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拉施特丁論中國印刷術[1]

  拉施特丁

  中國人根據他們的習慣，曾經採用一種巧妙的方法，使寫出的書稿原樣不變地複製出書來，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當他們想要正確無誤而不加改變地複製出寫得非常好的有價值的書時，就讓熟練的寫字能手工筆抄稿，再將書稿文字逐頁轉移[2]到版木之上。還要請有學問的人加以仔細校對，且署名於版木的後面。再由熟練的專門刻字工將文字在版木上刻出，標出書的頁碼，再將整個版木逐一編號，就像鑄錢局的鑄錢範那樣，將版木封入袋子內。再將其交由可以信賴的人保管，在上面加蓋特別的封印，置於特為此目的而設的官署內。倘有人慾得印本書，需至保管處所申請，向官府交一定費用，方可將版木取出，像以鑄范鑄錢那樣，將紙放在版木上（刷印），將印好的紙交申請人。這樣印出的書沒有任何竄加和脫漏，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中國的史書就是這樣流傳下來的。

  本文節選自《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潘吉星著，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頁。

  【導讀】

  本文選自我國著名編輯家、科技史專家潘吉星所著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第九章《中國印刷術的外傳》。

  拉施特丁（1247—1318），也譯作拉施特哀兒丁、刺失德丁、拉施德丁、拉施特哀丁、刺失都丁等，波斯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蒙古伊利汗國伊利汗阿八哈汗（1265—1281）在位時，三十歲的拉施特丁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御醫。拉施特丁學識淵博，直到1295年第七代伊利汗合贊汗（1295—1304）即位才得到賞識，並在1298年春被任命為宰相。

  拉施特丁參與過許多重要著作的出版活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蒙古史巨著《史集》的出版。伊斯蘭教曆700年，合贊汗為了讓以成吉思汗家族為代表的蒙古統治者的歷史事跡傳於後世，任命宰相拉施特丁主持編寫詳細的蒙古史書。1304年合贊汗過世之後，其弟完者都汗即位，繼續任命拉施特丁完成此書的編撰與修改。直至伊斯蘭教曆710年，由拉施特丁擔任主編和主筆的《史集》全部編纂工作完成。除此之外，拉施特丁還主編《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寫作關於《古蘭經》注釋的著作，還有其他一些伊斯蘭教著作名篇。《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是一部涉及藥物學、婦科學、脈學等諸多關於中國醫學的百科全書，1939年土耳其學者將其翻譯成土耳其文並在伊斯坦堡出版。拉施特丁所寫的一些書信集保留至今，不僅是研究他本人政治思想的文書資料，同時也是研究當時波斯伊利汗國社會的重要史料。

  《史集》卷幅浩繁，原書共有《合贊汗御修史》《世界史》《世界地誌》三部。現存波斯抄本中，僅有前兩部分，第三部未能流傳。「1927年在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庇·薩萊圖書館所藏的一個《史集》抄本中還發現了《史集》的一個殘缺不全的附編——《阿拉伯、猶太、蒙古、拂郎、中華五民族世系譜》。」[3]根據英國學者布朗的編輯建議，目前主要將《史集》現存的兩部分分為七卷，各國學者與布朗意見基本一致。《史集》第一部分《蒙古史》對十四世紀初以前中國北方蒙古族的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做了詳細記載，對其他一些遊牧民族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圖騰、語言文字等也做了描述。由此可見這是一部研究古代蒙古史、元史的基本史料，也是古代遊牧民族社會制度、民族學研究的重要史料，資料翔實程度高於《蒙古秘史》和一些漢籍資料。目前諸多學者編寫的少數民族的史學著作都大量引用《史集》上的記載。《史集》第二部分《世界史》的史料價值不如第一部，但其中關於不同國家的史料記載均有重要研究意義。在《世界史》中談到中國時，還對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技術做了介紹，這是外國對於中國印刷技術的最早記載。

  拉施特丁在《蒙古史》卷三中對1294年伊利汗國仿照中國元朝印製紙鈔的原委、經過做了記錄。雖然當時社會推行紙鈔失敗了，但是開始使用印刷技術刊印其他印刷物。《世界史》中拉施特丁對中國雕版印刷技術的細節部分做了描述，所用語言簡要清晰，說明整個印製過程和出版物的保存方式，讚嘆印刷術的巧妙，並且認為雕版印刷技術的準確性值得信賴。這不僅是對傳統雕版印刷技術的科普，也暗示這是一種書籍保存流傳的重要方式，為研究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技術的西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證據。1317年，波斯詩人達烏德在其著作《論偉人傳及世系》（簡稱《智者之園》）中引用了拉施特丁的這段描述。《論偉人傳及世系》與《史集》齊名，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在文藝復興時期受到了歐洲人的注意。19世紀分別有學者將拉施特丁和達烏德的記載譯成法文和英文，著名學者卡特對比之後發現兩者內容基本相同。潘吉星先生從出版技術的角度上，認為個別用詞不準確，譯成漢文時稍做調整。

  合贊汗即位時，從佛教轉而皈依伊斯蘭教，他信賴印刷術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作用，下詔印刷《古蘭經》等宗教著作，從而加速了伊利汗國印刷業的發展。19世紀埃及境內出土1300—1350年的阿拉伯文《古蘭經》殘卷，也說明西亞和北非一帶對印刷技術的運用。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有歐洲學者推斷中國傳統印刷技術通過伊利汗國傳入歐洲等地區，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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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蘇）

  [1] 題目為編者所擬。

  [2] 原文作「寫」，誤。因中國人從不將字寫在版上，而是將紙上的字以反體轉移到木版後，再刻字。見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426頁，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2。

  [3] 余大鈞：《拉施特和他主編的歷史巨著〈史集〉》，載《民族研究》，19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