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蓄德與明道

  史學對於人生修養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即在於史學以其獨特的方式與途徑有益於人們的蓄德與明道。

  《易·大畜·象傳》說：「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說，有知識、有教養的人應當多記識前賢的言論與行事，以積蓄、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這是中國歷史上較早地把歷史知識（「前言往行」）跟人們的德行修養（「以畜其德」）聯繫起來的認識。這裡所說的「德」，不只是指人的品質，可以理解為廣義的道德、學識、文化修養。《易·繫辭下》對「德」的內涵有很豐富的解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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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經》的創作，大概在中古吧？創作《易經》的，大概有憂患吧？因此，《履》卦是德行的基礎，《謙》卦是德行的柄，《復》卦是德行的根本，《恆》卦是德行的固定，《損》卦是德行的修養，《益》卦是德行的擴充，《困》卦是德行的辨別，《井》卦是德行的地位，《巽》卦是德行的制裁。

  《履》卦和而達到禮，《謙》卦謙遜而光明，《復》卦從小事遍及事物，《恆》卦周遍而不厭倦，《損》卦先難而後易，《益》卦長久寬裕而不是有意做作，《困》卦身窮困而道通順，《井》卦處於其所而能施德於人，《巽》卦有所稱道而隱諱。

  《履》卦用和來行動，《謙》卦用來照禮行動，《復》卦用來自覺，《恆》卦用來專一於德行，《損》卦用來避開害處，《益》卦用來興利，《困》卦用來減少怨恨，《井》卦用來辨別正義，《巽》卦用來實行權變。[13]

  從《易·繫辭下》對「德」的解釋看，「德」既是個人內在的修養，又是個人參與社會實踐的要求、準則。用這樣的認識來看待「以畜其德」，更可以體察到這話的分量之重。

  所謂「前言往行」，早已成為過去。人們之所以還能夠認識它，主要是通過文獻尤其是歷史記載才能做到。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中寫道：「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裴松之說的「智周」、「鑒遠」是從治理政治上說的，但他認為要達到「萬理自賓」、「物無遺照」這樣一個和諧的政治局面，還在人君的「體備之量」和「畜德之厚」，即在於「智周」和「鑒遠」。因此，「好察邇言」和「多識往行」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裴松之這位史學家是用了形式邏輯的方法來論證「多識往行」對於「畜德」的重要，「畜德」對於「鑒遠」的重要，「鑒遠」對於政治的重要。這些話，可以看作是從史學的角度注釋了「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解釋了《易·繫辭下》關於「德」的說明。裴松之認為，史學的作用是「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而其重要的環節便是史學對於「畜德」的不可缺少。

  讀史可以蓄德，讀史又可以明道。

  胡三省認為「道」包含在「事」當中，通過史書所記史事反映出來的得失成敗，可以認識到「道」是始終在發揮作用的。人們要認識「道」，是不能沒有史學的。清代史論家龔自珍也認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為史」[14]。胡三省、龔自珍用「道」這個古老的哲學範疇來說明史學所包含的認識價值，即包含著更明確的從歷史進程中認識其發展規律的觀念。

  前人是怎樣認識歷史的呢？是怎樣通過認識歷史而探討其中的「道」呢？

  朱熹在談到讀史要點時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15]從歷史認識來看，這確是讀史的門徑。讀史以明道，當從史書所記大處著眼，所謂「大治亂得失」，就是這個大處中最重要的方面。從陸賈「粗述存亡之徵」、司馬遷總結歷代「成敗興壞之理」以下，許多史家對於「治亂得失」的重視都有自覺的意識；他們所寫的史書，對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朱熹正是更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因而把把握「大機會、大治亂得失」作為讀史的重要門徑。

  政治上得失成敗，國家的治亂盛衰，歷來被史家認為是事中之最大者。這種大事的結果，必有其起因；而大事，又必由諸事所促成。所謂明「道」，就必須圍繞治亂得失去考察其起因，去認識促成這一大事的諸事的形態、內容和原委。這樣，才能對治亂得失有真正深刻的認識，而達到對於「道」的把握。在這方面，《漢紀》作者荀悅是較早提出明確認識的史家，他在《漢紀·序》中寫道：

  凡《漢紀》，有法式焉，有鑑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後之盛勛，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雲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這一段話，是從理論上對《漢紀》的內容及其社會功用作了概括。其中，除休祥、災異兩項不免帶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關於自然史的記載外，其餘都是關於人事的概括，而以政治上的舉措、面貌為主。作者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帶有樸素的辯證觀點，如法式與鑑戒，廢亂與持平，兵略與政化，常道與權變，策謀與詭說等。作者通過對相同與相異的政治行為、政治現象的概括，確信它們具有「通之萬方而不泥」的功用，因而可以作為「常訓」來看待。儘管作者沒有明確說到「道」，但是從「不泥」和「常訓」來看，作者的認識已是超出了對於個別事物的判斷而包含著揭示規律的意向。荀悅說的「本末存焉爾」，「君子可觀之」，正是提醒讀史者要注意到這些問題。

  胡三省、王夫之是研究和闡釋《資治通鑑》的名家，他們從正反兩方面提出的認識，都有啟發性。王夫之把從中觀察國是、民情放到重要位置上來認識，這是抓住了看待得失成敗、治亂盛衰的根本。從歷史上看，任何正確國策的確定，雖然要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但民情的動向實為最重要的因素。這樣來看待歷史，歷史就不只是少數人的活動；這樣來看待歷代皇朝的政治措施，這些措施也就不只是一些政治家的謀劃，而包含著民情的推動作用。用這種觀點來認識歷史和現實，這在王夫之的時代雖非出於首創，但仍然具有進步的意義。推廣來說，國是、民情實為「大治亂得失」之所系。關於讀史，荀悅、胡三省、王夫之所說各項，都有一定的歷史認識價值，而王夫之所說國是、民情兩項，則具有根本的意義。

  蓄德與明道，是中國史學的最廣泛的社會功能和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