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出版發行工作的新方向

  胡愈之

  同志們！

  今天要向同志們談一談我們今後工作的新方向，這個新方向，出版總署目前正在考慮中，考慮成熟之後，就要按照這個方向，逐步進行改革。在今年全國出版會議中，我們也還要按照這個方向，來考慮全盤問題。今天華北新華書店和三聯書店的各地負責發行工作的同志們都在一起，這樣的好機會是難得的，所以我先提出來和同志們談談，使我們出版發行工作的同志們，先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以便於著手改革。

  先講一講目前在我們的出版發行工作上主要的缺點。

  最近聽周總理在一次報告中，說到我們政府機關幹部的一般的毛病。他說：我們有些幹部，學習和工作都十分努力，但學習是教條主義的學習，工作是經驗主義的工作。

  我想用周總理的話來檢討我們書店工作幹部，最少有一大部分是會有這種缺點的。

  

  我們在學習理論方面是十分努力的，但因我們的學習帶著教條主義的傾向，很少能和實際的業務結合。我們工作也十分努力，但只是按照舊的一套經驗來工作，而沒有能夠配合整個政策和群眾的要求。

  舉例來說，我們相信自己是革命幹部，我們為革命而工作，我們希望革命成功，很快走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工作方式卻往往是手工業式的、個體經濟的、各自為政的。

  試問思想上是社會主義的，工作上是農村手工業式的，兩者之間不是相差十萬八千里嗎？

  同志們！說我們的工作方式是農村手工業式的、個體經濟的，我想不能算過分。前天，我們聽到蘇聯國際書店塞米金同志的報告，我們明白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版發行工作，在數量和質量上，和我們這裡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但我以為我國出版事業和蘇聯相比，還不只是在數量和質量上落後而已，組織經營的方面，我們顯得更落後。

  我們在組織經營方面的落後表現在我們不統一、不分工。我們不但不能像蘇聯那樣有全國統一的出版發行計劃，而且我們的機構是分散的、各自為政的、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時候甚至是無政府無組織的。新華書店是國家的書店，但到現在還不能真正統一起來。雖然都掛上同一招牌，內部依然是若干「獨立王國」。分支店與總分店之間，分支店與分支店之間發貨解款，如同普通同業之間的關係，往往只是從各自的單純營業觀點來考慮，好銷的、有利可圖的書才接受過來發行，不易銷的，無利可圖的，就推出去，既沒有從出版工作的政治任務去考慮，又不從國營書店的全盤利益打算。這種現象雖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如此。

  我們的出版發行工作既不統一，也不講分工。每一個單位，是各搞各的。每一個單位，一切都搞。比方說，搞發行的，同時又搞編審、出版、印刷。搞出版的，同時必須開門市，搞發行。而搞出版的，一切的書籍都亂出一陣。同一本新華書店出版的書，在全國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版本。有的是因為運輸條件限制，翻印是有必要的；有的則是因為出版發行不分工，造成了浪費。

  這種現象充分表現了我們在工作上的農村手工業作風。這種作風，在過去根據地內，為了供應戰爭環境中的需要，是不得不如此。但現在解放戰爭快近結束，全國統一已經實現，人民需要大批文化食糧的供應，這種舊作風就要不得。我們就非統一不可了，非分工不可了。

  講統一，首先應當是把發行工作統一起來。我們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發行機構，有伸展到全國農村、城市、工廠、學校、機關、公共場所，以至窮鄉僻壤每個角落的統一的發行網，單依靠目前我們所有的各自為政的發行機構是萬萬不夠的。

  所謂發行網，不是像目前分層次分等級的各自獨立的發行機構，而是由一個中心領導統一全國的發行機構。在目前我們的發行網是分層次等級的。就新華書店來說，有全國總管理處，有各大行政區的總分店，有分店，有支店，又有分銷處，最少有五層。一本書從總處發到讀者手中，要通過五層，每一層要扣除半個或一個折扣作為發行費。這樣一本書讀者所付出的書價，其中有40%—50%是被用作發行費支付的，書價的昂貴，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這種發行制度，不但增重讀者負擔，而且妨礙了發行工作的普遍深入。前天塞米金同志說，在蘇聯各處街道上都有書亭、合作社，在集體農場內都有書報代售處，到處可以很快買到新書。我們這裡做不到。為什麼做不到呢？因為我們的書要從上到下，層層發行，到了分支店所得折扣已經很少，要是再托書亭或合作社代銷，就無利可圖了，所以是行不通。

