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之求真與經世的雙重使命

  史學承擔著求真與經世的雙重使命，這是中國史學的第三個優良傳統。

  史家之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至少在兩個方面影響著中國史學的基本面貌，這就是中國史學的求真精神與經世目的，以及其相互間在總體上的一致性。具體說來，史家的角色意識同史學求真要求相關聯，史家的社會責任同史學的經世目的相貫通。這裡，首先來考察中國史學求真與經世的內涵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史學批評家劉知幾認為：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29]

  

  劉知幾把史學工作大致上劃分成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書事記言」，後一個階段是「勒成刪定」，前後「相須而成」，缺一不可。他認為前一階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聞實錄」，一要「博」，二要「實」；後一階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識通才」，一是「識」，二是「才」。按照劉知幾的思想體系，結合他關於才、學、識的理論來看，「博聞實錄」可以看作「史學」，「俊識通才」包含了「史識」和「史才」。那麼，這裡什麼是最重要的基礎呢？答曰「博聞實錄」是基礎。這是因為，沒有豐富的和真實的記載（所謂「書事記言」），自無從「勒成刪定」，而「俊識通才」也就成了空話。當然，僅僅有了「博聞實錄」，沒有「俊識通才」去「勒成刪定」，也就無法寫成規模宏大、體例完備、思想精深的歷史著作，無法成就史學事業。劉知幾在理論上對中國史學的總結和他所舉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陳壽等實例，論證了中國史學是以求真為其全部工作的基礎的。這種求真精神，從先秦史官的記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據，貫穿著整個中國古代史學。人們或許會注意到，《史通·直書》篇列舉了唐代以前史學上以「直書」飲譽天下的史家，他們是：董狐、齊太史、南史氏、司馬遷、韋昭、崔浩、張儼、孫盛、習鑿齒、宋孝王、王劭等。他們或「仗氣直書，不避強御」；或「肆情奮筆，無所阿容」；或「敘述當時」，「務在審實」；等等。這都需要「仗氣」與「犯諱」，顯示了他們大義凜然的直書精神。劉知幾所處的唐代，也有許多堅持秉筆直書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倫、劉允濟、朱敬則、劉知幾、吳兢、韋述、杜佑等，在求真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現。這裡，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說明在中國史學上求真精神是怎樣貫穿下來的。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4年），寵臣張易之、張昌宗欲加罪於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賂以高官，使張說誣證魏元忠「謀反」。張說始已應允，後在宋璟、張廷珪、劉知幾等人的勸說之下，幡然悔悟，證明魏元忠實未謀反。到唐玄宗時，此事已成為歷史事件，吳兢與劉知幾作為史官重修《則天實錄》，便直書其事。時張說已出任相職、監修國史，至史館，見新修《則天實錄》所記其事，毫無回護，因劉知幾已故，乃屢請吳兢刪改數字。吳兢終不許，認為「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被時人稱為「當今董狐」[30]。吳兢雖面對當朝宰臣、監修國史，仍能秉筆直書與其有關且並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當面拒絕其有悖於直書原則的要求。這如沒有史學上的求真精神，沒有一種視富貴如浮雲的境界，是做不到的。這種董狐精神所形成的傳統，尤其在歷代的起居注、實錄、國史的記述與撰寫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

  劉知幾說的「俊識通才」，一方面當以「博聞實錄」的「當時之簡」為基礎，另一方面在「勒成刪定」中同樣要求貫穿求真精神，這樣才能真正反映出史家的「識」與「才」。如近代以來的考古發現一再證明，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商王世系是可靠的，這一事實使中外學人皆為之驚嘆不已。後人稱讚《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1]。又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在「勒成刪定」中遇到了許多疑難問題，這對於史家的求真精神實是嚴峻的考驗。為使今人信服、後人不疑，司馬光「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32]，使之成為閱讀《資治通鑑》的必備參考書。由《資治通鑑》而派生出來《資治通鑑考異》，這是極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中國史學求真的精神。此外，從魏晉南北朝以下歷代史注的繁榮，直到清代乾嘉時期考史學派的興盛，也都閃爍著中國史學求真的精神之光。

  當然，中國史學上也的確存在曲筆現象。對此，劉知幾《史通·曲筆》篇不僅有事實的列舉，還有理論的分析，是關於曲筆現象的很有分量的專文。劉知幾之後，史學上的曲筆現象仍然存在。舉例來說，唐代諸帝實錄，其中就出現過幾次修改，不論是修改曲筆，還是曲筆修改，都說明了曲筆的存在。而此種曲筆產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響所致[33]。這樣的例子，在唐代以後的史學中，也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是，在中國史學上有一個基本準則或總的傾向，這就是：直書總是為人們所稱道，而曲筆畢竟受到人們的揭露和批評。誠如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所說的那樣：「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這話的意思是：對奸邪給予懲戒，正是優秀史家的直筆所為，正如農夫看到田間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鋤掉一樣。像這種做法，也是萬代同一的準則。從「書法不隱」，到史學家們把「實事求是」寫在自己的旗幟之上，證明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史學形成了這樣的準則和傳統，求真精神在中國史學中居於主導的位置。

