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

  優秀的歷史撰述一定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而史家的精闢的歷史評論，也自然會成為人們傳誦、研究的對象。

  史論藝術的價值具有廣泛的社會性。一個突出的標誌是，它曾被作為一種文體看待，其傑出者則被作為範文廣為流傳。南朝梁人昭明太子蕭統所輯的中國最早的文學總集《文選》（亦稱《昭明文選》），其中專立「史論」一目。卷四十九《史論上》，收入班固《漢書·公孫弘傳》贊、干寶「晉武帝革命」論、《晉紀·總論》、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共四首史論；卷五十《史論下》收入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宦者列傳》論、《逸民列傳》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恩幸傳》論共五首史論。兩卷計收入史論九首，而范曄《後漢書》占了四首，這也可證明他對自己所作歷論的評價並非吹噓之詞。

  《文選》為什麼要收入史論文字？蕭統在《文選·序》中講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

  

  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

  這裡指出了史論與一般文學作品、各類文章的不同，而輯者之所以要收入這類文字，是著眼於「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尤其考慮到大凡傑出的史論，都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蕭統看重史家對於「事」即史事的沉思，對於「義」即史識的表達，看重這二者的結合，這是他的卓見。《文選·序》末了說：「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分途的情況下，史論能夠作為一種文體而受到重視，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論藝術上所達到的成就之高。蕭統說的「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同范曄提出的「精意深旨」、「筆勢縱放」，雖語出文、史兩途，而其義實則一致，這不是偶然的。《文選》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它對於史論的重視，在推動人們關注和探討史論的發展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文與史都獲得高度發展的情況下，史論乃被作為一種文體看待而受到重視。宋人編纂的《文苑英華》1000卷，從卷七百三十九至卷七百六十共22卷為各種「論」，其中有三分之二屬於史論，而它明確標明「史論」的有4卷（卷七百五十四到七百五十七）。《文苑英華》上續《文選》，故所輯大多唐人作品，其中史論亦頗多精彩篇章，而以魏徵、朱敬則、杜佑、柳宗元的史論最為知名。

  《文選》和《文苑英華》皆以「史論」立目輯入有關的史論，這一方面說明史論自有它的魅力，因而受到人們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文學家、文章家的修養，是不能沒有歷史思想的薰陶的。這兩個方面，都反映出史論的社會作用和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