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古代史學理論的基本範疇

  一、史才、史學、史識

  劉知幾提出「史才三長」的理論，即史才、史學、史識的理論；章學誠提出「史德」的理論，發展了「史才三長」說，提出了「史意」與「史法」的區別，關係到史家的撰述思想和成果形式。以上這幾個概念，從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了史學的一般的和本質的特徵，有廣泛的影響，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基本範疇。

  《史通》的史學批評理論，是圍繞著歷史撰述和史學功用的一些重要方面展開的。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大多不能脫離對史家的評價。這是《史通》作為史學批評著作的鮮明特色。但是，它關於史家的許多評論，一般都是結合歷史撰述的具體問題提出來的。把許多個別的史家凝聚成一個抽象的史家，並對其作總體性評論，這是劉知幾史學批評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是他在回答友人所問時闡述的，文不載於《史通》而見於《舊唐書》本傳：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時人以為知言。

  劉知幾明確地指出，只有具備才、學、識「三長」的人，方可成為「史才」。這是他的史家素養論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養的最高標準。

  他說的「才」，主要指掌握文獻的能力，運用體裁、體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他說的「學」，是指各方面的知識，主要是文獻知識，也包括社會知識以至自然知識。他說的「識」，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膽識。劉知幾對於史家膽識格外強調，其最高標準是「好是正直，善惡必書」，認為這是「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的境界。在他看來，史學的主要功用在此，史書的歷史價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養亦在此。他認為，學者跟良史的區別也就在這裡，即「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15]。他也主張史家應當博聞多識，但僅做到這一點是不能成為良史的。

  

  在劉知幾以前，不少史家對史書的事、文、義分別有過一些論述，也有許多真知灼見。而劉知幾超出前人之處，一是明確地提出了才、學、識這三個史學理論範疇，二是闡述了三者之間的聯繫，三是把才、學、識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並確定為史家素養的最高標準。劉知幾本人並未明言《史通》與「史才三長」論之間的內在聯繫，但通觀《史通》全書，它的大部分篇目所論，都是可以按照才、學、識這三個範疇去劃分的。

  劉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長」論，把史家素養問題提到了更加自覺的理論認識高度，對促進史家自身修養和史學進步都有積極的作用，在中國史學上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影響所及又超出史學範圍，清代詩歌評論家袁枚認為：「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16]史學批評家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其中不少篇目論及「史才三長」，而以《史德》最為精到，從而發展了劉知幾關於史家素養的理論。