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不斷走向社會、深入大眾的趨勢

  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從內容到形式，存在著不斷走向社會，不斷深入大眾的趨勢，這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規律。例如，史學在廣闊的社會層面上對大眾文化的發展產生影響，其中以對通俗文學和蒙學讀物影響更為突出，可以看作是這個規律的一種表現。

  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從敦煌變文到宋元話本可以看得十分瞭然。唐代寺院中盛行著一種說唱體作品，乃是俗講的話本。所謂變文，是這種話本的一種名稱，按習慣說法，仍稱變文。變文取材於佛經故事、民間傳說，也取材於歷史故事。從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幾位學者所合編的《敦煌變文集》所見，前三卷所收23種變文均為歷史故事，按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對話體編次。這種以歷史故事為內容的變文，有的直接取材於正史而鋪張以民間傳說，又益以唱詞，連綴成篇，有說有唱，很是生動。例如，《敦煌變文集》卷一所收《伍子胥變文》，其基本內容是根據《史記·伍子胥列傳》加工、創作而成。《伍子胥變文》從楚平王為太子娶婦而自納為妃說起，至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而越將滅吳，以下闕文。這與《史記·伍子胥列傳》所記，在主要事實上是吻合的。《敦煌變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一卷》、《李陵變文》、《韓擒虎話本》等，也都同《伍子胥變文》一樣，與有關正史的傳記有密切的關聯。歷史題材成為俗講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俗講既有史實為依據，又有文學的創作，是史學與文學結合的產物。在這一點上，它與宋元話本中的講史不僅有相似之處，而且有源與流的關係。

  

  宋元話本，是說話人的本子。事實上，不論是說話人，還是話本，在唐代都已經出現了。有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可作證明，安史之亂中，在官軍收復長安後，唐玄宗從四川回到長安，雖是做著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卻使他異常抑鬱，史載：「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11]說話和轉變（說唱變文）並列，足見說話已很流行。至於話本，上面說到的《韓擒虎話本》，有人也認為就是唐代的話本。話本與變文之間的聯繫，還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證明，這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從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來看，話本與變文中都有關於歷史題材的內容，這是它們相同的地方，但話本中歷史題材的內容更豐富了，以致有「講史」（或稱「演史」）的專稱，這是它們不同的地方，說明了史學影響通俗文學趨勢的加強。北宋京城中，以講史著稱的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也有以專講一部話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說《三分》（即《三國志》）、尹常賣說《五代史》[12]。蘇軾《東坡志林》卷一記當時「說三國」的影響極為生動，他寫道：「王彭嘗云：『途巷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關於三國的講史，已真正深入大眾之中了。

  南宋時，講史又有新發展，有人記載當時臨安（今杭州）的講史盛況說：

  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成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爾。[13]

  在這段文字中，有幾點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講史範圍擴大了，甚至帶有一定的系統性，其取材多據《資治通鑑》、漢唐史書，同時出現了像王六大夫這樣「講諸史俱通」的高手。第二，《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南宋時即為說話人所採用，說明它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資治通鑑》部帙太大，不能廣泛流傳，顯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第三，講史人和大眾很關注本朝史事，所以《中興名將傳》能夠贏得「聽者紛紛」。第四，講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當的數量，以致出現了像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這樣有名的講史藝人。從事講史的說話人，多稱作書生、進士、宣教，還有稱作官人、萬卷的，或許這都是大眾送給他們的雅號以致反倒埋沒了真實的名字。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當史學通過說話（講史）人和社會大眾結合起來的時候，顯示出了生機勃勃的活力，從而產生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

  講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裡有個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說野史」的[14]。同宋代一樣，這時女性講史也很活躍。時人楊維楨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記下了這位朱女士講史的風采。他寫道：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蕩舟娭春，過濯渡。一姝淡妝素服，貌嫻雅，呼長年艤櫂斂衽而前，稱朱氏，名桂英，家在錢唐，世為衣冠舊族，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至舟中，為予說道君艮岳及秦太師事，座客傾耳。[15]

