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在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

  （1950年9月15日）

  沈雁冰

  本章節來源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今天是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這個會不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會議之一，也是中國自有出版事業以來全國出版工作者第一次的大會師，在歷史上，將來是要大書特書的。

  中國的出版事業是新生的事業，歷史並不太長久，拿全中國的人口和我們的出版業來比較，我們全國的出版力量還不夠現時的需要，可說相差還很遠。中國文盲很多，但事實上除了文盲，以現在的出版力量來應付目前社會所需要的書籍，還是大大趕不上，這是諸位都很明白的。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出版事業有畸形發展的現象。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碰到一位外國朋友（她現在已經死了），一個很關心中國的女作家，史沫特萊，她就很奇怪中國一方面出版事業趕不上群眾需要，另方面又有大「托拉斯」出版業，就是說：出版、印刷、發行都混在一起。有的出版業，有二三百位編輯先生，有全國範圍的發行網，有規模很大的印刷廠。這種機構在外國不存在。在外國的出版業不會有很大的編輯部，從教科書到考古學都編，不會自己有大發行網和自己印刷。這就是說在外國是分工的，而中國不分工。我們不分工就落後。因為這樣的規模就不得不有三套資本，不能專業。什麼書都出，大家都搶著銷路好的書出，就必然造成一方面出書重複，一方面感到書缺乏。

  中國的出版業的分布極不平衡。抗戰後幾年我到廣州去辦刊物，那裡印刷條件非常差，出於我們想像之外的困難。比方說：連很多常用的字都沒有，鉛字不夠用，又沒有地方去買，排版不用鉛條，而用木條代替，因為木條容易收縮，結果印出書來很不整齊。而在上海印刷條件特別好，出版業就特別發達，這都說明過去中國的出版業，雖說有了六十多年的歷史，始終處在沒有人管的狀態。

  自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成立了出版總署，主要就是要作出版界的組織領導工作，使全國出版工作從無組織走到有組織，從無計劃走到有計劃，從不分工的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走到分工，各有專業方向。

  在上海現在很多性質相同的書店，有了聯合的組織，如通聯書店、連聯書店等，這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是走到將來全國大分工的第一步。現在上海連聯書店包括幾十家，大家都感到稿件缺乏，中央文化部也作了編連環畫的工作，但困難的是找畫家難，我們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畫家對連環畫不感興趣，當作任務來作，畫出來的東西，對於小孩子的欣賞也不適合。中國古畫家也畫不了。現在看來已出版的連環畫也還不少，但如以新內容來要求時，就有些問題。現在出版界有了這方面的聯合組織，在現有條件下要想法幫助畫家，很好合作，作好這方面的出版工作。這件事想一定會為代表先生們注意的。稿子問題我們曾給連聯的小人書提過意見——注意出新內容的書，他們就向我們要新稿子，文化部預備在今年年前供給一百部稿子，是否能編繪出來，現在還很擔心。因此我想這個問題大家也要討論一下。

  我知道在開這次大會以前，已經開了不少準備性質的會，作了很好的準備工作，各位代表一定有很多良好的意見，願意把出版工作作好。我認為這次會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相信在這個會議上一定能解決問題，把出版工作做好的。

  本文節選自《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紀念刊（1950）》，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大會秘書處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8—200頁。

  【導讀】

  本文節選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沈雁冰於1950年9月15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筆名茅盾、郎損等，浙江桐鄉人。他是中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化活動家以及社會活動家。茅盾的一生與出版事業緊密相連。1916年，青年茅盾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與孫毓修合作翻譯外國叢書，嶄露頭角。1920年年初，茅盾開始主持《小說月報》的「小說新潮欄」編務工作，並於同年11月正式接編該雜誌，茅盾的出版思想也由此萌芽。他堅持「為人生」的思想導向，重視作品的社會作用，激發讀者閱讀興趣；同時，他辯證對待「舊文學」，倡導「拿來主義」，在學習西洋文學的同時去粗取精，另創新文學。茅盾畢生為主流輿論的宣傳事業而不斷奮鬥。1926年，茅盾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擔任秘書，同時接編第五期《政治周報》。1937年，茅盾參與編輯《救亡日報》《吶喊》，並於次年被推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1938年4月，由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在廣州創刊。同期，他又受人委託，為在香港復刊的《立報》編輯副刊《吉林》。新中國成立後，茅盾為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並主編《人民文學》雜誌。1981年，即將走到人生盡頭的茅盾將自己25萬元人民幣的稿費悉數捐出，設立茅盾文學獎，旨在褒獎優秀長篇小說作家。其獎項每四年評選一次，新時期的出版環境、制度等多重因素都不斷革新著茅盾文學獎的評獎準則。

  此選文發表時正值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開啟山林」的重要時期。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出版界形勢混亂。一方面，人民的文化需求不斷高漲。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新書的共計有185家出版機構。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出版、重版的圖書近5000種。但另一方面，出版業內部機制不完善，正如茅盾在上述文章所提及的「大托拉斯」等問題，出版、發行、印刷等各個環節，都存在著分工不合理且發展步調不一致等種種問題。同時，公營出版業發展稍快，私營出版業發展相形見絀，亟須國家進行引導。就受眾市場來看，新中國建立初期多數讀者不通文墨，文盲占全國總人口數的80%。如何跨越文化鴻溝、實現高效的文化引導，是出版從業者需淵思寂慮之事。

  茅盾先生此次講話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整篇講稿針砭時弊且慷慨激昂，脈絡清晰且重點突出。開篇，他肯定了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的歷史作用及現實意義。「在歷史上，將來是要大書特書的。」隨即，茅盾分三個層面論述，首先他點明現階段中國人口基數大且文化素養低下，「中國文盲很多，但事實上除了文盲，以現在的出版力量來應付目前社會所需要的書籍，還是大大趕不上」。其後，他具體闡釋了中國出版業分工龐雜、全國出版業分布不平衡的「出版事業畸形發展現象」，並例舉外國出版業分工細化的優勢，給與會出版者以深刻思考。最後，作為一個始終信奉辯證思想的人，茅盾對出版業現狀並非一味批駁。他同樣肯定了以上海通聯書店、連聯書店為代表的具有「聯合」性質的組織，並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是走到將來全國大分工的第一步。」由此可見，茅盾更像是一個中國出版業在揚帆遠航途中的舵手，不僅能給出版從業者以現實的警示，更鼓勵他們要充盈信心，不畏艱阻，「相信在這個會議上一定能解決問題，把出版工作做好的」。

  對於此篇講稿，茅盾研究學者鍾桂松曾評價道，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背景下的一篇反映茅盾出版理念和出版認識的珍貴文稿。的確，即使時光流逝，我們依然不難從茅盾的字裡行間中品讀出他對新中國出版業伊始時的歡欣之感，要銳意進取、求成績的決心，更要始終如一堅持「讀者本位」的「為人生」的出版思想的信念。茅盾有關出版行業的真知灼見，是建立在他從事出版工作三十餘年的經驗和感悟之上的。其中蘊含著的種種出版思想，也是中國出版史上值得倍加珍視的重要片段。

  （聶詩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