  在中國史學中，史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必將發展為史學的經世思想。從根本的原因來看，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但思想也反過來影響社會存在。史學思想也是如此。從具體的原因來看，史家的社會責任意識一方面受史家的角色意識所驅動，一方面也受到儒家人生哲學的影響，從而逐步形成了盡其所學為社會所用的史學經世思想。這在許多史家身上都有突出的反映，以至於使經世致用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傳統。

  問題在於，史學家們採取何種方式以史學經世呢？

  第一，以倫理的或道德的準則警醒人們，教育人們，協調或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按照孟子的說法，「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34]，當屬於這種方式。後來，司馬遷進一步闡述了《春秋》的這種社會作用，他說，「《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35]。劉知幾說的「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36]，也是這個意思。

  第二，以歷史經驗啟迪人們心智，豐富人們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國家和社會。《春秋》之後，《左傳》、《國語》在這方面有豐富的記載，諸子論史也多以此為宗旨。在陸賈的說服之下，漢高祖劉邦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37]。這是歷史上政論家、史論家和政治家自覺地總結歷史經驗的一個範例，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司馬遷的《史記》，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恢宏視野和深邃的歷史眼光，以及鮮明的時代精神，為中國史學在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廣闊而深厚的基礎。歷代正史及其他各種體例的史書，在總結歷史經驗為社會所用方面，都受到了《史記》的影響。

  第三，以歷史上的種種制度模式與思想模式，為現實選擇提供參考。這種方式，以典制體史書最為突出。唐代大史學家杜佑（735—812年）在他著的《通典》的序言中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杜佑同時代的人評價《通典》的旨趣和價值說：「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世）立言之旨備焉。」[38]清乾隆帝評論《通典》說：「此書……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39]中國典制體史書在史學之經世目的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通典》不過是它們當中的傑作和代表罷了。

  第四，以眾多的歷史人物的事跡、言論，向人們提供做人的標準，「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40]，使史學起到一種特殊的人生教科書的作用。

  史學經世的方式和途徑，當然不限於這幾個方面。而需要作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史學的求真與經世之間究竟有無聯繫？如果有聯繫的話，又是怎樣的聯繫？

  這樣的問題，在中國史學上，史學家們是作了回答的。《史通·人物》開宗明義說：「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此篇廣列事實，證明一些史書在這方面存在的缺陷，並在篇末作結論說：「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謂「誡世」和「示後」，是指史學的經世作用；所謂「難」，所謂「重」，所謂「筆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強調史學的求真。從這裡不難看出，劉知幾是把史學的求真視為史學的經世的基礎。換言之，如無史學的求真，便無以談論史學的經世；求真與經世是密切聯繫的，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史通》作為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在許多地方都是在闡述這個道理。宋人吳縝論史書有三個標準，一是事實，二是褒貶，三是文采。他認為，事實是一部史書的根本，有了這一條，才不失為史之意。他說的褒貶，是著史者的價值判斷，其中包含著史學經世的思想，而這些都應以事實為基礎。吳縝認為，一部好的史書，應當做到這三個方面，也就是說，這三個方面是應當統一起來，也是可以統一起來的[41]。吳縝所論，同劉知幾所論相仿佛，都強調了史學的經世以史學的求真為前提。這就是說，史學的經世與史學的求真不是牴觸的，而是協調的、一致的。在中國史學上，也確有為著「經世」的目的（這常常表現為以政治上的某種需要為目的），而不顧及甚至有意或無意損害了史學的求真的現象，但這並不是中國史學的主流，而且它有悖於本來意義上的史學經世思想。

  在闡說史學的求真與經世的關係時，中國古代史家還有一點認識是十分可貴的，即史學的經世固然以史學的求真為前提，但史學的經世並不等於照搬歷史或簡單地模仿歷史。司馬遷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42]這是中國史家較早地、明確地指出了，以歷史為借鑑與混同古今的區別。可見，中國史學的經世主張，並不是勸導人們去搬用歷史、模仿前人而已。關於這一點，清人王夫之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在《讀通鑑論》的敘文中寫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之有體。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成之侀，而終古不易也哉！[43]

  對於這段話，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史學的資治或經世，本有恢廓的領域和「肆應而不窮」的方式，不應對它採取狹隘的、僵化的態度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