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中國明朝印刷技術[1]

  利瑪竇 金尼閣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中國使用印刷術的日期比人們規定的歐洲印刷術開始的日期，即大約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國人至少在五個世紀以前就懂得印刷術了，有些人斷言他們在基督紀元開始之前，大約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們的印刷方法與歐洲所採用的大不相同，而我們的方法是他們無法使用的，這是因為中國字和符號數量極大的緣故。目前他們把字反過來以簡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蘋果木製作，雖然有時棗木也用於這項用途。

  他們印書的方法十分巧妙。書的正文用很細的毛製成的筆蘸（原書為沾，編者注）墨寫在紙上，然後反過來貼在一塊木版上。紙干透之後，熟練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層帶有字跡的薄薄的棉紙。然後工匠用一把鋼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後只剩下字像（原書為象，編者注）薄浮雕似地凸起。用這樣的木版，熟練的印刷工人可以以驚人的速度印出複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國印刷工人刻這類木版的技術非常熟練，製作一個所花的時間並不比我們一個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時間更多。這種刻制木版的辦法極適合中國字既大又複雜的特點，但我不認為它能適用於我們歐洲的字型，我們的字型太小很難刻在木頭上。

  他們的印刷方法有一個明確的優點，即一旦製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來並可以用於隨時隨意改動正文。也可以增刪，因為木版很容易修補。而且用這種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無需此時此地一版印出極大量的書，而能夠視當時的需要決定印量的多少。我們從這種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匪（原書為非，編者注）淺，因為我們利用自己家中的設備印出了我們從各種原來寫作的文字譯成中文的有關宗教和科學題材的書籍。老實說，整個方法非常簡單，只要看過一次這種印刷過程，人們都會想親自試試。正是中文印刷的簡便，就說明了為什麼這裡發行那麼大量的書籍，而售價又那麼出奇地低廉。沒有親身目睹的人是很難相信這類事實的。

  他們還有一種奇怪的方法來翻印刻在大理石或木頭上的浮雕。例如刻在大理石或木頭上的薄浮雕式的墓志銘或圖畫，用一張濕紙貼上，上面再蓋上幾片布。然後用小木槌敲打整個表面，直到浮雕的全部線條都壓印到紙上為止。紙干後輕輕地塗上一層墨或別的顏色，之後浮雕印出的形象襯著紙原來的白色就突出出來。當浮雕很淺或線條很細時，則不能採用這種方法。

  中國人廣泛地使用圖畫，甚至於在工藝品上；但是在製造這些東西時，特別是製造塑像和鑄像時，他們一點也沒有掌握歐洲人的技巧。他們在他們堂皇的拱門上裝飾人像和獸像，廟裡供奉神像和銅鐘。如果我的推論正確，那麼據我看，中國人在其他方面確實是很聰明，在天賦上一點也不低於世界上任何別的民族；但在上述這些工藝的利用方面卻是非常原始的，因為他們從不曾與他們國境之外的國家有過密切的接觸。而這類交往毫無疑義會極有助於使他們在這方面取得進步的。他們對油畫藝術以及在畫上利用透視的原理一無所知，結果他們的作品更像（原書為象，編者注）是死的，而不像（原書為象，編者注）是活的。看起來他們在製造塑像方面也並不很成功，他們塑像僅僅遵循由眼睛所確定的對稱規則。這當然常常造成錯覺，使他們比例較大的作品出現顯明的缺點。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用大理石和黃銅和黏土製造巨大醜惡的怪物。他們用黃銅製鍾，用木槌擊鐘。他們不能容許用鍾錘上的鐵舌擊鐘，所以他們的鐘在音色上比不上我們的。

  本文節選自《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第四章，[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23頁。

  【導讀】

  利瑪竇是最為中國人熟悉的傳教士之一。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中部教皇邦安科納省的馬切拉塔，家裡經營藥房，在當地頗有聲望。1561年，利瑪竇進入當地的耶穌會學校學習。十七歲時，他被送到羅馬學習法律，後來在羅馬加入了耶穌會並且在耶穌會主辦的學校里學習神學、哲學、數學等。利瑪竇的父親並不支持他加入耶穌會，因此特地前往羅馬，決心勸說他退出。但是利瑪竇的父親在啟程的第一天就病倒了，這使得他認為這是冥冥中的天意，所以父親轉而接受並且支持利瑪竇的選擇。1577年利瑪竇參加了印度教團，1578年到達印度，並在那裡學習了四年，完成了他的神學課程。1578年4月，他從印度啟程前往中國，四個月後到達澳門，從此開始了他的中國傳教生涯。他的足跡遍至廣西、肇慶、韶州、南京、南昌、北京……利瑪竇在華期間，翻譯、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書籍。1630年，他翻譯了羅明堅的《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第一次把星期制引入中國。他和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影響深遠。《西字奇蹟》（現改名為《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開創性地把漢字用拉丁符號標註讀音，是漢字拉丁化之濫觴。在晚年，他將自己的中國傳教經歷記錄下來，形成《利瑪竇札記》的手稿。1614年，傳教士金尼閣將這份手稿帶回羅馬，把它從義大利文翻譯為羅馬文，並且引用了一些傳教史料和利瑪竇的其他資料。

