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近代以來史學理論的發展

  一、「新史學」的理論價值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啓超繼上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之後，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新史學》。前者著眼於撰寫「中國史」的具體構想，後者著眼於從理論上批判「舊史」。作者自稱「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創立「新史學」。這兩篇文章，是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試圖建立新的即具有近代意義的史學理論體系的標誌[46]。

  《新史學》的內容是：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它與《中國史敘論》在節目上多有異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後連貫；兩文在內容上互相補充，益可見作者倡導「新史學」的旨趣所在。梁啓超在這兩篇文章中，運用西方學者的歷史哲學（主要是近代進化論思想）和史學方法論，提出並闡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

  （一）關於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

  作者在兩文中都論到史學的「界說」，而歷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則是「界說」中居於首要地位的問題。作者指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他說的「歷史」，按其意，當是歷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歷史撰述是「敘述進化之現象」，這實際上是指出了「新史學」之歷史撰述的性質。以此為前提，作者給歷史確定了一個內涵，就是：「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化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質而言之，歷史學當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考察和敘述種種進化現象，這就是「新史學」的本質。作者認為，「歷史之真象」即運動規律「如一螺線」。這裡說的「歷史」，是指客觀歷史過程。他的這個認識，把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樸素進化觀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梁啓超之言歷史進化和歷史真相，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康有為所謂據亂、昇平、太平與世漸之說，即局限於庸俗進化論的藩籬。關於歷史撰述的範圍，梁啓超說：「歷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作者認為，任何事物都有進化的現象，都「屬於歷史之範圍」，但通常歷史撰述所記常限於人類，這是因為：「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指出了人類進化，在「凡百事物」進化中是最為複雜的特點。這樣，梁啓超就注意到歷史研究有「廣義」、「狹義」之分：「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這種劃分，在理論上是重要的。梁啓超進而又指出，就「狹義」的歷史來說，也不是都可以寫入歷史撰述的。他認為，「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群」，「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因此，「歷史〔撰述〕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撰述〕之範圍也」。從中國史學之歷史觀念的發展來看，從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進步；從重視個人的作用到重視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進步。

  （二）關於歷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作用

  梁啓超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尋求一種理性的認識。但是這種理性認識的獲得則必須是「客體」和「主體」的結合，而只有獲得了這種理性認識，史學才具有了它應有的社會作用。他指出：「歷史〔撰述〕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啓超認為，史學是由「客體」和「主體」結合而成的。所謂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所謂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他進而闡述說：「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撰述〕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梁啓超從歷史研究和撰述之客體與主體的關係著眼，提出歷史哲學是為良史的前提，這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和建設上有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歷史哲學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它對從認識「局部之史」到認識「全體之史」、從認識史學本身到認識「史學與他學之關係」，是必不可少的。而尤為重要的是，還在於它的社會作用：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撰述〕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代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

  這表明，史學對於文明進化的社會作用，主要不是對於一人一事之經驗教訓的借鑑，而是從公理公例中得到啟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現出來。這是「新史學」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本章節來源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

  （三）關於「史學與他學之關係」

  重視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也是「新史學」的特點之一。梁啓超認為：

  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國史敘論》中，討論了地理學、人種學、年代學、考古學與撰述中國史的關係；在《新史學》中，有「歷史與人種之關係」、「論紀年」的專題。他所引進的西方學人的一些認識，即便在當時來看，有的也是不正確的。但從他倡導的「新史學」的方法論來說，在當時卻是有積極意義的。

  （四）關於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

  這是梁啓超「新史學」論綱的一個突出的部分，這個批判，貫穿於兩文之中，其勢之猛，其辭之烈，前所未有。他認為「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緣此四蔽，復生二病」，一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是「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惡果」，即「難讀」、「難別擇」、「無感觸」。其議論排擊，多以西人、西史為據。梁啓超雖也慷慨地把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奉為中國史學上的「六君子」，但認為其餘史家多碌碌無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家譜」，是「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所有的本紀、列傳只是「無數之墓志銘」的「亂堆錯落」，「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謂淋漓盡致，頗有不容分辯之勢。這在當時提倡西學、批判舊學的思潮之下，提出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為「史界革命」和開創「新史學」開闢道路，在思想觀念的轉變上對中國史學的近代化過程，具有客觀上的積極作用。

  梁啓超的「新史學」理論所涉及的這些重大的史學問題，在中國史學理論發展史上，樹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其理論價值在於：一是以近代學術觀念闡述了史學的基本問題，是中國史學近代化之理論上的模式。二是提出了有關的新概念、新範疇，如廣義之史、狹義之史、局部之史、全體之史、公理公例等。三是對「中國之舊史」提出了批判性的總體認識。這些新的理論，在當時確實產生了「史界革命」的影響。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啓超有關於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演講，後整理出版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二書。顧名思義，這兩部書都重在闡述歷史研究的方法。但是，前書所論「史之意義及其範圍」、「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後書所論「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長」，還是包含著有關理論的闡述。對於梁啓超本人來說，這或許可以看作是「新史學」的尾聲。而對於中國史學來說，已經不能視為「新」史學的餘緒了，因為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了更先進、更科學、更新的史學理論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