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蔽真」、「失真」、「溢真」的辯證認識

  在中國古代史學上，關於國史、野史、家史的評論，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於它們在史學價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著不少爭論。這些看法和爭論，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學批評中的方法論問題。

  明代史家王世貞針對本朝的史學，就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闡述了精闢的見解。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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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32]

  這一段話，概括地指出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終於「不可廢」的方面，言簡意賅，可謂史學批評上的確論。其中包含著在史學批評方法論上的辯證認識，反映了王世貞的卓見。他所總結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諛而善溢真」的三種情況及其有關的概括，尤其具有理論的意義。

  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這是經過漫長的道路和反覆的認識才達到的。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這種情況當然不限於明代史學。《史通·古今正史》關於唐初以前國史撰述的批評，頗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現象。從劉知幾的批評來看，可見王世貞所說的「人恣」這個「恣」字，可謂入木三分。國史一般出於官修，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對撰史工作採取恣意放縱的做法。概而言之，一是出於史官本人，如許敬宗撰史，「曲希時旨」、「猥飾私憾」，結果是「凡有毀譽，多非實錄」。二是出於最高統治者，如劉聰之誅公師彧、石虎之刊削國史、苻堅之焚滅國史，以及拓跋燾誅崔浩、夷三族、殺同作、廢史官。其結果，都使歷史真相被掩蔽起來。這兩種情況，對歷史撰述起了「蔽真」的作用。

  唐初以後，這種「人恣」而「蔽真」的情況，也還不斷有所發生，而在歷朝實錄撰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可見，在中國史學上，「人恣而善蔽真」的存在，是無可諱言的。問題在於史學批評家們如何估量這一弊病，進而如何估量歷代國史撰述。即以明代史學而論，有人針對《明實錄》中存在的問題，便認為明代「無史」[33]。還有人說：「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34]這樣的批評，無疑是全部否定明代史學的成就，而首先是否定《明實錄》的史學價值，顯然是片面的。史學批評中的這種片面認識，也反映在一些史學家和史學批評家對有些「正史」的認識上。像這樣的一些批評，在方法論上都是有悖於辯證認識所致。劉知幾著《史通》，被人稱為「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35]。然而劉知幾之批評歷代國史撰述，從總體上看，他在方法論上並未陷於片面性，反映出他的辯證的認識。王世貞對明代史學的批評是很激烈的，但他在指出「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時候，還是肯定了國史即歷朝實錄在「敘章典、述文獻」方面的「不可廢」。在這一點上，他跟劉知幾的史學批評在方法論上是相通的。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貞這裡說的「野史」，是同「國史」相對而言的。唐人陸龜蒙有詩云「自愛垂名野史中」[36]，這說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說。陸龜蒙同時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終於龍紀」[37]。兩宋以後，「野史」之說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幾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體裁不拘，三是所記一般限於聞見且多委巷之說，四是記事較少忌諱。宋入洪邁《容齋隨筆》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條，作者根據魏泰《東軒錄》所記宋真宗朝事一條年代有誤，沈括《夢溪筆談》記真宗朝事一條年代不符、一條以玉帶為「比玉」與事實不合，而作如下結論：「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於左。」洪邁的考辨大致是正確的，但他把這一則「隨筆」名之曰「野史不可信」，便在方法論上從正確走向了偏頗。

  野史雜說的產生，是有它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的。王世貞評論明代野史，是在批評「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的情況下展開的。他說：「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二曰輕聽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誕。」[38]他對於每一弊端，都舉出了實例，很有說服力。他把「挾郄」、「輕聽」、「好怪」概括為一個「臆」字，即出於臆想而非全憑事實，因而易於「失真」。但他還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諱忌」，故「不可廢也」。明末喻應益為談遷《國榷》作序，他寫道：西漢以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他又認為，野史之作，「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39]。他的這些話是要說明，西漢以後，國無信史，野史雖有「疏」「偏」「略」的缺憾，但並非根本性的弊端。這就把野史的地位提到國史之上，顯然是不妥當的。

  在關於雜史、野史的看法上，從《隋書·經籍志》、《史通》到王世貞，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即反映在批評的方法論上的辯證認識。「野史不可信」和西漢以後國無信史的說法，都不免失於片面。

  所謂「家史人諛而善溢真」，王世貞是說「家乘銘狀」不過是「諛枯骨謁金言」罷了，這就必然流於「溢真」。但他還是肯定了家史在「贊宗閥、表官績」方面的作用，認為這也是「不可廢」的。

  什麼是「家史」，劉知幾說：「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40]根據劉知幾的看法，譜系也是家史的一種形式。劉知幾認為，家史所記有兩大局限，一是在內容上「事惟三族，言止一門」，二是在時間上倘若「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41]。所以他對家史的價值評價不高。家史本有這樣的局限，加之作者「紀其先烈」，往往自誇，故雖處門閥時代，亦不能免於人們的批評。家史如此，銘狀尤然。中晚唐之際，史臣李翱有「論行狀不實奏」。他指出：「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42]王世貞說的家史銘狀「人諛而善溢真」，「諛」「溢」二字，簡直就是對李翱所論之絕妙概括。當然，並非所有的銘狀都是如此，但「人諛」而「溢真」，確是不少銘狀的通病。

  綜上，可見人們在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評價的方法論上，存在著辯證認識和片面認識的歧異。從近代以來的史學批評來看，這種歧異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