  所以要搞好發行工作，最理想的辦法，是由統一的中央發行機構，垂直發行。各地的分店、支店，以至書亭、合作社，按照全國一律的定價，直接以書刊供給讀者，把每天售出的書款，不扣除任何折扣，匯交中央發行機構。至於各級發行機構的工資、運費和一切開支，按照一定的預算編制，由中央發行機構直接支付。這樣第一可以節省發行工作的一切浪費，第二可以大大減低書價，第三可以使書刊的發行工作普遍深入到群眾中間去。

  這樣就是書刊統一發行的道路。東北和山東已經開始向這條路走了，以後在全國範圍內，都一定要走向這條路。

  講分工，首先應當使出版和發行分工。出版和發行搞成一攬子，這是中國出版事業不發展的一個原因，我已說過多次，在這裡我不想多說。我只說出版和發行的分工，就應當像貿易公司和工廠的分工。工廠是搞生產的，貿易公司是辦理生產品的流通運銷的，貿易公司應當銷售各種工廠的產品，只要是人民所需要和市場所要求的，不管是公營或私營工廠出的貨，都得銷售。工廠是以生產為目的，工廠可以接受貿易公司的定貨，但沒有必要自己設立銷貨機關。同時貿易公司自己開工廠也是沒有必要的。

  書刊的出版與發行，是兩種性質不相同的業務，應當分工。出版和發行分了工後，出版部門可再分工，例如有的出文藝書，有的出理工書，有的出學校教科書，諸如此類，各有專業。專業化之後，所出的書更精更好，而且可以避免重複，節省浪費。

  這樣的統一分工，好處是很多的。統一分工之後，書價可以減低，質量可以提高，耗費可以減少，銷數可以大大增加。就目前的客觀情勢，這樣的統一分工並不難，只要我們大家在思想上一致，共同去做，就能做到。

  我們的工作同志，往往陷入經驗主義的泥潭，束縛在自己造成的小圈子裡，缺乏全局觀點。我們總喜歡樣樣都搞，既搞出版，又搞發行。我們脫離不了兩種偏向：一種是單純的營利觀點，能行銷能獲利的書才賣，不能行銷不能獲利的書就不賣。另一種是單純的革命觀點，只有革命的書才賣，表面與革命無關的，即使為人民所需要的書就不賣。

  要避免這兩種偏向，我們首先應當對出版工作和發行工作這兩種不同的任務有明確的認識。出版和發行雖然都是進行文化思想鬥爭，但各有其特殊任務。出版工作者所負擔的是生產任務，就是生產優良的精神食糧，發行工作者所負擔的是流通任務，就是把精神食糧輸送到人民大眾中間去。這兩項任務都是為了人民大眾的文化教育，也都是為了革命。

  發行工作既然是執行書刊流通的任務，所以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於人民有益的書刊，都有流通的任務。不僅是馬列主義的革命書籍應當推銷，就是各種技術書以至供人民娛樂消遣的書籍（只要不是有毒的）也應當同樣加以推銷，不僅是國營公營出版機關的出版物應當推銷，就是私營出版業的出版物，也應當加以推銷。

  按照這個原則，新華書店就應當成為國家圖書公司，凡是一切機關學校以及個人所需要的書刊都有加以供應的責任。

  有人就要問什麼書刊都一視同仁地加以供應，那麼，有些內容不適當的，甚至反動的書刊難道也應當由國營書店來銷售嗎？不，內容不適當的書刊，應當加以批評、修正、改進，反動的書刊是應當查禁的。但這主要是政府和出版工作者的責任。只要政府能加以管制，全國出版工作者都能對人民負責，再加上群眾的批評監督，自然不會有這一類書刊的流行。即使還有，數量也一定非常少。發行工作者卻不必因噎廢食，顧慮得太多。

