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閎中肆外與史筆飛動

  史文表述要達到美的要求，一是要明確這個要求的標準，二是要了解史家是怎樣朝著這些要求去努力的。前者上文已經闡述，這裡來闡述後者：閎中肆外和史筆飛動。閎中肆外，是關於史家對史事的積累與抒發的關係；史筆飛動，是關於史家對史事的「體驗」與「重塑」的關係。

  章學誠在評價明人歸有光時寫道：

  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傑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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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章學誠肯定了歸有光在文章上的「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的樸實文風；但指出了他對古人提出的閎中肆外的作文境界並不了解。章學誠說的「古人」，是指唐代韓愈。韓愈作《進學解》，有「閎其中而肆其外」[83]之說，講的是作文要求：內容充實、豐富，而文筆發揮盡致。章學誠在《文理》中發展了韓愈的這一思想，全篇闡說閎中肆外在各方面的要求，於文於史，都可以參考。

  章學誠說：「言以聲其心之所得。」這句話是抓住了閎中肆外的本質的。換句話說，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於聲。他批評有些人學習司馬遷的《史記》，只學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由於自己心中無所得，這樣學習的結果，「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史記》寫人物，寫戰爭，寫場面，都寫得好，一個重要原因，是司馬遷熟悉歷史人物，也有戰爭知識，對所寫的一些歷史場面作過深入的研究。這就是所謂「心之所得」。關於這一點，從「太史公曰」和《太史公自序》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章學誠說的要見到「古人深際」，就是這個意思。

  按章學誠的意思，要做到閎中肆外，必須在幾個方面下功夫。

  立言之要，在於有物。章學誠說：「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又說：「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章學誠不懂得唯物辯證法，但是他論「立言之要，在於有物」，認為不同地位、境遇的人，都逃脫不了「聲之所以肖其心」的普遍法則，似乎已經包含著一點「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的朦朧的認識。正是從這個認識出發，他才可能提出「言以聲其心之所得」的命題，主張著書作文，一定要言之有物。如果「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那就是偕老之婦亦學杞梁之妻而悲號，朝堂大臣亦學屈原自沉汨羅而作楚怨，感把事情弄顛倒了。

  學問為立言之主，文章為明道之具。這是講學問跟文章的關係。章學誠認為：「求自得於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為學之發揮。」學問是文章的根本，文章是學問的發揮；沒有學問，無以立言，沒有文章，無以明道。學問是主要的，但也不能不講文章，然而重視文章並不就是追求文辭。他說：「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可見，文章的提高，主要是在上述「功」、「要」、「益」、「方」幾方面著力，文辭則是第二位的。只有閎其中，才能肆於外。

  不應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章學誠說：「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所謂規矩方圓，是指作文的一般原則，如上面講到的「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學問為立言之主，文章為明道之具」即是。所謂心營意造，是指「摘記為書，標識為類」，它們本是後人「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只可自志，不可授受，「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他舉例說：「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婚宴爾之人，必不信矣。」章學誠進而論到文章的「法度」，他說：「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因此，這種法度，對不知法度的人來說，不是不可作為參考的。但若把它視為秘訣，那就十分有害，「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總之，在章學誠看來，學文之事，在規矩方圓上應當學習前人的經驗，但在具體做法上則不應為古人所拘，而要進行新的創造。

  歷史是運動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是在運動中發展的。歷史撰述應當把這些運動表現出來。在這個問題上，梁啓超所論甚為中肯。他強調要把歷史寫得「飛動」起來，才能感動人。他說：「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願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歷史家如無此種技術，那就不行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畢沅作《續資治通鑑》，同是一般體裁。前者看去百讀不厭，後者讀一二次便不願再讀了。光書筆最飛動，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齊北周沙苑之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事實不過爾爾，而看去令人感動。」[84]史筆「飛動」，尤適於記述大的歷史場面，特別是大的戰爭場面。梁啓超說的「事實不過爾爾，而看去令人感動」，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學上的感染力量。一般來說，歷史撰述只要表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或接近於真實的面貌，那麼它就能給讀者以警戒，以啟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關係。

  [1] 《尚書》譯文，采自王世舜譯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190頁。

  [2]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頁。

  [3] 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職官十三·王侯總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849頁。

  [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一·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5] 杜佑：《通典》卷十三《選舉一·選舉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08頁。

  [6]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末《進書表》，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8頁。

  [7] 吳兢：《貞觀政要》卷二《任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頁。

  [8] 《左傳·成公十四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870頁。

  [9]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4頁。

  [10] 參見《孟子》卷八《離婁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92頁。

  [11]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3頁。

  [12]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13]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55頁。

