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史學理論的新發展
2024-08-14 18:54:56
作者： 瞿林東著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逐步發展起來。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家在史學理論上都各有建樹，這裡以李大釗、郭沫若、侯外廬為例，來概說這方面的建樹，其內容相近者，則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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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大釗在史學理論方面的貢獻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介紹和闡述唯物史觀的學者之一，他在發展史學理論方面有多方面的貢獻，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提出並論證了重新研究歷史的必要性
1923年，李大釗在《研究歷史的任務》一文中，反覆闡述道：
須知歷史是有新鮮的生命的，是活動的、進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並且還要吾人去改作重作。
李大釗舉例說，神話、傳說中所講的「半神的聖人」，人自身的進化，姓氏與地名的關係，由考古發現證明古代傳說的不確等，都證明歷史是應「改作重作」的。他進而寫道：
所以歷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並不算什麼事，故吾人應本新的眼光去改作舊歷史。很希望有許多人起來，去幹這種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舊材料、舊記錄，統通召集在新的知識面前，作一個判決書。[47]
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李大釗強調了「新的眼光」、「新的知識」的重要，其本質在於指出用唯物史觀和新的知識積累重新撰寫歷史、解釋歷史。
2.為創建新的科學的史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基礎
1924年，李大釗出版了《史學要論》一書（署名李守常），這是中國史學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的第一本史學理論著作。本書依次闡述了「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48]等問題，而每一個問題都涉及許多理論性認識，使全書結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本書論述歷史與歷史學的區別，論述歷史學的系統及其在科學中的位置，論述史學與人生的關係及史學的社會功能，都有新的創見。
3.提出了歷史是包含過去、現在、未來在內的有生命的整體的論點
李大釗在《研究歷史的任務》中寫道：「歷史是有生命的、活動的、進步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歷史的範圍不但包括過去，並且包有現在和將來。」[49]他在《史學要論》里進一步寫道：
從前史學未發達的時代，人們只是在過去的紀錄里去找歷史，以為歷史只是過去的事跡。現代的史學告我們以有生命的歷史不是這些過去的紀錄。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亘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這一線貫下來的時間裡的歷史的人生，是一趟過的，是一直向前進的，不容我們徘徊審顧的。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反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50]
對歷史作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史學上是第一次，其意義在於從運動著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上，揭示了歷史學固有的認識價值和社會功能，提高了人們對歷史學之本質的認識。
（二）郭沫若在史學理論方面的貢獻
郭沫若在他的歷史研究中真正獲得了新的認識，從而對史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合乎邏輯的理論上的貢獻。
1.關於研究歷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
郭沫若認為，近代的科學方法，近代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他的歷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確立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是更重要的。他強調說：
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51]
這裡，郭沫若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闡述了歷史研究中之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關係。
2.關於史學與時代的關係
郭沫若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創始人之一，從一開始就十分自覺地認識到把研究中國歷史同中國革命任務密切地結合起來，從而把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發展到現代意義的高度，賦予它以嶄新的含義。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說：「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52]歷史學的時代價值和社會作用，從這一闡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
3.關於批判、繼承和創新的關係
郭沫若自稱是「生在過渡時代的人」，先後接受過「舊式教育」和「新式教育」[53]，並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在由舊而新的轉變中，在從「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過程中，郭沫若一直在走著一條批判、繼承、創新的路。他指出：「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54]這裡包含著批判、繼承和創新的見解，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正是這一見解有力的明證。
（三）侯外廬在史學理論方面的貢獻
侯外廬在史學理論上有廣泛的貢獻和系統的總結。
1.侯外廬對自己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原則和方法，不僅有堅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確的和清晰的概括
他的基本信念是：「總的說來，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說明歷史上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發生、發展和衰落的過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我五十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當然，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方法不限於這幾個方面，而侯外廬所概括的，無疑是最重要的幾個方面，也是對他的社會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導意義的幾個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侯外廬從不動搖和改變這些「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足以證明他對自己的信仰的堅定，這正是一位傑出的哲人和史學家之所以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2.侯外廬對於自己在治學上所遵循的理論、方法論原則本身都持有辯證的認識，而不作絕對的看待
這種理論上的造詣使他在具體的研究中處於創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學術始終保持著新鮮的活力。關於這一點，侯外廬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上反映得最為突出。他指出：「經濟發展雖然對思想史的各個領域起著最終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識的生產又屬於社會分工的特殊部門，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形成，都不可能離開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資料。應當說，思想的繼承性是思想發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個環鏈。」既要看到經濟發展對思想有「最終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繼承性對思想發展所起的作用。時代的脈搏和歷史的傳統，總是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思想家的思想發展的軌跡。侯外廬說：「歷史上有建樹的思想家總是在大量吸取並改造前人思想資料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學說。」
3.提出了歷史科學民族化的問題
