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史學理論（下）

  第一節 史學的社會功能

  一、「居今識古，其載籍乎」

  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是中國史學上最早論述史學的專篇，它開篇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即「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意思是說，開天闢地時，人們處在蒙昧狀態，距今年代悠遠，現在我們能夠認識古代的情況，那是根據史書的記載才能做到的啊！

  這裡，劉勰提出了一個看來簡單，其實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經過久遠的年代，人們怎麼去了解、認識歷史呢？這就是依據歷代史籍的記載。簡單說來，史籍是人們認識過往歷史的途徑。這當然要有文字和書寫工具的發明，而尤其要有史書的產生和發展。

  劉勰提出這個論點之所以重要，那是因為，在古代，人們往往把客觀歷史和歷史撰述都稱之為「史」，這給人一種誤解，好像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可以不通過史學的橋樑而直接達到。1500年前，劉勰明確地提出了「載籍」在人們「居今識古」中的重要作用，便包含了把歷史同史學區別開來的認識，因而在說明史學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上，是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他的這一認識，經唐太宗和劉知幾的進一步闡述而得到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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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極負盛名的一代明君。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詔重修晉史。詔書中有這樣幾句話：「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1]意思是說，不出居室，可以深知千年以上之事；儀態裝束，可以想見九皇的表率。可見，因有右史記言，這些古代的事情才不致湮沒；因有左史記事，才使人感到它們離我們並不遙遠。發揮文字的性能，通達典籍的起源。真了不起呵，這都是史書所起的作用。這裡，唐太宗把劉勰說的「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的論點，發揮得很具體了。

  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在論述史官制度和史官作用時，也講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假如歷來「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那麼歷史上出現的人物「墳土未乾」，就「善惡不分，妍媸永滅」了。他進而寫道：

  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2]

  這裡，劉知幾把史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的作用闡述得更加全面、更加具體。他除了講到史官、史書（竹帛）的客觀作用外，還著重講到了「後之學者」在「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即讀史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和審美情趣。從「史官不絕，竹帛長存」，說到「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到所謂「思齊」和「內自省」，這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客觀歷史通過史學對於人的教育作用。尤為難得的是，劉知幾把史學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的高度上來認識，這就超出了他自己所說的「勸善懲惡」的範圍了。

  從劉勰、唐太宗到劉知幾所論，不難看出，其中包含了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一種是著眼「居今識古」，即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歷史；另一種是強調「思齊」和「內自省」，即客觀歷史通過史學而對後人產生啟迪和教育作用。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人們認識歷史，是人們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受到教育的基礎；而人們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受到教育則是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中，史學都處於關鍵的位置。離開了史學，這兩種認識形式和價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