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文】 世界文庫編例

  鄭振鐸

  一 本文庫將繼續刊行六十冊到八十冊，成為第一集。世界的文學名著，從埃及、希伯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到現代的歐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將被包羅在內；預計至少將有二百種以上。

  二 我們介紹歐美文學，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卻從不曾有過有計劃的介紹；往往都是隨手抓到一本便譯，或為流行的觀念所拘束，往往費了很大的力量去譯寫二三流的著作。（如果林琴南[1]先生有一位更好的合作者，他便不至於以數年之力去譯哈葛得的全集了。）本文庫所介紹的世界名著，都是經過了好幾次的討論和商酌，然後才開始翻譯的。對於每一個作者，譯者都將給以詳盡的介紹；譯文在必要時並加注釋。五六年後，當可有比較的可滿意的成績。

  三 翻譯者往往奉嚴又陵氏[2]的「信達雅」三字為準則。其實「信」是第一個信條。能「信」便沒有不能「達」的。凡不能「達」的譯文，對於原作的忠實程度，便也頗可懷疑。「雅」是不必提及的；嚴氏的「雅」往往是犧牲「信」以得之的。不過所謂「達」者，解釋頗有不同。直譯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達」。假如將原文割裂刪節以遷就譯文方面的流行，雖「雅」卻不足道矣。所以我們的譯文是以「信」為第一義，卻也努力使其不至於看不懂。

  四 有一部分的名著是已經譯出來過的。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竭力避免重複。惟過於重要的著作，不能不收入本文庫里的，或從前的譯文過於不能讀的，或失去原意的，我們仍將不避重譯之嫌。林琴南氏的一部分古文的譯本，有必要的，我們也將再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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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許多年來，學人們對於中國文學似乎也不曾有過較有計劃的整理。近來所見的「叢刊」「備要」仍都是不加整理的照式翻印。一般讀本之類，又任意割裂，不足信賴。今日要想得到一部完善而方便的文學名著的讀本，將和得到一部譯本有同樣的困難。本文庫所收入的中國文學名著都是經過整理的。

  六 所謂「整理」至少有兩項工作是必須要做到的。第一、古書難讀，必須加以標點符號；第二、必須附異本之校勘記[3]。新序和必要的注釋也是不能免除的。

  七 在新的序（並不一定每部書都有）里，我們也許將對於所介紹的「名著」有一種新的看法。我們覺得這種解釋和研究是必要的。近來常容易發生誤會；守舊的空氣，把一切的研究和探討的舉動都作為「提倡」。這是很容易貽誤青年們的。我們需要知道歷代的生活，需要研究古代的名著，但絕對不是復古與迷信。這其間是有極大的鴻溝劃分著的。

  八 把像沈自徵[4]《漁陽三弄》，尤個《鈞天樂傳奇》之類的酸腐之氣撲鼻的東西重刊了出來，除了戲曲本身的研究之外，也不是全無意義的。至少是表示「士子」們的一種抗議，一種決意的空想，一種被壓伏於黑暗的科舉制度之下的呻吟與呼籲。如果作為具有社會意義的看法，那其解釋便將與前不同。對於這一方面，我們將有努力。

  九 一般社會生活與經濟情況，是主宰著各別的內容與形式的。我們特以可能的努力，想在新序里闡明這種關係。這工作便將不是無系統、無組織的一種重印與介紹。

  十 今日文學研究者已有長足的進步。但他們所見到的「古本」「孤本」卻絕不是一般讀者所能見到的。（例如馮夢龍輯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我們談之已久，而能讀到這「三言」的，究竟有多少人呢。）有多少名著是這樣的被埋沒不彰的。將這一類罕見的名著，逐漸的披露出來，不能不為一大快事。

  十一 古書已成了「古董」，書價是那麼貴。一個文學愛好者，想要手邊有可以隨時翻閱的若干書本，即使不是什麼「古本」「孤本」，也將有「為力不足」之感。本文庫將重要的著作，以最方便、最廉價的方式印出。學人可以無得書維艱之嘆矣。

