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雕印管理三則[1]

  徐松

  四年[2]二月二十三日，詔：「民間毋得私印造曆日，令司天監選官，官自印賣，其所得之息均給在監官屬。」

  本文節選自《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著。萬安倫、周楊據《宋會要輯稿》第六冊民國二十年上海大東書局本點校。

  五年[3]二月二日，中書門下言：「北戎和好已來，歲遣人使不絕，及雄州搉場商旅往來，因茲將帶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深不便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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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詔：「今後如合有雕印文集，仰於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板，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仍候斷遣迄，收索印板，隨處當官毀棄。」

  本文節選自《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著。萬安倫、周楊據《宋會要輯稿》第十四冊民國二十年上海大東書局本點校。

  七月[4]二十五日，禮部言：「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緡錢[5]十萬。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即其他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板，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違者杖一百。」

  本文節選自《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著。萬安倫、周楊據《宋會要輯稿》第十四冊民國二十年上海大東書局本點校。

  【導讀】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唐初出現的雕版印刷與北宋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加之臻於成熟的造紙技術，都為宋代活躍的出版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宋朝統治者推崇文治、提倡學術，在旺盛的圖書生產需求下，宋代發展出了影響後世的五大刻書系統，所印書籍印刷精良，多為善本，宋朝成為我國古代軟質出版的高峰。然而繁榮的刻書事業令後人景仰的同時，卻也讓當政者頭疼，宋朝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出版管制的條文法令，《宋會要輯稿》中均有記載。

  《宋會要輯稿》是清朝嘉慶年間徐松從《永樂大典》中整理出來的宋代官修《會要》，輯錄了大量宋代史料，全書共分17門，其中《刑法二》中記錄了大量關於宋代出版管制的內容。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統一了五代的分裂割據局面；然而推行重文抑武的宋朝，軍事力量羸弱，先後與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長期對峙，時戰時和。在此期間，民間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往頻繁，其中就包括宋朝的書籍。

  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中書門下上書稱：「北戎和好已來，歲遣人使不絕，及雄州搉場商旅往來，因茲將帶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防遏邊鄙機宜事件，深不便穩。」在邊境傳布的書籍中有許多論及邊關軍機、臣僚撰寫的時政論述、朝廷的實錄會要，等等，這些書籍不利於政局穩定，對宋朝的軍事、外交造成了泄密等極壞的影響。在此之前，宋朝廷已對此種情況進行過管制，禁止邊境人民販賣此類書籍給敵國，然人心趨利，依舊屢禁不止。仁宗遂決意從出版源頭上抓起，建立起中國最早的出版審查制度，「今後如合有雕印文集……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板，方得雕印」，違者由官府毀棄印板，並加罪罰。

  元祐五年（1090），朝廷進一步加強對時政及邊防書籍的管制，禁止出版流通，「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緡錢十萬。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

  除朝政軍事外，宋朝明令禁止刊行的圖書類別還有宗教書籍、曆書及違背儒家思想的書籍等。其中宗教書籍最為嚴格。「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傳用以惑眾者亦如之，其不滿眾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者杖一百。私有妖書，雖不行用，徒二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6]宋代農民及士兵起義往往藉助宗教來宣傳和聯絡，還有一些「無圖之輩」編撰神邪之書妖言惑眾，因此《宋刑統》中的《造妖書妖言》便直接規定：「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刑責很重，且傳布藏匿之人還需受連坐之罪，或流放發配，或入獄杖責。

  如果說禁止「妖書妖言」是為了維持對民眾的統治的話，那麼對於違反儒家書籍的控制則主要針對士族階層及讀書人。宋推行文治，尊崇儒家思想為正統經學，諸子百家便因不是先聖之學，而遭到禁止。因科舉考試內容為儒家經典，坊間出現了許多類似教輔書的「程文短晷」，斷章取義、曲解義理，應試之人為圖便利省時爭相背誦，宋徽宗時下詔禁止。

  宋朝經濟思想發達，除思想方面的管制外，政府還壟斷了曆書的印製，以此增加財政收入。熙寧四年（1071），宋神宗詔曰：「民間毋得私印造曆日，令司天監選官，官自印賣，其所得之息均給在監官屬。」司天監即太史局，負責占驗、曆法及風雲氣候，由其負責曆日印製及售賣，收取所得之利，其他商人不得印製，若經營售賣須繳納一定稅費。

  綜上可看出，宋代刻書業發達、文化繁榮，但對於出版穩定政權的作用統治者已經熟稔於心。通過對出版業進行嚴格的管制，宋朝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出版管制制度，藉助審查制度將涉密、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書籍限制在萌芽階段，違者罰，遵者賞。這些制度與理念，此後也為後代政權所借鑑，在中央集權的封建環境下，這種管制理念維持了社會與政權的穩定，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近代民主思想萌芽後，這樣的出版管制束縛了思想與文明的自由發展，成為人們亟待掙脫的牢籠，「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也作為基本人權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

  （張慧明）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四年：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

  [3] 五年：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

  [4] 七月：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

  [5] 緡錢：古代計量單位，一緡錢即一千文。

  [6] （宋）竇儀：《宋刑統》，吳栩如點校，28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