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於序事中寓論斷」

  唐宋以下，對史論發表評論者，代有其人，劉知幾、朱熹、顧炎武、王夫之、章學誠等，皆為名家。這裡只就顧炎武說略作介紹。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六中寫了一則《〈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文不長，照錄如下；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顧炎武這裡說的，既不是如同《左傳》篇中的「君子曰」，也不是如同《史記》、《漢書》紀傳卷末的論和志表卷首的序，而是指的在卷末處史家借他人之語用以表示自己對所記史事的看法，他把這種表述方法概括為「於序事中寓論斷」。這是不以史家見解直接形諸文字的論斷，是史論中的又一種藝術境界。顧炎武列舉了《史記》中的五個例子，來證明他的這一理論概括。其中，《平準書》末載卜式語是這樣寫的：「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按稱皇帝為縣官，此指漢武帝）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這是司馬遷借卜式的話，批評了漢武帝、桑弘羊與工商業者爭利的政策。《刺客列傳》（即顧所說《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是這樣寫的：「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這是嘆惜荊軻刺秦王的失敗，而借魯句踐的自責越發襯托出荊軻在人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在顧炎武以前，劉知幾《史通·敘事》有關於「用晦」的論述，主要著眼於史事，跟顧炎武所論主要著眼於論斷不同。明初撰修《元史》，其「凡例」最後一條是：「歷代史書，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准《春秋》及欽奉聖旨事意。」[70]今《元史》各卷之末，皆無「論曰」、「贊曰」、「史臣曰」，這或許是受《史通·論贊》的影響。不過，它所謂「不作論贊」是從形式上講的，《元史》帝紀各卷之末，多有史家直接出面評論的文字，諸志與類傳，亦多有序。這些都是史論。可見《元史》所訂「凡例」，對於「據事直書，具文見意」的理解，似還停留在外部形式上，遠不如顧炎武所論來得深刻。

  顧炎武所論「《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並不限於他所舉出的數例，而是有廣泛的運用[71]。顧炎武提出這個問題，對於人們認識、研究中國古代史論的藝術，有很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