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會通與斷代

  史學家對歷史的觀察，因其旨趣和視野不同而會產生種種歧異。會通與斷代，是比較突出的一種歧異。對於這種歧異的討論和批評，一般都要從司馬遷、班固說起。由於旨趣不同，視野各異，司馬遷著意於「通古今之變」，班固更著重究一代始末。前者放眼於以往全部歷史，後者則矚目於跟本朝有密切關係的最近一段歷史。他們各自的選擇，都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同時也反映出了他們本人各自的個性。

  通史撰述的萌芽起源於戰國時期，如《世本》、《竹書紀年》。但真正確立了通史規模的是《史記》，是司馬遷的首創。班彪稱：「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26]班固也讚嘆司馬遷《史記》，「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27]。《史記》的通史價值，班氏父子是有所認識的。而《漢書》問世後的四五百年間，其歷史命運卻比《史記》好得多，不僅「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28]，而且自南朝梁、陳至隋及唐初，《漢書》已成為專門之學，而「《史記》傳者甚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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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通與斷代的歧異及分途，由來已久。劉知幾《史通·六家》分史書為六家：《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劉知幾認為：「《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這是指的紀傳體通史，《史記》以下如南朝梁時有《通史》、北魏有《科錄》、唐初有《南史》、《北史》。「《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這是指斷於一代、盡其首尾的紀傳體史書，《漢書》以下如《東觀漢記》、《三國志》等。

  《史通·六家》突出地批評了「《史記》家」的缺點，說是「《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此其為體之失者也。」這是批評《史記》記事「零亂」。又說是「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這是批評《史記》多採用前人撰述。又說是「《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這是批評《通史》、《科錄》不具特色而缺魅力。劉知幾的結論是，通史一類的著作，「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戒也」。「《史記》家」幾乎毫無可取之處了。不過《史通·二體》在分析紀傳、編年二體各自的長短時，因紀傳體首創於司馬遷，固不能不論及《史記》的「長」與「短」。然而，對於《史記》作為通史的長處和價值，劉知幾的評價，似還不如班彪、班固父子來得慷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劉知幾對《漢書》是極力推崇的。他認為，「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如《尚書》記周事，卻僅僅寫到秦穆公助平王東遷；《春秋》述魯史舊文，止於哀公；《竹書紀年》還沒寫到魏亡，《史記》只論及漢初。在劉知幾看來，這些皆非斷限整齊之作。而「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30]。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劉知幾對《史記》的批評，還是他對《漢書》的推崇，都著眼於「史法」，即著眼於它們的形式和內容，而很少涉及它們作者的撰述之旨。

  劉知幾對「包舉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學的原因外，還有社會原因，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對皇朝史撰述的重視。從這一點來看，劉知幾對斷代為史的肯定，是有其史學的和社會的合理性的。劉知幾在這個問題上的不足之處，是過分誇大了這種合理性，從而排斥了通史發展的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視野局限在「班、荀二體（按指《漢書》、《漢紀》），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31]。這個見解，限制了劉知幾對未來史學發展的積極的設想。

  在劉知幾以後，大致從中唐時期起，通史撰述呈復興的趨勢，出現了編年體、紀傳體、典制體等多種體裁的通史著作。著名的典制體通史《通典》，就是這個時期問世的。北宋，又有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巨製的產生，影響之大，不在《史》、《漢》之下。於是，史學家對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論上的認識。南宋史家鄭樵撰紀傳體通史《通志》，其《總序》是一篇闡釋「會通之義」的宏文。序文從「百川異趨，必會於海」、「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說到「會通之義大矣哉」。鄭樵認為，孔子和司馬遷是最深諳「會通之義」的史家。孔子「總《詩》、《書》、《禮》、《樂》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司馬遷「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鄭樵說的「同天下之文」，是從空間上同時也是從文獻上著眼；他說的「極古今之變」，是從時間上亦即從歷史進程上著眼。他論司馬遷，也強調了這兩個方面。通觀《總序》全文，鄭樵所謂「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義」，揭示歷史的聯繫，二是重歷代損益、「古今之變」，揭示歷史的變化。因此，鄭樵批評班固「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又說「自班固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鄭樵所謂「會通之義」的含義，從對司馬遷的稱道和對班固的批評中，可以歸結為重古今之相因、極古今之變化這兩句話。他進而指出，史家倘若背離「會通之義」，那麼，在歷史撰述上就會出現「煩文」、「斷綆」、「傷風敗義」（即曲筆）等弊病。

  鄭樵對「會通之義」的闡釋是有理論價值的。他對班固「斷代為史」的批評，不免失之過當。誠然，「會通」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寬闊、遼遠的視野，反映出史家對於歷史的「相因之義」、「古今之變」的探求和認識，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察來」，發揮史學的社會作用。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斷代為史的價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劉知幾對通史的批評，鄭樵對斷代的否定，是在對待會通與斷代問題上的兩種片面性的突出反映。

  會通與斷代，是史學家觀察歷史的兩種視野。通古今之變化固然是重要的，詳一代之興廢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得失優劣，應作具體的分析。從中國史學的全貌來看，「包舉一代」的史書不乏傑出之作，而「會通之義」確是史學的優良傳統。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的《申鄭》、《釋通》兩篇中，論述了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是對「會通之義」的進一步總結，在史學批評史上是值得重視的。首先，他指出《通志》「存正史之規」，《資治通鑑》「正編年之的」，《通典》「以典故為紀綱」，《大和通選》「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這是明確表明了唐宋史學在通史撰述方面的特殊貢獻。這是前人不曾論到的。其次，他針對劉知幾批評通史的「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諸論點，指出：「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這是指出史書在內容或文獻上的「因襲相沿」跟作者在撰述之旨上的「別具心裁」是有區別的，史學批評應重視後者。最後，章學誠總結了「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長」、「三弊」。六便是：「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二長是：「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三弊是：「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對於這些，他都有詳說。其論「二長」，一是「具剪裁」。章學誠認為，通史有「通合諸史」之意，它不只是「括其凡例」，還應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以成「一家繩尺」。這是後人「自當有補前人」之處。二是「立家法」。章學誠提出一個問題：「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史家編撰通史的真正價值何在，他認為，通史之所貴者，是「專門之業，自具體要」，「卓識名理，獨見別裁」。他稱讚李延壽《南史》、《北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稱讚鄭樵《通志》「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這同劉知幾對通史的批評只著眼於「多聚舊記」、「事罕異聞」相比，亦可見「史意」、「史法」內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