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史文表述與美學要求

  一、「善序事理」與「良史之才」

  中國史家重視「序事」，人們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為「良史」。然而，作為史文表述來說，「善序事理」也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和特點。

  班彪推崇司馬遷的史文表述，說他「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72]。所謂「善述序事理」，包含了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善辯而不浮華，二是質樸而不粗鄙，三是內容、形式相稱。後來班固繼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評價，寫道：「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73]這裡說的「善序事理」比較班彪的評價又進了一步，肯定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這是強調了所述內容的翔實可靠、沒有粉飾或掩飾之詞。總的來看這兩個評價，前者所強調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後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內容都說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評價。可見，「善序事理」，並不僅僅是史文表述形式的問題。

  范曄對司馬遷、班固的史文加以比較和評價，寫道：「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74]這裡肯定了班固史文的不偏激，不抑揚，敘事豐富而不龐雜，內容詳贍而得體。從這裡又可進一步看出，從史文去判斷史家是否是「良史之才」，決不僅僅是文字表述問題，還包含著史家對所述內容的選擇和處置，對所述史事在表述分寸上的把握。所謂「不虛美，不隱惡」、「不激詭，不抑抗」，都是這個意思。

  西晉史家陳壽，在史學上也是被稱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載，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75]西晉人評價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具體有何所指，這裡沒有記載。唐初史家即《晉書》的撰者們是這樣評價陳壽的：「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76]根據後者的評論，或者可以認為，陳壽的「善敘事」是表現在「奮鴻筆」、「騁直詞」這兩個方面。「奮鴻筆」主要指史文表述的形式，「騁直詞」主要指史文所述內容。相比之下，人們對陳壽作為「良史之才」的評價，比起人們對馬、班的評價就顯得略遜一籌了，不過這倒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評價。東晉史家干寶也被人們稱為「良史」。史載，干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77]。顯然，「直」是針對所述內容說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說的。

  從人們對馬、班、陳壽、干寶的有關評價中，可以獲得這樣一個認識：在兩漢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把史家的「善序事」視為「良史之才」，似已成為史學上的一個共識。而對「善序事」的理解，一般應包含對史文表述本身的要求和對史文所述內容的要求。這兩個方面都做得好，才可以稱作「善序事」或「善序事理」，才可以稱得上是「良史之才」。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史家對於「序事」確實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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