，陸費逵總領中華書局近三十年。在出版實踐上，為中國近代出版業立下不朽的功勳。長期以來的出版實踐，讓陸費逵對中外出版現狀頗有研究，也形成了時代特徵鮮明的出版思想與理念。正是他的這種思想理念才使得中華書局在動盪的時局下仍不斷發展，在中國出版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選文是陸費逵192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他對我國出版業的現狀，進行了簡精的解讀。並將中國出版業與美、日及歐洲諸國對比，又從書業組織、人民智識，以及其他層面分析我國出版業的現狀和弊病，同時提出對策。特別是對當時民營書業體制有歷史性描述，價值尤大。

  陸費逵認為，我國出版事業發達最早，出版技術可以追溯到馮道。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明代我國便開始注重「版權」，書上常有「翻刻必究」的字樣。但是在他看來，這種版權只涉及「印刷出版」，卻未涉及「著作權」。然中國出版事業雖起步早，但是千餘年進步甚微。反觀歐洲，後來者居上。在近代，稍有規模的出版事業，只有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倘若細觀中國當時的出版事業，便能發現三個問題，其一，出版物以教科書為主，良著不多；其二，營業發行量較小；其三，人們購買的書籍以《三國演義》類淺近易讀舊書為主。陸費逵將其歸咎於人民智識太淺。因此，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有二，其一，普及教育；其二，發行科學、文學類書。除此之外，我國出版組織與外國也有較大差異，主要體現在「組織分工」「分店分銷」「資本規模」三方面。具體而言，即我國出版事業博而不專，組織簡單，書局分店眾多；歐美則各專其業，分工明確，分店較少。所以，我國書業尚處在發展的初期，亟待發展。在出版業幾十年的深耕，讓陸費逵對於中國古今出版事業了如指掌。文中，他不僅對比了中外出版業的現狀，而且從不同層面分析我國近代出版業的短板。比如從整體形勢觀察出版業情形，得出我國出版業尚處「幼稚階段」；從民眾智識上思考銷量經營規模小的外因；從組織架構略談當時出版業存在問題的內因。並針對如何改變現狀，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可不謂思考深邃。而陸費逵之所以投身出版業，他自以為有兩點，其一是受青年時經歷的影響，其二是當時中國出版業大有可為，外國人不通言語文字，而國內舊書商缺乏學識。此外，當時的中國深受列強欺壓，各界有識之士皆欲謀求救國之道，陸費逵一直提倡「教育救國論」。於是，在創辦中華書局後，他便提出過「教科書革命」和「華商自辦」的口號，並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先進的出版思想不斷革新近代出版業的面貌，在中國近代出版史和民營書業體制機制建設方面寫下了絢爛的篇章。

  他一生致力於「書業進步」，秉持「出版業良心」[9]。陸費逵對於出版業的認識，不僅深刻，而且長遠。這也正是陸費逵能在出版業取得卓越成就的緣由。其在出版管理、出版經營、出版制度等方面的建樹，奠定了其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開創性的地位。

  （李強）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刻書：用雕版印刷術印製的書籍的通稱。中國古代出版的書籍大都是刻書。大體分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寺刻本」「院刻本」五類。

  [3] 商務：即商務印書館，1897年創辦於上海，是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

  [4] 中華：即中華書局，於1912年1月1日由陸費逵籌資創辦於上海。

  [5] 書肆：舊時中國民間出售書籍的店鋪或市場。最早始於漢代。

  [6] 《楚報》：1905年在湖北漢口創刊，日出二張。由胡歆生創辦並自任總經理，張漢傑任主筆。1905年秋，陸費逵就職《楚報》。同年年底，因抨擊時政，揭露粵漢鐵路借款密約，主筆張漢傑被捕，陸費逵被通緝。

  [7] 文明書局：中國最早出版機構之一，1902年廉泉（南湖）、俞復（仲還）、丁寶書等集股創辦。

  [8] 陸費逵：《陸費逵談教育》，161頁，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

  [9] 萬安倫：《中外出版史》，288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