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

  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

  同時也顯然可見，私人刻印書籍亦逐漸發達，散布及於全國。關於這種私家刻印的記錄載述，雖然僅有留存到今的宋板書內印有名號的紙幅可憑，但從這些紙幅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偶然的和不相連貫的材料，例如詩人陳起[1]，同時也是書估[2]。臨安的尹氏和建安的余氏，世代刻書，書幅有印記可憑。建安在福建省，和朱熹的生地相近。福建建安余氏在宋代以前已經刊板印書，一直繼續到明代[3]，達四百多年之久。余氏世業相傳，在舊宋板書幅中保留著他們好幾代人的姓名；也可以順便一說，他們所刊刻的經籍，是我們圖書館中所藏最精美的版本。在1265至1275年間，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後不過幾年，曾敕令封閉余氏書坊，這個敕令曾載入元史。但這個禁令一定維持得並不長，因為建安余氏所刻的書仍繼續刊行，又有一百多年之久。

  讀者自然要問，這種私人書坊刻印些什麼書呢？看起來，最愛好的題材有經傳、注釋以及歷史，情形和政府官刻書局一樣。中國人對於寫有或印有字跡的紙，過去和現在都抱有一種神聖之感。這種感情，使人們敬惜字紙[4]，以撿拾廢紙以免沾污作為一種善行；而在刻印任何書時，自必考慮以最有價值和最高貴的書籍為限。不過，現在有證據，說明宋朝初年就有印賣新狀元賦[5]的事例。此外還有地方志書的刊刻，從現存舊版地方志的數字看，當時印行的數量可能很大[6]。到了宋末，刊印文籍的範圍繼續擴大，包括各種關於農藝和植物的著作以及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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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板書因為稀（原文為「希」，編者注）見，因之就很名貴，但在歐洲和遠東各重要的圖書館中，都藏有少數宋板書。中國最近曾把公私所藏的名貴古籍，輯集影印，全書共有二千一百卷（譯者按：即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從根據宋元舊版影印的三百餘卷中，我們很可以對於那一個時期書坊最流行的文籍品種，有一個很好的橫面的概觀。那個時期的起訖，在西方相當於威廉征服者的入侵英吉利，英國封建領主的強迫英王約翰頒行《大憲章》，以及參加十字軍的王公為了爭奪耶路撒冷聖陵，與薩拉定（Saladin）的長期戰爭。印行的書類以史書占首位，其次為著名論文家、經傳注釋家、詩人和哲學家的作品的輯集。輯集卷帙浩繁，每種都包括許多卷。此外也刊行了一些當時的關於農藝的作品。

  關於初期刻書的工價等問題，可以從1176年所印《大易粹言》[7]的帳單，得知梗概。「牒令具《大易粹言》一部，計二十冊。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副耗共一千三百張，裝背饒青紙三十張，背清白紙三十張，俊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共一貫五百文足，賃板錢一貫二百分足。本庫造印見成出賣，每部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8]。

  本文節選自《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第二編第十章，[美]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著，吳澤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72—74頁。

  【導讀】

  此選段選自T.F.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又譯作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賈德、卡德等）的著作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卡特祖籍蘇格蘭，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布頓鎮，是一位傳教士，也是一位美國漢學家。其祖父經營出版事業，父親Rev.Thomas Carter（托馬斯·卡特）是一位神職人員。他1904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獲學士學位。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卡特第一次來到中國旅遊，對漢語頗感興趣，並很快學會漢語。之後，卡特於1910年第二次來華，回國後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文物的發現，引發了西方學者對造紙和印刷術西傳的興趣，由此也引發了西方對中國印刷術研究的高潮。在卡特旅居中國期間，他也為中國這四大發明所觸動，且受其祖父影響，卡特對圖書出版有著深厚興趣，遂立志於中國印刷術的研究。1923年，卡特受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返回美國擔任該校中國語言系主任、教授。在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大學中最早設置中國文化教席的名校之一。在此期間，卡特埋頭著述，以研究中國印刷術發明考證於1925年6月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的名作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也由該校出版。

  卡特是西方對中國印刷術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早系統地對中國印刷史進行研究的學者。他的著作中利用了大量中國甚至阿拉伯、朝鮮、日本等國的史料，對印刷術的發明和向世界範圍的傳播過程進行了全面的敘述，是海外最早對中國印刷史進行研究的著作。