  十二 古本和今本，或原本和改本之間，往往有許多的差異，絕對不是「校勘記」所能包括得盡的。例如，「六十種曲本」和「富春堂本」的《白兔記》，是那樣的不同的二物；又簡本的一百十五回的《水滸傳》和一百回或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傳》之間是如何的不同。這便有對讀的必要。本文庫對於這一類的書，為對讀的便利計，每於同頁上分上下欄刊出。

  十三 一部分久逸的古作，我們認為有輯出的必要者，無不輯出加入本文庫，並力求能恢復其原來的面目。

  十四 唐以前詩，宋詞，元明散曲，俱將謀刊其全。名家的文集也以全收為主，不加刪節。但偶有穢褻的文句，（像《金瓶梅》）不能不刪去者，則必註明刪去之字數。

  十五 諸「文庫」「備要」里所收的書，往往復見至再至三；有已見總集，更見專集的；有已收全集，而更有節本的。今為節省篇幅計，極力避免此種不必要的復見。（例如《警世通言》已收之話本，刊清平山堂時便僅存其名目。）惟亦偶有例外：像醉翁、延巳[5]之詞，往往相雜不可辨別，此則不能不互見的了。

  十六 本文庫每冊均附有必要之插圖，（書影作者像及手跡、原書的插圖）不僅增加讀者的趣味，且對於研究藝術者亦將有重要的貢獻。

  十七 本文庫每月刊行一冊，每年刊行十二冊，每冊約四十萬字；中國的及國外的名著各占其半。長篇的著作，除極少數的例外，不連載到十二冊以上。

  十八 我們歡迎同道者們的合作與指示。一切的意見與譯稿，我們都將以懇摯的心情接受之。

  十九 我們很感謝生活書店能夠給我們以很好的機會來做這個弘巨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們的好意的合作和幫忙，在這艱難困苦的大時代里出版這樣的一種「文庫」的事業，將是不可能的。

  本文節選自《世界文庫》第一冊，鄭振鐸編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7—19頁。

  【導讀】

  本文節選自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編輯出版家鄭振鐸編輯出版的《世界文庫》第一冊《世界文庫編例》。鄭振鐸（1898—1958），字警民，又字鐸民，常用筆名有西諦、C.T、郭源新等，出生於浙江溫州，原籍福建長樂。中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作家、詩人、學者、文學評論家、編輯出版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我國現代的著名作家，幾乎都從事過與編輯出版相關的工作。如果說文字功底可以體現一個人的文學涵養，那麼編輯出版思想則體現了他對所處時代文學事業發展方向的敏感度和感受能力，鄭振鐸正是這樣一位對文學事業發展方向有著準確把握，並始終走在時代先端的編輯學家。鄭振鐸最早編輯的刊物可以追溯到1919年，他編輯出版的《救國講演周刊》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五四運動爆發後，鄭先生先後參加政治活動與文學運動，1921年年初，我國現代第一個最大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在此期間，他主編和參與主編了許多在新文學運動初期有巨大影響的重要刊物，如《文學周刊》等，開始了其編輯生涯。1922年1月，他又主編了中國第一個兒童讀物——《兒童世界》周刊，成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的開山之作。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創辦主編了著名的進步政治刊物《民主》周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振鐸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他在主編《小說月報》時，介紹了當時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優秀文學作品，並編著有《俄國文學史略》《文學大綱》等書。從鄭振鐸先生的人生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最初走上編輯之路的主要原因是受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因此，他主辦的各類刊物都帶著濃厚的進步思想。在從事正式的編輯出版工作後，他不僅了解了整個編輯出版流程、學會了各種編輯技能，也為其以後編輯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使得他對編輯工作的基礎理論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並能夠較早地接觸進步思想並始終與進步的思想保持同步發展，這就是鄭振鐸先生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原因。著名作家郁達夫就稱之為「最好的雜誌編輯者」，除了編輯雜誌之外，他對報紙、期刊、書籍等各個方面都形成了自己一些獨特的編輯出版觀，成為中國現代編輯史上的一塊豐碑。

