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堅守史學的信史原則與功能信念
2024-08-14 18:55:31
作者： 瞿林東著
中國史學還有一個優良傳統，即史家堅守史學的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
史家的角色意識導致了史學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責任意識導致了史學的經世目的。我們在考察了角色與責任的一致和求真與經世的一致之後，現在要進一步考察的是：角色與責任的一致，求真與經世的一致，從整體上看，它們之間是否有一種深層的聯繫呢？
這種聯繫是存在的，正因為這種聯繫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識導致求真精神、責任意識導致經世目的成為可以理喻的客觀存在。這種聯繫就是中國史學上的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
（一）關於信史原則
中國史學上的信史原則的形成，有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孔子說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44]意思是，他還能看到史書存疑的地方。孔子還認為，杞國和宋國都不足以用來為夏代的禮和殷代的禮作證明，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文獻和賢者[45]。這表明了孔子對待歷史的謹慎態度。後人評論《春秋》說：「《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46]這個認識不拘於某個具體事件，從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馬遷在論到夏、商、周三代紀年時說：「疑則傳疑，蓋其慎也。」[47]可以認為，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劉勰概括前人的認識，在《文心雕龍·史傳》中提出：「文疑則闕，貴信史也。」他批評「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顧「實理」的「愛奇」表現，不符合信史原則。這是較早的關於「信史」的簡要論說。對「信史」作進一步闡述的，是宋人吳縝，他這樣寫道：「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48]吳縝說的「信史」，包括了事實、詳略、褒貶等一些明確的標準，其中所謂「不謬」、「無疑」、「莫敢輕議」雖難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論上對「信史」提出明確的規範，是有重要意義的，它反映了中國史學上之信史原則逐步形成的趨勢。
應當看到，這種信史原則的萌生、形成和確認，同史家的角色意識和史學的求真精神有直接的聯繫，它是角色意識的發展，又必須通過求真精神反映出來。換言之，沒有史家的角色意識，便不可能萌生出史家對於信史的要求；而如果沒有史學的求真精神，那麼信史原則必將成為空話。可以認為，從「書法不隱」到「實事求是」，貫穿其間的便是逐步發展起來的信史原則和對於信史的不斷追求。
（二）關於功能信念
史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史家的經世致用目的，也有貫穿其間的共同認識，即確信史學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國語·楚語上》記有申叔時論教導太子的長篇談話，從申叔時的話里，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於史學教育功能的認識。這種認識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唐代的史學家、政治家提出了關於史學功能的比較全面的認識。唐太宗在講到史學的功用時，極為感慨地說：「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49]史家劉知幾分析了竹帛與史官的作用後，總結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50]清人浦起龍在解釋這段文字時，反覆注曰「析出有史之功用」、「總括其功用」。可見，他是深得劉知幾論史的要旨的。
唐代以下，論史學功能的學人更多了，如胡三省論史以載道，王夫之論史學的治身、治世，顧炎武論史學與培育人才，龔自珍論史家的「善入」、「善出」、「欲知道者，必先為史」，並倡言「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等等。其間，都貫穿著對史學之社會功能的確認和信念。
可見，史家的社會責任意識必傾注於史學之中，而史學亦必成為史家藉以經世致用的智慧和途徑。
最後，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信史原則和功能信念的統一，從根本上反映了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精神本質。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頁。
[2] 王夫之：《宋論》卷七《哲宗一》，舒士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134頁。
[3] 《詩經·大雅·盪》，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54頁。
[4] 《尚書·召誥》，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3頁。
[5] 《論語》第七《述而》，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72頁。
[6] 參見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7] 李大釗：《研究歷史的任務》，《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頁。
[8]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頁。
[9] 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全唐詩》卷七百七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77頁。
[10] 這裡涉及的有關論點，采自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引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11] 郭湜：《高力士外傳》，《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頁。
[12] 參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鄧之誠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32～133頁。
[13] 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313頁。
[14] 參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七「胡仲彬聚眾」，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43頁。
[15] 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第11頁。
[16] 本節有關宋元講史的部分闡述，參考了程毅中所著《宋元話本》一書，中華書局1964年版。
[17]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劉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32頁。舊說有認為此傳中提到的《兔園冊》系唐初虞世南所撰，恐系訛傳，不取。參見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04頁。
[18] 王令：《十七史蒙求》卷首《十七史蒙求序》，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1頁。
[19]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2頁。
[20] 參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99頁。
[21] 《禮記》卷二十九《玉藻》，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73～1474頁。
[22]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6頁。
[23] 韓嬰：《韓詩外傳》卷七第八章，許維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8頁。
[24]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3頁。
[25]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26] 司馬遷：《報任安書》，《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2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末《進書表》，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7頁。
[2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末《進書表》，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8頁。
[29]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頁。
[30]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頁。
[31]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3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末《進書表》，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7～9608頁。
[33] 參見瞿林東：《晚唐文學的特點與成就》、《韓愈與〈順宗實錄〉》等文，《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34]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3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7頁。
[36]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頁。
[37] 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99頁。
[38] 權德輿：《杜公墓志銘並序》，《唐文粹》卷六十八，影印本，明嘉靖年間刻本，第6頁。
[39] 乾隆丁卯《御製重刻通典序》，《通典》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513頁。
[40]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頁。
[41] 參見吳縝：《新唐書糾謬》卷首《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42] 司馬遷：《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78頁。
[43]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敘論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15頁。
[44] 《論語》第十五《衛靈公》，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7頁。
[45] 參見《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46] 《春秋穀梁傳·桓公五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74頁。
[47] 司馬遷：《史記》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87頁。
[48] 吳縝：《新唐書糾謬》卷首《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49]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修晉書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7頁。
[50]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