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人論世與史家評價

  史學批評是嚴肅的事情，沒有嚴肅的態度，自亦難得有嚴肅的批評。中國古代史學遺產的精華之一，是許多史學家、史學批評家在撰寫歷史和評論史學中，都具有一種嚴肅的態度。《史記》、《漢書》孰高孰低的爭論，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辯難，以及關於其他一些問題的聚訟，其中凡見解精當者，大抵都離不開知人論世這個道理。馬端臨在評論杜佑《通典》和司馬光《資治通鑑》時，提出了時有古今、述有體要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史學批評中自覺的知人論世的方法論。

  明代史家王圻撰《續文獻通考》，以接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王圻對《文獻通考》的發展，最有意義之處是補敘了遼、金典制。而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說明，也反映了他在史學批評上的知人論世的方法論。他在《續文獻通考·凡例》第二條中作了這樣的說明：

  宋真（宗）以後，遼、金事跡十居六七。舊《考》削而不入，豈貴與（按馬端臨字貴與）乃宋相廷鸞子，故不樂敘其事？抑宋末播遷之際，二國文獻不足，故偶闕耶？然輿圖之沿革，祥異之昭垂，及政事之美惡之可為戒法者，惡可盡棄弗錄。余故摭其大節，補入各目下，事則取之史乘，序則附之宋末。

  儘管是處在元、明大一統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視遼、金事跡，仍是難能可貴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對《文獻通考》的評價，是有獨立見解的。但他對《文獻通考》不載遼、金事跡並未採取嚴厲批評的做法，而是設身處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兩種原因。這裡，究竟他說的哪一種情況更符合馬端臨的親身實際，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評論此事時所反映出來的方法論。一則，他注意到了馬端臨撰寫《文獻通考》時的歷史環境，即「宋末播遷之際」，遼、金典籍搜求困難。二則，他體察到馬端臨的父親馬廷鸞曾任宋相，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會影響到馬端臨在撰述上的取捨。這兩點，不論屬於何種情況，都是能夠被人們所理解的。可見，王圻不僅繼承了馬端臨的事業，也繼承了馬端臨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

  從理論上對史學批評之知人論世的方法論作比較全面闡述的，是史學理論家章學誠。他的《文史通義·史德》，著重講了撰述歷史的原則；而《文德》，則著重於講史學批評的原則。他論史學批評的原則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概而言之，一則要知「古人之世」，二則要知「古人之身處」，才可批評前人的得失，否則便是無根據的「妄論」，或是輕率的「遽論」。章學誠舉例說：「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他在這裡轉述了一種流行的說法，即對於《三國志》、《通鑑》以魏為正統而敘三國史事的批評。章學誠完全理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但是作為嚴肅的史學批評家，僅有「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是不夠的，而應該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章學誠進而認為：

  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泉，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爭天統也（原註：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

  這段話，是具體講到了「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處」了。章學誠甚至認為，「諸賢易地而皆然」。這一句話，道出了不同的客觀環境，必然會對處於特定位置的史家之歷史撰述產生影響的規律性認識。

  章學誠把他的這種見解概括為「論古必恕」，「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這跟馬端臨說的時有古今、述有體要，錢大昕說的度古人之「時勢」、察古人之「苦心」，以及趙翼對不同史學「所值之時不同」的分析等，是史學批評之知人論世方法論的不同表述形式。這些理論上的認識，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中的歷史主義因素。中國古代史學批評中的歷史主義因素之所以值得總結和稱道，一是十分注重評論對象「所值之時」，即其所處的「時勢」，或謂之「古人之世」。二是注意到即使是處在同一「時勢」即「所值之時」相同的人，其各人之「身處」亦不盡相同。章學誠說：「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43]這是反覆論說了「知古人之身處」的重要。他說的在史學批評（不限於史學批評）中，要避免「妄論」和「遽論」，可謂至理名言。