  《世界文庫》是鄭振鐸主編，並組織眾多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系統介紹中外古典文學名著的一部大型文學叢刊，被當時學界稱為「中國文壇的最高努力」，亦被今天的學者稱讚「涵容天下百世的氣魄」[6]。此選文為其編例部分，可以從中解讀出鄭振鐸對編輯出版工作的觀點，歸納總結如下兩點：

  一、關於編輯出版的選題組稿理念

  編輯方針和宗旨是編輯出版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如何在編輯實踐中去踐行貫徹方針和宗旨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選題和組稿就是編輯實踐中的關鍵部分。鄭振鐸崇尚民主自由的編輯原則，「文學藝術是沒有國界的」，他廣泛翻譯世界各國的優秀作品，並編輯出版成冊，從《世界文庫編例》中可以窺見其收錄準則，「世界的文學名著，從埃及、希伯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到現代的歐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將被包羅在內；預計至少將有二百種以上」。這樣的規模和要求，對當今編輯出版大型叢書與文庫，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二、關於編輯出版的科學加工理念

  鄭振鐸在編選、校勘、出版叢書時，尤其重視整理工作。他習慣先對自己收藏的書籍做編目，然後做「得書記」和題跋，已經採用後的部分則必定寫序言、校勘附記或者簡注後才出版成冊。《世界文庫》編例中提到：「所謂『整理』至少有兩項工作是必須要做到的。第一、古書難讀，必須加以標點符號；第二、必須附異本之校勘記。新序和必要的注釋也是不能免除的。」於當今而言，在編輯出版古文古籍等時，鄭振鐸則提供了借鑑範式，在精細整理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校勘附記則更有助於理解相關內容，這種編校工作頗有參考價值。

  其次鄭振鐸及編委會成員對翻譯的質量十分重視，在編例中，則強調了「信、達、雅」三字準則中「信」優先：「翻譯者往往奉嚴又陵氏的『信達雅』三字為準則。其實『信』是第一個信條。能『信』便沒有不能『達』的。凡不能『達』的譯文，對於原作的忠實程度，便也頗可懷疑。『雅』是不必提及的；嚴氏的『雅』往往是犧牲『信』以得之的。不過所謂『達』者，解釋頗有不同。直譯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達』。假如將原文割裂刪節以遷就譯文方面的流行，雖『雅』卻不足道矣。所以我們的譯文是以『信』為第一義，卻也努力使其不至於看不懂。」

  編例中提及「唐以前詩，宋詞，元明散曲，俱將謀刊其全。名家的文集也以全收為主，不加刪節。但偶有穢褻的文句，（像《金瓶梅》）不能不刪去者，則必註明刪去之字數」。在連載《金瓶梅詞話》時對書中性描寫文字都做了刪節，刪節字數較多時，則用括號註明「（下刪若干字）」。這種編輯做法在今天的古籍出版中亦被沿用。

  作為當時文藝界的「兩大工程」之一[7]，《世界文庫》以其系統性、普及性以及新穎的形式為當時社會所稱道。其中關於編輯出版特有的觀念和貢獻，是永遠值得我們稱頌和學習的，鄭振鐸的這一舉動也被茅盾、胡愈之等人稱之為「中國文壇的最高努力」[8]。

  （劉鵬）

  [1] 林琴南：即林紓（1852—1924），近代文學家、翻譯家。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

  [2] 嚴又陵氏：即嚴復（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

  [3] 校勘記：記述校勘情況的文字。又名校記、考異、考證。

  [4] 沈自徵：約1619年前後在世，字君庸，明吳江人。沈璟之侄。所遭既多不幸，故所作多悲傷哀怨之音。作有雜劇《漁陽三弄》等。

  [5] 醉翁：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延巳：馮延巳（903—960），又作馮延嗣，字正中，五代江都府（今江蘇省揚州市）人。五代十國時南唐著名詞人，仕於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官終太子太傅，卒諡忠肅。

  [6] 楊義：《中國新文學圖志》，45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7] 向敏：《中國出版家鄭振鐸》，1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載《大公報》，1935-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