  朱桂英女士擅長於講三國、五代故事，也能講北宋末年故事，她講得「座客傾耳」，足見其說話藝術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州城講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錢唐人，這或許可以說明元代講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繼承了南宋臨安講史之盛的遺風。

  宋元時期的講史話本又稱平話（或稱評話），它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系列，這跟變文中的歷史故事多以單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話》，當是平話系列的匯刻本，可惜現在所見到的只有五種了。它們是《武王伐紂書（呂望興周）》、《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並六國（秦始皇傳）》、《前漢書續集（呂后斬韓信）》、《三國志》。《武王伐紂》平話開篇就說：「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國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這首詩亦可證明平話已形成系列。平話跟歷史題材的變文還有一點不同之處，即平話是有說無唱，而歷史題材的變文有些是有說有唱的。平話中常有詩句穿插，它是由講史者念出來而不是唱出來的。[16]

  歷史題材的變文和宋元話本中的平話，或取材於歷代正史，或採擷於稗官野史，它們所說的歷史故事、興廢爭戰，都跟史學有一定的淵源，但變文和平話並不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因為它們包含了許多民間傳說和變文說唱者與講史藝人的虛構、想像及創作。因此，歷史題材的變文和平話，都是與歷史著作有關的文學作品；變文說唱者和講史藝人的活動，也都是跟史學活動有關的藝術活動。從這裡，我們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學是在相當大的規模上促進著大眾文化的發展。至於平話成為演義小說的前驅，許多歷史故事被搬上了戲曲舞台，也都滲透著史學對大眾文化發展的積極影響。

  史學對蒙學讀物的推動作用，是它促進大眾文化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封建社會自唐宋以下，湧現出一些蒙學讀物。這類讀物，一方面是「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17]的教材，另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藉以粗知歷史文化知識的讀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較早的蒙學讀物。該書采輯歷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編寫成四言韻文，現存本共2484字，621句，讀來琅琅上口，流傳甚廣。此後，有許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學讀物問世，成為大眾文化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在蒙學讀物的發展中，史學起了積極的作用。今存傳統蒙學讀物，數量不小。這裡，我們僅舉北宋王令所編《十七史蒙求》、南宋王應麟所編《三字經》、明代程登吉所編《幼學瓊林》這三種影響較大的蒙學讀物，來說明史學與它們的關係。