  印刷技術的發展是出版的基礎，是出版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印刷與出版是相輔相成、不可分離的。此段選文講述的是在雕版印刷術高度發展的宋代——出版行業的一系列情況。它沒有對當時的印刷技術步驟進行詳細介紹，也沒有從正面對其評價，而是通過描述出版行業的各個方面情況，既展示出了一幅出版圖景，又從側面反映了印刷技術的成就。這也是此段的獨特之處和價值所在。選文首先介紹了宋代私家、書坊刻書的情況。書坊是古代賣書和刻書的店鋪，其主體有固定的作坊刻工，和以刻書、賣書為業的家庭手工業者。最先採用雕版來印刷圖書的就是民間書坊[9]。卡特的資料為我們介紹出了宋代時福建、浙江書坊刻書已高度發展的情況。此時我國的刻書事業進入黃金時代，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少刻書世家，子承父業，世代相沿，苦心經營，歷久不衰；他們不僅在刻書內容和版刻形式上形成了特有的風格，而且為保存古代文化遺產，傳播大眾文化，滿足廣大民眾文化需求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這些材料也從側面證明了當時雕版印刷技術已漸趨成熟，有發達的技術才能支撐起坊刻活動的繁榮。研究宋代的坊刻書業對研究當時的印刷技術與出版行業情況有重要價值。

  另外，此選段還介紹了當時所印書籍的類別。這有利於讓我們了解宋代書籍出版內容的情況，也有助於學者對當時的出版價值選擇等進行研究。由文中可見，宋代所印書籍多數仍為儒學經義、詩詞歌賦，這和深深影響中國人的儒家思想、封建倫理道德有關，與發展成熟的科舉制度有關，同時也與宋朝實行的文治制度有關。這一定程度上還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文化精神內涵。而其中有關於「農藝和植物的著作」，則是宋代商品經濟、市民文化發展的體現。

  選文還談到了刻書工價的問題。通過選文可見，當時刻書的工本費是相當低的，這也和雕版印刷技術的普遍應用降低了成本有關。

  總之，作者研究了大量史料，通過對中國古籍、文獻的考察、研讀，從多個角度和多個方面，直接間接地為人們展示了宋代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狀況和當時的書籍出版現象及情況。作為中國印刷術研究的集大成者，卡特有著出色的學術能力，除了能對史料進行整合，系統地真實地介紹中國印刷出版的歷史，又能在其中融入自己的觀點，結合史料有理有據地分析。卡特作為一個外國人，在研究中國印刷出版歷史時，能結合自己本國文化的特徵，融合東西方文化來進行介紹。也因其外國人的視角，能跳出本國學者研究的思想局限和思維慣性，找到很多國內學者不曾重視的角度，更加系統、全面地呈現歷史與觀點。例如他介紹了刻工工錢這一方面，從側面展示了當時的雕版印刷技術的發達和出版行業的繁榮，角度新穎全面。再有，在提到時期起訖時，卡特並沒有直接說明某一具體的時間點或用國內時期概括，而是用同時期的西方大事件進行描述。這不僅能方便西方人理解他所指代的時間點，又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西方戰爭不斷時，中國的印刷技術已經從發明走向了成熟繁榮。此段選文也為外國人了解中國印刷術的發明發展和中國的書籍出版情況提供了資料。

  在五百多種有關中華印刷史的著作中，屬通論類的專著近五十種，但比較全面敘述印刷史的，卻寥寥可數，這其中最負盛名的，第一部就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這本書。此選段只是這本書中普遍但也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具有豐富史料價值。此段選文在近百年來頻頻被引用和參考。

  （高雨喬）

  [1] 陳起：字宗之，號芸居，稱陳道人，又稱武林陳學士。他在文學藝術上有較深的造詣，作有《湖上即事》等詩。陳起愛藏書亦愛刻書，十分好刻唐人詩集，有「字畫堪追晉，詩刊欲遍唐」之譽。他編輯出版的唐宋文集和筆記小說有近百種之多，書後大都刻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牌記。

  [2] 書估：同「書賈」。即書商。

  [3] 明亡之後，建安余氏刻書業也隨之衰亡，如今僅能見到清初寥寥數本。清初以後，建安余氏已不事刻書之業。至乾隆時，對於建安余氏刻書，已語焉不詳。

  [4] 敬惜字紙：中國文化傳統理念之一，也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習俗。《燕京舊俗志》記載：「污踐字紙，即系污衊孔聖，罪惡極重，倘敢不惜字紙，幾乎與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

  [5]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祥符中，西蜀二舉人至劍門張惡子廟祈夢。夢神授以來歲狀元賦……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見者，無一字異。」

  [6] 譯者按：原書此注有誤。關於宋代地方志書，可見近人朱士嘉輯《中國地方志綜錄》。

  [7] 《大易粹言》：共十卷，南宋方聞一輯，內容分別為程顥、程頤、楊時等七家解《易》著作之說。

  [8] 彭元瑞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清光緒刻本。

  [9] 肖東發、方厚樞：《中國編輯出版史》，266頁，瀋陽，遼海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