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優良的史學傳統

  第一節 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

  一、歷史的發展與歷史認識的發展

  從中國史學來看，歷史的發展與歷史認識的發展之相互促進的關係，是史學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並且只能是人的啟示」[1]。人類可以通過認識自己的過去，藉以認識自身活動的作用以及這種作用對於未來的意義，從而對自身的前途充滿信心。這是因為社會歷史本來就是人創造的，所以「歷史的啟示」自然「只能是人的啟示」。這就是說，人類自身的活動必將對人類在認識上產生作用。

  那麼，從具體的方面來說，在人們的社會實踐和認識發展過程中，「歷史的啟示」究竟表現在哪些地方呢？在中國歷史上，從最古老的歷史典籍開始，到後來歷代的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著作與言論中，都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而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和認識，也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科學的階段。

  （一）歷史和規律

  中國古代，很多人都懂得從歷史中認識社會發展和各種事物發展的趨勢。司馬遷要考察歷史上的「成敗興壞之理」，因而重視對「事勢」的分析。後來，杜佑講「事理」，柳宗元講「勢」，直到王夫之提出「順必然之勢者，理也」[2]，都反映了古人從歷史中認識事物發展趨勢的進程。胡三省和龔自珍都講「史」與「道」的關係，他們說的「道」，比「事勢」、「事理」似乎又要廣泛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十分強調「史」中包含著「道」。這些，是古人關於從歷史中認識規律的觀念萌芽和初步嘗試，是近代以來人們接受科學的歷史觀的思想前提之一。在中國史學上，人們歷史認識之發展的事實證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實踐，要從中獲得某些帶規律性的認識，是不能離開對於與其相關的歷史知識的了解和歷史經驗的總結的。

  （二）歷史和現實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兩三千年前我們的先人就懂得這個道理。所謂「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3]，「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4]，就是這個意思。後來，人們有種種說法，也都是從這個意思發展來的。以史為鑑，突出地表現在如何對待社會改革的問題上。商鞅變法前夕的激烈的辯論，中心問題就是怎樣看待歷史；王安石在變法前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特別提出以唐初改革的成效作為實行變法的根據；近代，戊戌變法前也有這樣的情況。可以這樣說，人們越是了解歷史，越是能夠認識到社會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然，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所從事的社會改革，在內容上和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區別。但是，研究歷史的經驗，對推動人們立志改革，往往是有直接觸發的意義的。

  （三）歷史和未來

  人們認識歷史，不僅可以得到有益於現實的種種借鑑，而且還可以幫助自己觀察未來。中國古代史學家歷來有一種看法，叫作「彰往察來」，「總括前蹤，貽誨來世」，等等。他們認為，總結、陳述歷史，對於考察、展望將來是有好處的。而這二者的中間環節，便是人們對史事的「始終」、「盛衰」、「改易」、「通變」的認識。這些見解具有非常樸素的性質，但是人們力圖從對歷史的了解中去觀察未來的發展的這種認識和嘗試，卻是一種可貴的、啟發後人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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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歷史和修養

  了解歷史，對於人們增長見識、辨別是非、陶冶精神、開闊胸襟是有益的。我們的先人很早就提出：「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人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己德」。孔子自稱是「信而好古」的人。他直率地承認：「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5]這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向他的學生表明，他的淵博的學識是通過學習古代歷史文化而得到的。從《論語》所記孔子及其學生的問答中，可以證明孔子的歷史知識是非常豐富的。孔子是中國最早的重視歷史教育的學者和老師，孔門弟子中不少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和道德修養，這跟他們受到了良好的歷史教育是分不開的。

  當然，歷史並不能使人們獲得一切認識，因為人們認識的重要來源是人們當前的社會實踐。但是，人們的認識卻離不開歷史，因為歷史畢竟是前人的實踐，凝結著前人的智慧。

  人們從歷史中得到的正確認識，並不是一次完成的；而已經得到的認識，也不是永遠不變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實踐的深入，人們會不斷地對歷史有新的了解和評價，對以往一些不能解釋或者解釋得不完全正確的歷史問題、歷史現象，發展到能夠解釋或者解釋得比較正確了。這樣，人們的認識就向前推進了一步，就更加深化了。如屈原的《天問》，對夏、商至戰國間的歷史提出許多疑問。一千多年後，柳宗元寫出《天對》一文，回答了屈原提出的那些問題。他的回答仍有不少可議之處，但畢竟比屈原時代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深刻多了。漢初，劉邦要總結秦亡漢興的原因，命陸賈說：「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徵」，撰《新語》十二篇。[6]唐太宗君臣也反覆討論隋亡唐興的原因，這在吳兢撰的《貞觀政要》一書中有很詳盡的記載。而魏徵以隋與秦相比較，從而把人們對於這兩個皇朝的歷史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了。在近代，中國人民對於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時期，只是一般地認識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而到了五四運動前後，則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都說明，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對於社會歷史的認識也不斷深化，不斷趨於正確，不斷達到真理或接近真理。歷史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因而它對於人們在認識上的這種作用也是沒有止境的。李大釗說得好：「歷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陳腐的記錄不能表現那活潑潑的生命，全靠我們後人有新的歷史觀念，去整理他，認識他。果然後人又有了新的理解、發明，我們現在所認為新的又成了錯誤的，也未可知。我們所認為真實的事實，和真理的見解並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較的。」[7]這就是人們從歷史中獲得認識的辯證法。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可以從歷史中不斷地獲得新的認識，歷史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人們的認識也就不斷地得到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