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法和史意

  劉知幾和章學誠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是沒有人可以與之相比的。在章學誠還在世的時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劉知幾。對此，章學誠認真地作了這樣的表白：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23]

  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同劉知幾在史學批評上的異趣。在這裡，章學誠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史法」和「史意」兩個史學範疇的區別。而這兩個史學範疇，並非只用於說明他跟劉知幾的異趣，而是反映了唐宋迄清，史學批評之發展上的主要特點。章學誠對此曾作這樣的概括：「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24]章學誠對這一發展是看得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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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法」和「史意」這兩個範疇的含義，在中國史學上都有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

  「史法」，按其初意，當指史家的「書法」而言。孔子是較早提出「書法」這個概念的人。他針對春秋時晉國史官董狐所書「趙盾弒其君」一事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25]這裡講的「書法」，是指古代史官的記事原則。從當時的制度、禮儀、是非觀念來看，董狐所書「弒其君」，顯然也包含了對所記事件的評論和有關人物的褒貶。這是當時史官記事的一種成例，在春秋時期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孔子作《春秋》，「發凡言例」，「屬辭比事」，一方面反映了他對歷史的見解，另一方面也是對這種書法傳統的總結。

  劉知幾著《史通》，極大地豐富了史家關於史書體裁、體例的思想，也擴大了「史法」的內涵。他認為：「史無例，則是非莫准。」[26]劉知幾說的「史例」，是指史書在外部形式上的規範和內部結構上的秩序，這種規範和秩序也反映著史家對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貶的看法。他對史家記事的原則和要求，也有專篇論述，並揭示了史家「書事」中「直書」與「曲筆」的對立。劉知幾還論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偽、詳略，以及語言、文字表達上的要求。他認為，這是關係到「史道」、「史筆」的重要問題。《史通》一書涉及史學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從史書的形式、書事的原則、內容的求真、史事的處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幾個方面，展開對以往史學的批評的。他講的「史例」、「書事」、「史道」、「史筆」，豐富、發展了前人關於史家「書法」的思想。他說的「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其實就是說的「史法」。劉知幾之論史例、書事、史道、史筆，已經完全擺脫了劉勰把史書作為一種文體來看待，而是從史學的獨立品格來討論這些問題的。這是劉知幾在史學批評上的重要貢獻。在他之後，討論「史法」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如韓愈、鄭樵、葉適等。

  「史意」這個範疇的含義，可以追溯到孟子論春秋時期各國國史時所說的「事」、「文」、「義」中的「義」。秦漢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視對於「義」的討論和貫徹。

  司馬遷引用父親司馬談的話說：「『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27]「義」與「意」本相近，但從《春秋》的「義」到司馬氏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發展。司馬遷的為史之意，他在《報任少卿書》中作了這樣的概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同《春秋》的「辯是非」、明「道義」、「懲惡而勸善」之義，實不可同日而語。

  荀悅《漢紀》序申言，「立典有五志」，第一條就是「達道義。」范曄評論司馬遷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論和著述，說是「大義粲然著矣」，並自稱所撰《後漢書》中「諸細意甚多」[28]，反映了他對「史義」與「史意」的重視。

  劉知幾以論史例、史道、史筆見稱，但他也強調為史之「義」與為史之「志」。他因「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他撰《史通》之志是：「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29]劉知幾對於史義、史志的追求，進而發展到對「史識」的提出，除了論述才、學、識的相互關係，還指出：「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30]他推崇孔子、司馬遷、班固、陳壽這些「深識之士」，都能「成其一家」[31]。這裡，他已經觸及歷史認識中的主、客體的關係了。劉知幾把「史義」發展到「史識」，這是他在理論上的貢獻，可惜的是，他沒有像探討史例、史筆那樣，充分對史識展開闡述，以致章學誠才可以自信地說：「劉言史法，吾言史意。」

  南宋思想家、史學批評家葉適在他的讀書札記《習學記言序目》中，有許多關於「史法」的議論，並對《春秋》、《左傳》、《史記》以下，至兩《唐書》、《五代史》，均有所評論。葉適反覆論說，董狐書趙盾弒君事，齊太史書崔杼弒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當時史法」，或稱「舊史法」，但孔子也有所發展。他認為：

  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嘗不並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32]

  他根據這個認識，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見解，認為「《春秋》者，實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葉適的這個見解趨於平實，不像儒家後學或經學家們賦予《春秋》那麼崇高而又沉重的神聖性。

  葉適「史法」論的另一個要點，是批評司馬遷著《史記》而破壞了「古之史法」，並殃及後代史家。通觀他對司馬遷的批評，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司馬遷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製」，「史法遂大變」。第二，司馬遷「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故其記項羽「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33]。第三，司馬遷「述高祖神怪相術，太煩而妄，豈以起閭巷為天子必當有異耶」，這是「史筆之未精」；《隋書》述楊堅「始生時『頭上角出，遍體鱗起』」，足見「史法之壞始於司馬遷，甚矣」[34]。第四，以往《詩》、《書》之作都有敘，為的是「系事紀變，明取去也」，至司馬遷著《史記》，「變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淺近重複」，「其後史官則又甚矣」，可見「非復古史法不可也」[35]。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馬遷「變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36]。

  葉適的「史法」論及其所展開的史學批評，可以說是是非得失兩存之。他論《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對的。他批評司馬遷破壞古之史法，主張「非復古史法不可」，顯然是不足取的。但葉適指出史書述天予往往有異相，實未可取，還是對的。葉適的「史法」論，涉及史學的幾個主要問題。一是史家的史筆或曰書法，二是史書的內容之真偽，三是史書的體裁，四是史家褒貶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應有獨立的見解。葉適在史學批評之理論上的貢獻，是他對「史法」這個範疇給予突出的重視，並作了比較充分的闡述。在這個問題上，葉適從劉知幾到章學誠之間架設了理論上的橋樑。

  葉適評史，也講史義或史意。他說，「史家立義，必守向上關捩，庶幾有補於世論」[37]。這是主張史家當立意高遠，有補於世。他還認為，「品第人材以示勸戒，古人之本意，史氏之常職也」，而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失本意矣」[38]。他批評司馬遷「別立新意」而成《史記》，是「書完而義鮮」[39]。顯然，葉適論史意，也是得失兩存，但失多得少，與章學誠相去甚遠。

  章學誠重視史意的思想，貫穿於《文史通義》全書之中，然也有比較集中的論述。他在《言公上》中說：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

  他在《申鄭》中進而指出：「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由此可以看出，章學誠所說的「史意」，本上承於孔子所重視的「義」。在上引兩段文字中，章學誠強調了「事」與「文」都是被用來表現「義」的，即事實（史事）與文采乃是反映一定思想的途徑和形式。因此，「史家著述之道」，當以「義意所歸」即以一定的思想境界為追求的目標。

  誠然，章學誠所說的「史意」雖本於孔子《春秋》之義，但其內涵卻遠遠超出了後者。他在《答客問上》中說道：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他說的「家學」，是他所闡述的《春秋》以來的史學家法的傳統。他對於「義」的發揮，實際上已包含著對於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等史家之撰述思想的總結[40]。據此，可以把章學誠所強調的史學之「義意所歸」的思想，概括為以下幾個要點：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變，三是貴獨創，四是重家學。其中貫穿著尊重傳統而又不拘泥於傳統的創新精神，而「別識心裁」、「獨斷一心」正是這個思想的核心。這就是章學誠所說的「史意」。

  「史法」和「史意」，是古代史學理論中兩個相互聯繫的不同的側面，也是兩個相互滲透的不同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