什麼是「民族化？」侯外廬認為：「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給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金鑰匙，應該拿它去打開古老中國的歷史寶庫。」侯外廬在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自謙地說：「對於古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路徑和古代思想發展的特徵的論述，對於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優良傳統的掘發，都是我在探索歷史科學民族化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嘗試。」[55]侯外廬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豈止是「嘗試」。他不僅是一位自覺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成功者。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出了極為明確的認識，指出：「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56]侯外廬所概括的這種情況，可以看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走向成熟階段的標誌。如果說「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麼「仿效」或「模仿」終究不能代替創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對於從「仿效」或「模仿」走向創造，不能沒有自覺的意識和艱苦的努力。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在史學理論上的貢獻，極為豐富。概括說來，是對歷史學的科學性、時代性和民族性作了精闢的論述，在中國史學理論發展上，具有革命性的轉變和劃時代的意義。
[1]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修晉書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7頁。
[2]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頁。
[3] 《周易》卷八《繫辭下》，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9頁。
[4] 劉向：《戰國策》卷二十八《趙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4頁。
[5]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6]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下》，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7頁。
[7]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97頁。
[8]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修六代史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61頁。
[9]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恩獎》，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657頁。
[10] 《論語》第二《為政》，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22頁。
[11]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首《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頁。
[12]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卷末，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24頁。
[13] 原文略，譯文采自周振甫：《周易譯註·繫辭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69頁。
[14] 龔自珍：《龔定庵全集類編》卷五「尊史」，夏田藍編，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93頁。
[15]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十一《學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96頁。
[16] 吳縝：《新唐書糾謬》卷首《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17]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18]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頁。
[19]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20] 司馬遷：《報任安書》，《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3頁。
[21]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6頁。
[22] 參見袁宏：《後漢紀》卷二十六《孝獻皇帝紀》，《兩漢紀》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09頁。
[23]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百二《蕭穎士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768頁。
[24]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八《唐書一·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59頁。
[25]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四十六《唐書·宰相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706頁。
[26]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7頁。
[27]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37頁。
[28]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4頁。
[29]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57頁。
[30] 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21頁。
[31]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32]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引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33] 郎瑛：《七修類稿》卷十三「三無」，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0頁。
[34] 張岱：《石匱書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第18頁。
[35] 黃叔琳：《史通訓故補序》，《史通評釋 史通訓故 史通訓故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0頁。
[36] 陸龜蒙：《奉酬襲美苦雨見寄》，《全唐詩》卷六百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7228頁。
[37]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1頁。
[38]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十《史乘考誤》引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39] 談遷：《國榷》卷首《喻序》，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4頁。
[40]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頁。
[41]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頁。
[42]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1頁。
[43]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59～260頁。
[44]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84頁。
[45] 曾鞏：《曾鞏集》卷十一《南齊書目錄序》，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87頁。
[46] 這兩篇文章，分別收入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和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
[47]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193頁。
[48]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247頁。
[49]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頁。
[50] 李大釗：《李大釗史學論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6頁。
[5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頁。
[5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頁。
[5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頁。
[5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頁。
[55] 以上所引，均見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12～13、18～19頁。
[56]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