  假如我們的發行方針，能夠依照以上所說的原則，那麼要搞好公私關係就容易得多。有許多私營書店都因為新華書店不能隨便代售他們的書刊，因此他們就感覺到國營書店要想包辦，他們再沒有出路。要是新華書店可以代售一切書店的出版物，那麼，目前私營書店所遭遇的困難，就解決了一大部分了。

  不但如此，目前幹部缺乏的嚴重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現在我們苦於缺乏發行工作幹部，而許多私營書店有不少精通業務的人員卻閒著。上海貿易公司把許多私營的零售商店，連人帶貨都包下來，這一個辦法，在我們的發行工作中，也是可以考慮的。

  目前似乎有這樣的情形：我們是開革命書店的，既然是革命書店，所以不是革命幹部，我們就不需要；不是革命的，或者表面上與革命無關的書籍（如《水滸傳》《紅樓夢》），我們都不賣。這樣的想法，在今天確是不適合了。

  不錯，我們是開革命書店，但是革命同時也需要我們開好書店。假如國營書店能夠以極低廉的價格，廣泛普遍供應人民以他們所要求的精神食糧，同時我們又能團結一切舊的新的工作幹部來做，我們便是忠實地執行了革命任務。只要想通了這一點，我們的出版發行工作，就會走向一個新方向，一切就都好辦了，而我們的出版事業，也就會面目一新了。

  本文節選自《胡愈之出版文集》，胡愈之著，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頁。

  【導讀】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學愚，字子如，筆名胡芋之、化魯、沙平、伏生、說難等，浙江省上虞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革命學者，一生集記者、編輯、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於一身，學識淵博，是新聞出版界少有的「全才」。1931年他主編《東方雜誌》，積極宣傳抗日救亡主張，他與鄒韜奮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並推動創辦生活書店。1933年他應魯迅之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並當選為總會臨時中央執行會執行委員。1935年他受黨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組織救國會的活動，並積極擔負聲援營救「七君子」的組織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到新加坡創辦了進步報刊，在海外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是我國進步文化出版事業的先軀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等要職。

  該文是時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在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為來京出席會議的華北區新華書店分店經理和三聯書店各地分店經理舉行的招待會上的講話。招待會上，各地出版發行人才匯集一堂，在這個良好的契機下，胡愈之指出了當時國內的出版制度存在的問題並指出了未來出版發行業改革的方向。

  胡愈之的講話先借周總理對政府機關幹部教條主義之風的批評，談到出版發行工作上的缺點。首先，學習帶著教條主義的傾向，很少與實際的業務相結合。工作只按照舊的經驗來走，未配合政策和群眾的要求。其次，組織經營方面的落後，即機構分散不統一、單位之間不講分工。雖然思想上很努力，但是工作上仍有農村手工業作風。

  談到解決措施，胡愈之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全國性有中心領導的統一發行機構，伸展到全國的發行網。這樣由統一的中央發行機構垂直發行，有利於減少中間機構的發行費，降低書價。至於分工問題，首先應該使出版和發行分工，出版部門可再分工。如此專業化後，所出的書更精更好，避免重複浪費。

  總的來說，胡愈之強調出版發行分工專業化，必須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發行機構，有伸展到全國農村、城市、工廠、學校、機關、公共場所，以至窮鄉僻壤每個角落的統一的發行網，垂直發行，降低讀者負擔。

  該講話對我國後來全國發行網的建立以及出版和發行的分工具有指導性意義，為之後的出版發行業改革做了思想上的鋪墊。此選文只選取了胡愈之先生的一次講話，就能看到其對出版發行工作的專業負責態度，以及對百姓購書問題的關切之情，講話雖然是針對出版業的幹部，但是著眼點卻是如何便民買書、降低書價。

  胡愈之策劃出版「三農」圖書的具體做法有三：一是要求編輯幹部下農村蹲點，推行編者、作者、讀者三結合的編輯做法；二是親自下到農村調查，採編適合農民閱讀習慣和閱讀能力的稿件；三是集中全國的資源，以極低的定價推出大量「農村版」圖書。該文就體現了其第三點的思想，即通過出版發行業的改革，建立全國的發行網，降低書價，惠及百姓。

  （張淏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