  《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於「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對反映宋朝以前歷代史事的正史的統稱，包括《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成書都在《新唐書》和《新五代史》之前，但宋人只承認後者，不承認前者，故合計為「十七史」。其中《後漢書》包含范曄的《後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的《續漢書》志。然而《十七史蒙求》在取材上，實已超出「十七史」的範圍，還涉及《左傳》、《國語》、謝承《後漢書》和《東觀漢記》等。據宋人王獻可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為此書所作的序文稱，編者王令深為王安石所器重，王安石曾有「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的詩句，可見王令在宋神宗時是一個擁護新法的人。序文又稱王令「富學該博，十七史書莫不通究」。以上這兩條，對於說明王令編《十七史蒙求》的思想是有關係的。《十七史蒙求》的編寫方法是：「其間聖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實，以類纂集，參為對偶，聯以音韻，……以資記誦、討論。」[18]這同李翰《蒙求》在編寫方法上大致相似。全書共16卷，比李翰《蒙求》豐富多了。所謂「參為對偶，聯以音韻」，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則歷史人物的故事，並使上下兩句成對，便於閱讀、記誦。總之，這是一本以歷史人物故事纂集起來的蒙學讀物，這既反映了紀傳體史書以大量歷史人物為中心的特點，又便於蒙童以記誦對偶聯韻的句式而掌握歷史知識。它的表現形式是，先出偶句，繼注釋文。《十七史蒙求》所作的啟蒙教育，並不僅僅是歷史知識，它包含了深刻的價值觀教育。從全書來看，還多有關於歷史觀、倫理觀、道德觀方面的內容，它們都寓於具體的歷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經》相傳為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編著，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韻文寫成，明清學人不斷有注釋、增補，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重訂三字經》行於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經訓詁》計，《三字經》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內容卻很豐富。晚清賀興思《三字經註解備要·序》說：「世之欲觀古今者，玩其詞，習其義，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歷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之緣由，以及古聖昔賢由困而亨、自賤而貴，縷晰詳明，了如指掌。」這當然是指他的注本說的，但於此也可看出他對《三字經》內容的概括即「一部袖裡『通鑑綱目』」，是有道理的。《三字經》從人性、教育講起，然後依次講到自然、社會、人倫、經籍、歷史，最後講歷史人物發憤讀書、終成大器的故事。關於歷史，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傳說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統一的歷史進程。王應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後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歷史寫到這裡為止。王相《三字經訓詁》把歷史部分補至明亡，章太炎《重訂三字經》又補至清亡。這個概括，主要是根據自《史記》以下歷代正史。從《三字經訓詁》中說的「廿二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來看，王應麟原作當有「十七史，全在茲」的句子。章太炎的重訂本把這個問題寫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雖繁，讀有次。《史記》一，《漢書》二，《後漢》三，《國志》四，此四史，最精緻。先四史，兼證經，參《通鑑》，約而精。歷代事，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可見，史學所提供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觀點，尤其是歷代治亂興衰的來龍去脈，成為《三字經》的極重要的內容。《三字經》的最後一部分內容，講古人勤奮讀書的故事，也多取材於史書。這些故事被集中在一起，不僅對蒙童（當然，並不限於對蒙童）有教育的作用，而且還蘊含著一種教育思想，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參考的部分。例如，「頭懸樑，錐刺股」，是講苦讀之勤；「如囊螢，如映雪」，是講貧不廢學；「如負薪，圖掛角」，是講身勞而好學；「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是講年長而好學；等等。這種從歷史故事中提煉出來的好學精神，八九百年來在社會大眾中有廣泛的影響，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幼學瓊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編。「幼學」，就是指「蒙學」；「瓊林」，在唐代是內庫之名，貯藏貢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賜宴及第進士的場所，這裡是借指豐富、重要之意。《幼學瓊林》是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常識的通俗讀本，用對偶句子寫成，每句不拘字數，而聯句大致做到押韻，讀來朗朗上口，饒有興味。《幼學瓊林》在流傳中不斷為後人所增補，現今所傳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鄒聖脈的增補本。凡4卷33目。卷一主要講天地、朝廷，卷二主要講倫理關係，卷三主要講人事、器用，卷四主要講學識、技藝。《幼學瓊林》的許多內容也來自史書，不過與《十七史蒙求》、《三字經》多取材於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傳不同，它側重取材紀傳體史書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禮書。這是因為，它以容納最基本、最常用的成語、掌故為編寫的宗旨，故此書曾有《幼學須知》、《成語考》、《故事尋源》等異名。這是《幼學瓊林》作為蒙學讀本的一大特點。此外，它也有一些內容是取材於紀傳體史書的紀、傳的，如卷一《文臣》說：「蕭曹相漢高，曾為刀筆吏；汲黯相漢武，真是社稷臣。」「李善感直言不諱，競稱鳴鳳朝陽；漢張綱彈劾無私，直斥豺狼當道。」又如同卷《武職》寫道：「韓、柳、歐、蘇，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頗、牧，乃武將之多奇。范仲淹胸中具數萬甲兵，楚項羽江東有八千子弟。孫臏、吳起，將略堪夸；穰苴、尉繚，兵機莫測。姜太公有《六韜》，黃石公有《三略》。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毛遂譏眾，碌碌無奇。……」這些都是講歷史人物的才幹、品質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為和影響。

  史學對於蒙學讀本發展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我們在看到史學對蒙學讀本發展的積極影響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蒙學讀本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章太炎在《重訂三字經》序文中指出：「余觀今學校諸生，幾並五經題名、歷朝次第而不能舉，而大學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經義、知史法，其猶使眇者視、跛者履也歟！今欲重理舊學，使人人誦《詩》、《書》，窺紀傳，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詔小子者，則今之教科書，固弗如《三字經》遠甚也。」

  上舉二例，可見史學之走向社會，深入大眾，實為史學發展的一個客觀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