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意深旨」與「筆勢縱放」

  史家對於歷史評論的重視和評論，自漢代以後，反映得越來越突出。司馬遷是重視歷史評論的，他的《史記》的史論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史學價值。不過，由於歷史見解的迥異，他的歷史評論也遭到後人的激烈的批評。班彪批評司馬遷「論議淺而不篤」，他說：「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67]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所說大致與此相同。這表明，班氏父子在評論《史記》時，是很重視司馬遷的史論的。這也顯示出了馬、班的異趣。

  《後漢書》著者范曄對於史論的格外重視，反映出史家歷史評論之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增強。這從他《獄中與諸甥侄書》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寫道：

  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68]

  從史學批評的理論來看，這段話是很重要的。一是范曄首次提出了「評論」這個範疇。聯繫上下文來看，他說的「評論」指的就是歷史評論。二是范曄認真研究和比較了前人的史論，認為班固雖然「最有高名」，實則「於理近無所得」，而對於賈誼《過秦論》則甚為仰慕。三是他對於自己所撰的史論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雜傳論和類傳論，甚至不比《過秦論》減色，更無愧於《漢書》的後贊。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史論提出了「精意深旨」、「筆勢縱放」兩條標準，前者指史家的思想，後者指史家的文采。二者結合，才能稱得上是傑出的史論。四是他認為史家「因事就卷內發論」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對歷史作出恰當評價的作用。這一認識，反映出史家崇高的歷史責任感。

  范曄對自己的史論的評價，儘管多少帶著一定的感情色彩，難免有言過其實之處，如「天下之奇作」、「奇變不窮」等說，似未必允當。宋人洪邁批評說：「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69]看來，這就是「高自誇詡」引來的批評。但從主要方面來看，范曄的史論確有不少飽含精意深旨而又筆勢縱放的名篇。《後漢書》卷二二「中興二十八將」論、卷七八《宦者列傳》後論、卷八三《逸民列傳》序，是歷來為後人所稱道的。「中興二十八將」論共480多字，主要講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這是明確表明他不同意「二十八將」上應「二十八宿」的說法，而是把他們放到特定的時勢中即「感會風雲」來評價他們，顯示出他的樸素唯物史觀傾向。第二層意思是對「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的說法進行辨析。認為，秦、漢以前，尚可「授受惟庸，勛賢皆序」，西漢時期就不是這樣了。一方面是「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一方面又是「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漢光武帝正是「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對功臣既不裂土分封，又不廣泛委以重任，故「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這是充分肯定了漢光武帝在調整統治集團內部關係上做法的成功。范曄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認識是：「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所謂「精意深旨」，於此可見其大概。

  《宦者列傳》後論，首先概括了歷史上「喪大業絕宗禋」的四種原因：「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接著從宦官共同的生理與社會特點，說明他們極易獲得皇家的信任；而他們品質、個性上的特徵，總會出現「真邪並行，情貌相越」、「回惑昏幼，迷瞀視聽」的現象，兼之「詐利既滋，朋徒日廣」，對朝廷有極大的腐蝕、破壞作用，以至於「社稷故其為墟」。這是把宦官置於總的政治得失之中加以考察的，故在分析上超脫了就事論事的個別性說明，是上升到理論認識方面。這或許就是范曄所說的「筆勢縱放」。《逸民列傳》序開始分析了「逸民」之產生的不同原因：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這是對「逸民」現象作了具體的分析，而有別於對其作自然主義的解釋。其後，范曄以王莽、東漢為例，指出不同政治環境對「逸民」現象的影響。王莽時期，人們「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光武時期，「旌帛蒲車之所征賁，相望於岩中矣。……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而自肅宗（漢章帝）以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情況又不同了。這一篇序，從一般的逸民現象論到東漢的逸民現象，並揭示出「帝德」的盛衰跟逸民現象的直接關係，於「筆勢縱放」中亦可窺其「精意深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