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德

  章學誠論「史德」，是對劉知幾關於才、學、識「史才三長」論的新發展。《文史通義》中的《文德》、《質性》、《史德》、《婦學》、《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等篇，都論到過才、學、識問題，足見他對「史才三長」論的重視。他重複劉知幾的論點說：「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17]他不像劉知幾用比喻的方法來說明才、學、識之間的關係，而是採用思辨的方法來闡述它們相互間的關係，指出：「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為小慧；小慧無識，是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18]學是基礎，識是水平，真正的才是學與識的表現形式。他舉例說，司馬遷《史記》「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19]。史例的運用，其實也是史才的一種反映；史家為史例所拘牽，從根本上說還是史識的不足。章學誠的這些見解，並不是簡單地重複劉知幾的論點，而是把它們之間的關係闡述得更全面、更透徹了。

  章學誠對「史才三長」論的發展，更突出地表現在他明確地提出了「史德」這一理論範疇，以及與此相關的「心術」論。他寫道：「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賈）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20]章學誠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由「史德」而論及「心術」，這是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的重要貢獻。

  史家慎於心術，才談得上史德。這是章學誠「史德」論的核心。他說：

  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以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

  

  這一段話，在史學理論上比較深入地講到了歷史撰述中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章學誠首先肯定地認為，心術之所以特別值得重視，是因為即便有「君子之心」而其自身修養卻很難達到純粹的境界，這是「大賢以下，所不能免」的，既然如此，用重視心術來要求史家不是太困難了嗎？章學誠很客觀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大凡作為「良史」，「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他講的「天」，就是客觀歷史；他講的「人」，就是史家。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說要充分尊重客觀歷史，而不要以史家的主觀好惡去影響對客觀歷史的反映。章學誠的高明之處，是他並不認為在歷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主體意識的作用，即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但只要史家有這種自覺的認識並努力去做，那就也稱得上具有良好的「著書者之心術」了。

  章學誠認為，史家在「心術」方面的修養有兩個標準，即「氣平」、「情正」。他分析到，「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而「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因此，史家應當儘量避免「因事生感」以至於「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或「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不至於「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他的結論是：「心術不可不慎也。」[21]

  劉知幾曾說：「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22]他在《史通》的《直書》、《曲筆》等篇中的一些闡述，實則都包含有「史德」的思想。錢大昕等考史學者強調「實事求是」，也包含了史家在「心術」上的要求。章學誠的貢獻，是明確地把「史德」、「心術」作為理論問題提出來分析，使之具有理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