  從一般的理論原則上，或者以某種理論、主張同具體的歷史撰述相合，對史學作比較廣泛的評論，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上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這些批評是針對史家提出來的，姑且把它們稱為史家批評論。史家批評論涉及的問題很多，史家素養、史家職責、史家成就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三個問題。

  本書首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關於史家素養，魏晉以前已有一些人提出不少論斷。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是分別講到了史家關於史書體裁的創製、文辭的運用和直書的精神。《隋書·經籍志》史部後序說：「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博聞強識」，出自《禮記·曲禮上》；「疏通知遠」，出於《禮記·經解》。《隋書》作者援引這兩句話，其意主要是用來說明史家在學識上的素養所應當達到的要求。所謂「前言往行」、「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主要是從知識領域說的；所謂識、察、達，主要是就器局說的。也可以說，「博聞強識」是指知識上的素養，「疏通知遠」是指見識上的素養：兩者結合，相得益彰。

  在《隋書》之後四五十年，劉知幾提出了「史才須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的論點，是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史家素養的全面認識，確立了史家批評論的基本範疇。千年以後，章學誠以「史德」論補充「三長」說，構成了史德、史才、史學、史識四大範疇，總結了古代史學批評的理論成果。

  先秦史官的職責是記言、記事，同時還承擔著祭祀和慶賞等活動的不少事務，兼有神職和人事兩個方面的內容。秦漢以下，記言、記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職責之一，而人們對史家的職責也不斷有了比較廣泛的認識和要求。大抵說來，這種認識和要求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鑑戒；二是從現實中提出問題，以史經世。孟子和司馬遷都認為孔子作《春秋》是從現實著眼的，十分強調《春秋》的社會作用，高度評價了孔子的社會責任感。這是從以史經世的觀點來認識孔子作《春秋》的。章學誠在評論浙東之學時也指出：「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44]從這些評論來看，中國古代史家的經世之旨，當源於孔子作《春秋》。

  劉向、揚雄、班固評論司馬遷著《史記》，是從保存信史方面著眼的。他們把《史記》看作「實錄」，是對司馬遷作史態度及其成果的極高評價。自孔子以下，人們多稱道董狐、南史書法不隱的精神和他們對歷史負責的神聖責任感，可惜他們沒有專書傳世。劉向、揚雄等對《史記》的評價，當是這一思想傳統的延續。

  此後，關於對史家這兩個方面的職責的評論，代有所出，並隨著史學的發展而不斷深入。評論深入的標誌，是問題提得更加明確，也更帶有自覺性。可以這樣說，史家批評論在這兩個方面提出的見解，反映了古代史家崇高的歷史責任感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反映了古代史學批評對於史家追求信史和注重經世的推重。

  評論史家，最終還是要以其成就大小、影響廣狹來作出判斷。《史通·辨職》指出：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劉知幾盛讚董狐、南史的「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的精神，這同《史通·直筆》的思想是一致的。相傳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他同司馬遷都有「編次勒成，郁為不朽」的名著，他們被評為「其次」。以上四人，是史學上經常提到的人物。劉知幾把「高才博學，名重一時」的史佚、倚相，列為第三個等第。這兩個人，在秦漢以後很少被提到。據說史佚是周文王、武王時的太史尹佚，《國語·周語下》記晉國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四句話，即「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這說明直到春秋時期，史佚還是很有歷史影響的史官。倚相是春秋時期楚國著名史官，《國語·楚語》記載了他的一些事跡和言論，以及別人對他的評論。《楚語上》記他說申公子亹、諫司馬子期的談話，表明他是一個歷史知識豐富而又具有政治見識的史官。劉知幾說倚相「高才博學，名重一時」，是有根據的。他把「史之為務」分為上、次、下「三途」，反映了他的史家價值觀。他的「史之為務，厥途有三」之說，在史家批評的方法論上，還是有啟發性的。

  宋人曾鞏的《南齊書目錄序》涉及史家批評論的問題。他認為：「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45]這是主張以明、道、智、文四條標準來衡量史家成就。其言甚高，然似不如才、學、識來得全面、深刻，不如事實、褒貶、文采來得準確、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