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家之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的一致性

  史家之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的一致性，是中國史學的又一個優良傳統。

  中國史家之角色意識的產生有古老的淵源和長期發展的歷史。

  中國最早的史家是史官。至晚在春秋時期（前770—前476年），中國古代史官的角色意識已經突出地顯露出來。晉國史官董狐因為記載了「趙盾弒其君」[19]一事而同執政趙盾發生爭論，並在爭論中占了上風。齊國太史因為記載「崔杼弒其君」一事而被手握大權的大夫崔杼所殺，太史之弟因照樣記載又被崔杼殺死，而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仍照樣續書，崔杼這才作罷。當時，有位南史氏聽說太史盡死，便執簡以往，欲為書之，中途又聽說已經如實記載，便返回去了。[20]這裡，董狐、齊太史兄弟數人、南史氏等，都表現出了一種鮮明的角色意識，這一角色意識的核心是對史官職守的虔誠和忠貞。因此，他們不畏權勢，即使獻出生命以殉其職也在所不惜，這是當時史家之角色意識的極崇高的表現。當然，在我們認識這種現象的時候，不應局限於從史家個人的品質修養和精神境界來說明全部問題。從社會的視角來看，史家的這種角色意識也是當時士大夫階層所遵循的「禮」的要求。西周以來，天子之禮有所謂「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21]，即「君舉必書」[22]之禮。在王權不斷衰微，諸侯、大夫勢力相繼崛起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禮也在諸侯、大夫中間推行起來。董狐、齊太史、南史氏都是諸侯國的史官，國君被殺，按「禮」的要求是必須及時記載的。不僅如此，就是作為大夫的趙盾，也有自己的史臣。史載，周舍對趙盾說：「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23]所謂「諤諤之臣」，是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直接聯繫的。由此可見，「君舉必書」之禮，一方面反映了史家忠實於自身的職責，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對各級貴族的約束。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才全面地表現了史家的角色意識。春秋末年，孔子稱讚董狐是「古之良史」，因為他「書法不隱」；稱讚趙盾是「古之良大夫」，因為他「為法受惡」[24]。此處所謂「法」，是指禮法，即當時「禮」制的規範。這也可以看作是從史家的主體方面和史家所處的環境方面，說明了史家之角色意識的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

  史家的角色意識隨著歷史的進步而增強，而升華。這一發展的主要標誌，是史家的角色意識突破君臣的、倫理的藩籬而面向社會。這一變化的濫觴，當始於孔子作《春秋》。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一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5]儘管《春秋》還是尊周禮，維護君臣父子的倫理秩序，但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寫歷史、評論歷史的做法，已突破了過去史官們才具有的那種職守的規範。這就表明，作為一個史家，孔子所具有的史家角色意識已不同於在他之前的那些史官們的角色意識了。

  然而，史家角色意識發展的主要標誌的真正體現者還是司馬遷。司馬遷很尊崇孔子，推重《春秋》，然而他著《史記》的旨趣和要求已不同於孔子作《春秋》了。司馬遷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是「述往事，思來者」[26]。由此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博大胸懷是要擁抱以往的全部歷史，突出人在歷史過程中的地位，探討古往今來的成敗興壞之理，使後人有所思考和啟迪。正因為如此，司馬遷才能「就極刑而無慍色」，「隱忍苟活」，在「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的境遇中完成他的不朽之作。

  史家之角色意識的進一步發展，是從面向社會到在一定意義上的面向民眾。其實，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古訓中，史家或多或少都會認識到民眾的對於政治統治的重要。司馬光是極明確地表明了這一認識的史家，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撰《資治通鑑》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27]入史。他對於歷史事實、歷史知識的抉擇，至少在形式上是把「生民休戚」同「國家盛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或者他認為這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割開來的。在封建社會裡，一個史家能夠這樣來看待歷史，是難能可貴的。

  從上面簡略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史家角色意識的發展，總是同史家的社會責任感相聯繫著。董狐、齊太史、南史氏所表現出來的「書法不隱」的勇氣，一個重要的驅動力就是維護當時的君臣之禮，這在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倫理關係中，至少在形式上還占據著主導地位。他們不惜以死殉職，正是為了維護當時的社會秩序。如上所述，孔子作《春秋》，也是受到社會的驅動而為。至於司馬遷父子的社會責任意識，他們本人都有極明白的闡述。其中，最動人心魄的是司馬談的臨終遺言和司馬遷對父親遺言的保證，《史記·太史公自序》載：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這一段對話，極其深刻地表明了他們的角色意識和社會責任的密切聯繫，表明了他們對於被「天下稱誦」的周公和「學者至今則之」的孔子是何等心嚮往之。後來，司馬遷用「述往事，思來者」這幾個字深沉地表達出了他對歷史、社會的責任感。從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的目的，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史家之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的聯繫與統一。他希望《資治通鑑》能夠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以清閒之宴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倘果真如此，他自謂「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28]這就是說，史家的目的，是希望統治集團從歷史上吸取經驗教訓，改進政治統治以達到「盛德」和「至治」的地步，從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正是為著這個目的，他認為他的精力「盡於此書」是值得的。

  史家的角色意識之所以能與社會責任相聯繫和統一，其中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即絕大多數史家從不把史職僅僅視為個人功名和權力的象徵，而是把這一職守同社會、國家聯繫在一起，使其成為一定的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個別的乃至於少數的異常現象是存在的，但這並不反映中國史學的主流。

  

  史家的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無疑影響著、鑄造著中國史學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它發展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