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彰往而察來」

  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歷史，從而豐富了知識，增益了智慧。這固然是人類文明標誌之一。但是人們認識歷史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過去，而是為了通過了解過去而認識現在和觀察未來。人們對於歷史的認識及從中汲取的啟示和智慧，只有運用於現實和未來時，才獲得了真正的社會價值。

  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來」[3]的思想，認為使過去的事情顯明彰著起來，可以作為借鑑，用以察知未來。先秦時期的政治家早已認識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4]的道理。這都說明了人們之所以十分重視認識歷史，歸根到底還是為了現實，為了未來。秦漢以後，這個思想由史學家進一步闡發和豐富，成為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和優良傳統之一。這個傳統，從司馬遷撰《史記》以寄「述往事，思來者」[5]之意，到章學誠以記注、撰述定史學兩大「宗門」，認為「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6]，是一脈相承的。綜觀諸家所論，認識歷史是為了判斷現實，觀察未來，其根據和道理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認為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可以作為現實和未來的借鑑

  關於這一點，中國先民在殷、周之際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至司馬遷提出了對歷史經驗的有系統的考察，達到了對歷史經驗的更加自覺的認識。唐初修史之盛同歷代皇朝開國時期之關注於史學相比，可以說是最為突出的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朝雖已立國而天下尚未平定，史官令狐德棻就提出了撰寫前朝「正史」的建議。他指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7]唐高祖李淵採納了令狐德棻的建議，於次年頒發了《修六代史詔》，指出：「經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8]一個開國皇帝對修史表現出如此重視，固然是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也還有歷史文化的心理影響。後來，唐太宗、唐高宗繼承了唐高祖重視修史的思想和措施，陸續詔命史臣撰出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晉書》、《五代史志》，同時頒行李延壽所撰《南史》、《北史》。於是，官修正史，盛極一時。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當史臣們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代史」「詣闕上之」之時，唐太宗十分高興地對大臣們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9]他的這些話，不是虛言，亦非飾詞，他是一個真正懂得歷史經驗對於現實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

  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也都是史學上的不朽之作。杜佑和司馬光所處時代的特點及他們本人的政治命運並不相同，但他們對於歷史經驗教訓在「當今」（或曰「來今」）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認識上是相同的。《通典》和《資治通鑑》在古代史學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譽，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正因為如此，這兩位史學家所提出的一些認識，也就顯得更加重要了。

  （二）認為歷代典章制度多有相承相因之處，認識歷史上的典制對於考察當今典製得失，觀察其發展走向都是有益的

  孔子曾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0]在孔子看來，殷朝沿襲夏朝的禮儀制度，它所廢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襲殷朝的禮儀制度，它所廢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按照這個道理，將來繼周而起的朝代的禮儀制度，就是以後一百代，也是可以預先知道的。孔子的這個認識，元初史家馬端臨作了進一步闡述，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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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11]

  這裡說的「理（治）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是指一些朝代在「得國」與「喪邦」方面的具體原因，各自殊異，不可能有「相因」之處。這當然是對的。但這僅僅是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說的，如果把這些具體的原因提升到理性上去認識，還是可以發現其中仍有「相因」之處可以「參稽互察」。而這在歷史認識上則有普遍的意義，因而也更有價值。這一點，馬端臨沒有指出來，是他在理論認識上的缺陷。他說的「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是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認識，強調「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是對這一認識作了很好的理論概括。這一理論概括，從歷代制度的演變和人們關於制度史的研究上，闡明了「彰往而察來」的認識價值。

  （三）認為史事中包含著「道」，即人們可以從史事中總結出某些規律性認識，用以指導治國、事君、謀身、用兵行師、創法立制等等

  關於這一點，元代史家胡三省的論述是較早的具有理論性的論述。他認為：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12]

  這一段話表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胡三省批評了「經以載道，史以記事」、重經輕史的傳統觀念。第二層意思是，認為道無處不在，但是道又不是脫離了具體事物而存在的，它「散於事為之間」，即存在於具體的事物之中。也就是說，不能脫離對於具體事物的認識而空談所謂的道。第三層意思是，從凡事都有得失成敗來看，可見道始終都是在起作用的。古人對於「道」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胡三省說的「道」，是屬於從史事中概括出來的理性認識，可以理解為道理、法則，或近乎規律的含義。概而言之，他認為道理、法則存在於史事之中，要認識道理、法則，就不能離開對史事的認識。因此，史學是不可輕視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胡三省的這個認識，比之於馬端臨從制度文明發展的傳承性來說明歷史進程中的「相因」之義，進而說明認識歷史的「變通張弛之故」的重要，是更高層次的概括，具有理論抽象的性質。所謂「道之萬世無弊」，可以理解為道對於指導未來具有普遍意義。

  「彰往而察來」具有豐富的內涵，其思想核心是，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歷史，從而有助於更好地把握現實，觀察未來。這個思想正是從根本上揭示了史學的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