  15世紀，歐洲已經開始了對外殖民掠奪的進程，中國首先吸引來的就是大批商人。加之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廢除海禁政策，海外貿易制度較為寬鬆，使當時外貿經濟一度繁榮。16世紀，葡萄牙國王派遣的使臣也來到中國，與中國百姓和明代朝廷有了來往。與此同時，傳教士也紛紛來了。但是這些商人、使臣和傳教士或許受限於語言、或許受限於空間、或許受限於停留的時間，他們都未能全面、詳細、深入甚至正確地介紹中國的社會狀況和工業、藝術水平等。第一位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使者多默·皮列士在其所撰的《東方志》中寫道：「中國國王不是由兒子和侄子繼承王位，而是由全國會議選舉產生，會議常在國王和曼達林所在的汗八里舉行，這樣推選的人就是國王。」而這反映的是蒙古人推選大汗的制度，顯然不符合明朝歷史事實，而只是根據元朝初期情況的推演。所以在義大利行者馬可波羅口述實錄的《馬可波羅行紀》出版兩三百年之後，歐洲人對於中國這個神奇遙遠的東方大國的記憶似乎又變得縹緲起來。

  利瑪竇是徹底改變這一狀況的歐洲傳教士。他在這一章中就翔實地記載了他見識到的中國的大致情況，包括地名、位置、版圖、物產、工藝、科學、政府機構、習俗、禮儀等，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形象在歐洲人心中的正式復甦。利瑪竇的記述基本客觀，並且不乏詳細描寫，對於當時的外國人和現代人而言，都是了解明朝社會的重要第一手資料。

  宋代畢昇發明木活字印刷技術，但它並沒有取代雕版印刷和人工抄寫出版。歷史上，元、明兩代是雕版和活字印刷蓬勃發展的時代，直至清代，雕版、活字、手抄仍是三足鼎立的。利瑪竇在參觀了雕版印刷後，記錄下了這一出版工藝的製作流程，並且介紹了雕版印刷極高的出版效率。利瑪竇還特別指出了雕版印刷的幾大優點：易於保存、易於修改、易於修補、按需印刷、製作簡便、成本低廉。如此系統的總結，在以往的著述中是罕見的，更不用說外國人所撰寫的文本了。最值得關注的是，利瑪竇將中國的印刷技術與當時歐洲的印刷技術做了對比，並得出兩個結論：第一，中國雕版印刷技術並不落後於歐洲。第二，中國的雕版印刷適用於大而複雜的漢字，而不適合歐洲字型。第一個結論一方面可以看出利瑪竇的客觀立場，另一方面也證明了中國印刷術的先進性。而第二個觀點則將出版技術與出版符號建立起關聯，這確實可以在出版史上找到例證，比如楔形文字的特徵就是其書寫工具（蘆葦稈）、書寫載體（泥板），以及其書寫方式（按壓）決定的。利瑪竇的這一觀點是很具有創造性和深度的。

  除了印刷技術，利瑪竇也提到了石質出版與木質出版的工藝，主要是墓志銘和版畫的製作。雖然僅僅用了一小段話的描述，但讀者可以從中發掘重要的歷史信息，感受明朝出版技術的水平。明朝是我國版畫出版的高峰時期，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工藝質量上，明朝的版畫創作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其實對出版技術的要求非常高，在人力資源上，刻工的精湛技藝是關鍵，而設備工具經過歷代的改進，也能夠支持這樣高水準的製作。版畫是刻印出版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興盛和精緻化從側面反映了明朝讀書人甚至老百姓對於出版物的需求，以及出版市場繁盛的局面。

  選文用翔實的描述再現了明朝中後期的出版技術。利瑪竇作為傳教士的特殊身份，以及想向歐洲更好地介紹中國的意願，讓他在書中常常將中西技術進行比較，這是難能可貴的。儘管利瑪竇還是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無法理解中國繪畫的散點透視，而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原始」的工藝，認為中國畫更像是「死的」，但我們仍然要承認他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貢獻。有史可考，在利瑪竇之前的13、14世紀，中國古代印刷術就通過絲綢之路商貿途徑西傳，歐洲技師進行仿製，因此歐洲出現了和中國印刷技術一模一樣的木雕版印刷的紙牌、圖畫、書籍等。這些紙質出版物大量出現，對於歐洲思想解放影響巨大，可以說中國的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促進了歐洲的文化和教育的蓬勃發展，助推了歐洲文藝復興的發展和繁榮。

  《利瑪竇中國札記》為我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可以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出版史，這的確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林煥新）

  [1] 題目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