  [1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3320頁。

  [15] 劉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經》，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1頁。

  [16] 袁枚：《隨園詩話》卷三「四十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87頁。

  [17]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0頁。

  [18]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婦學》，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96頁。

  [19]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頁。

  [20]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史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57頁。章學誠指出，劉知幾之論才、學、識未盡其理，有兩點是不確切的，多年來不曾得到辯證。第一，劉知幾關於才、學、識的思想，並不限於辭采、記誦、擊斷，這從《史通》一書可以得到明證。第二，劉知幾沒有說過「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的話。《舊唐書·劉子玄傳》原文是：「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新唐書·劉子玄傳》簡化為：「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但二書所記都是「有學無才」而非「有學無識」，章學誠顯然是據《新唐書》轉錄而又誤錄一字，以致失之毫釐而差之千里。因為從上引章學誠的話來看，他所謂未盡其理者，正是針對「史識」而發，這當然就冤枉了劉知幾。以上兩點，應當是為劉知幾辯護的。不過，有趣的是，章學誠從並非完全正確的引證中，卻闡說了正確的理論，可謂幸矣。而他明確地提出以「史德」來豐富「史識」的內涵，並進而以「史德」來補充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畢竟顯示了他的卓識。

  [2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史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06～207頁。

  [22]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73頁。

  [23]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家書二》，《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頁。

  [24] 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52頁。

  [25]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3頁。

  [26] 劉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頁。

  [27]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6頁。

  [28]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0頁。

  [29]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30] 劉知幾：《史通》卷七《鑑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頁。

  [31] 劉知幾：《史通》卷十《辨職》，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4頁。

  [32]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九《春秋·總論》，第117頁。參見卷十《左傳一》「杜預序」、「僖公」、「宣公」，卷十一《左傳二》「總論」、「襄公二」等條。

  [33]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九《史記一·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66頁。

  [34]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九《史記一·本紀》、卷三十六《隋書一·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66、533頁。

  [35]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三《漢書三·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33頁。

  [36]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八《唐書一·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59頁。

  [37]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十九《唐書二·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76頁。

  [38]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一《漢書一·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04頁。

  [39]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史記二·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96頁。

  [40]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45～351頁。

  [41] 《左傳·宣公二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3頁。

  [42] 參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99頁。

  [43] 劉勰：《文心雕龍》第十六《史傳》，周振甫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72頁。

  [44] 令狐德棻等：《周書》卷三十八《柳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681頁。

  [45]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頁。

  [46]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頁。

  [47] 劉知幾：《史通》卷七《曲筆》，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

  [48] 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6頁。

  [49] 韓愈：《韓昌黎全集》外集卷二《答劉秀才論史書》，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第486頁。

  [50]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十一《與韓愈論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頁。

  [51] 劉知幾：《史通》卷七《直書》，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頁。

  [52] 《論語》第三《八佾》，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53] 《論語》第十五《衛靈公》，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7頁。

  [54] 《春秋穀梁傳·桓公五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47頁。

  [55] 《春秋穀梁傳·莊公七年》，十三經註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382頁。

  [56] 劉知幾：《史通》卷十三《疑古》，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2頁。

  [57]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58]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1頁。

  [59] 《論語》第十五《衛靈公》，楊伯峻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7頁。

  [60] 吳縝：《新唐書糾謬》卷首《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61]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5頁。

  [62]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63] 董誥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400頁。

  [64]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5頁。

  [65] 參見錢大昕：《新唐書糾謬跋》，《新唐書糾謬》卷末，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頁。

  [66] 參見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三國志》卷末，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71頁。

  [67]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5頁。

  [68] 沈約：《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30頁。

  [69]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五「范曄作史」，《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1頁。

  [70] 宋濂等：《元史》卷末《纂修元史凡例》，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4676頁。

  [71] 參見白壽彝：《司馬遷寓論斷於序事》，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1年第4期。

  [72]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5頁。

  [73]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74]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6頁。

  [75]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陳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37頁。

  [76]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59頁。

  [77]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二《干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50頁。

  [78] 吳縝：《新唐書糾謬》卷首《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頁。

  [79] 劉知幾：《史通》卷六《言語》，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頁。

  [80] 參見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158頁。

  [81] 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1～162頁。

  [82] 參見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理》，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7～268頁。

  [83] 韓愈：《韓昌黎集》卷十二《進學解》，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78頁。

  [84]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